李吉甫之始执政也，以推荐贤才致天下之誉，上国计簿，以人主知财用之难而思节省，尤大臣之要术也。其他则媢疾导谀，心违其言，不可胜道矣。元稹、李宗闵起而对策，诘吉甫之奸，推奥援之托，堂堂侃侃，罢黜不以为忧，充斯志也，何有于崔潭峻、魏弘简、王守澄之刑余？又何有于李逢吉、王播之贪鄙？言之也不怍，尤不惧也。一旦改面而事佞倖以傍趋，有倍蓰于吉甫诸人之为者。观其始进，览其遗文，亦恶知其灭裂之至于此哉？
若夫刘栖楚者，则尤异矣。敬宗晏朝，百官几至僵仆，栖楚危言以谏，至于以首触地，流血被面而不退，迹其风采，均等朱云，固李渤之所不逮也；王播赂王守澄求领盐铁，复与独孤朗等延英抗论，尤不畏彊御、鉏奸卫国之丰标也；而栖楚之为栖楚何如邪？奸谄之尤，而冒刚方之迹，有如此夫！然其所建白，犹一时一事以气矜胜耳。至于牛僧孺而所托愈难测矣。韩弘荐贿，中外咸食其饵，而僧孺拒之，其律己也，君子之守也；悉怛谋据地以降，李德裕力请受纳，而僧孺坚持信义，其持议也，君子之正也；则且许以果为君子，而与于帝王之文德，以无忝于大臣，固无多让。而僧孺之为僧孺又何如邪？结李宗闵为死党，倾异己，坏国事，姑自戍削以建门庭，而雠其险毒，又如此。
夫穆、敬二帝虽曰淫昏，而是非之心未能全泯，故此诸奸者，亢厉自饰，而揣无诛殛之忧，唯是冒忠直正大之迹，欺天下以自容于公论。盖自唐中叶以后，韩愈氏依傍六经之说以建立标帜，则非假圣贤之形似，不足以鼓吹后起之人才为之羽翼。因时所尚，凭其浮动之气、小辨之才，而栖楚且为忠戆之领袖，僧孺且为道义之仪型。小人之窃也，至于此而穷工极变，上欺人主，下欺士民，延及后世，犹使儒者史臣以周公不享越裳、春秋不登叛人之义滥许僧孺，而栖楚叩头流血之奸，无有能摘发之者。呜呼！小人之恶滔天，尚谁与惩之哉？孔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小人之仁，正其不仁之甚者，辨者不可不审也。
文宗
〖一〗
唐自元和以后，国之无人久矣。王守澄、陈弘志推刃天子，无有敢斥言之者，纵横两代，至文宗之季年，而后以他罪诛之，则刘克明何惮而不灭烛以弑少年之天子邪？克明滔天之罪，发之者，王守澄等四宦豎也；斩之者，神策飞龙宦竖所将之兵也。路隋以学士而为逆贼草制，韦处厚俛仰而推讨贼之功于江王，如是，尚可谓唐之有人乎？
孙明复之治春秋曰：“称国以弑者，国之人皆不赦也。”胡氏讥其已酷，非也；所谓国之人者，非下逮于庶人，亦其当国之臣、允膺在宫在官之辟者也。然则宪、敬二君之弑，唐之大臣所可逭不赦之诛者谁也？韩弘、张弘靖、李逢吉、王播、皇甫镈、韦处厚贤不肖无得而免为。而李绛、裴度、忠贞为众望所归，亦何面目立新主之廷焉？当其时，宦竖之势张矣。然未至如汉末诸奄，斩艾忠良，空天下之群而无遗也；且未如肃、代之世，程元振、鱼朝恩杀来瑱如圈豚，夺郭子仪之权位如夺婴儿之弄具也；刘一攄其忠愤，抗言不忌，虽不擢第，而抑无蔡邕髠钳、张俭亡命之祸。则唐室诸臣，亦何惮而不孤鸣其公愤？呜呼！国之无人至于此极，而抑何以致此哉？
国家之大患，人臣之巨慝，莫甚于自相朋比，操进退升沈于同类之盈虚，而天子特为其酬恩报怨、假手以快志之人。所谓正人者，唯以异己相倾之徒为雌雄不并立之敌；其邪者，则以持法相抑之士为生死不戴天之雠。而非天子莫能代之以行其志。非左右持权之宦豎，莫能助己以快其欲。藉令当宪宗之弑，而建讨贼之旌，则岂徒弘志哉？守澄其渠帅也；匪徒守澄，郭后其内贼也；匪徒郭后，穆宗其戎首也。推究至极，不容中已。而守澄尸威福之柄，两立于邪正之交，以持衡而颠倒之；郭后挟国母之尊，穆宗固世适之重，天位既登，动摇不可。则发义问者此党之人，而彼党即乘瑕而进。功隳名败，身不保而祸延同类。于是素有忠直之望者，亦惴惴然惜门户以图伸；而依附之士，咸指扪舌以相劝止。低回一起，慷慨全消，方且尊太后，肆大赦，以揜其恶而饰之，因循安位，以求遂其汲引同汇、拒绝异己之情。为君子者，固曰吾以是为善类地也，而况匪人之比哉？宦竖乃以知外庭之情志，视君父之死如越人之肥瘠，闭户自保，而以不与为安。敬宗虽无刘子业、萧宝卷之凶淫，一失其意，而刃剚其胸，何不可使路隋、韦处厚泚笔弄舌以文其大恶乎？呜呼！盈廷若是，而按孙氏春秋之法，非诬也。李绛、裴度虽云贤者，其能逃于法外哉？
李长源归卧衡山，而李辅国不敢竟其恶；郭汾阳罢兵闲处，而鱼朝恩不敢肆其毒；君子不浮沈于爵禄权势之中，乱臣贼子自有所畏忌而思戢。元和以降，所号为大臣者，皆荏苒于不进不退之交，而白刃两加于天子之脰。唐之无人，厥有繇矣。文宗进李训、郑注而谋诛内贼，非尽不明也。人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无可托也。
〖二〗
朋党兴，而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将孰从而正之哉？邪正无定从，离合无恒势，欲为伸其是、诎其非，画一是非以正人之趋向，智弗能知，勇弗能断。故文宗曰：“除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亦非尽暗弱之说也。
李宗闵、牛僧孺攻李吉甫，正也；李德裕修其父之怨而与相排摈，私也。乃宗闵与元稹落拓江湖，而投附宦官以进，则邪移于宗闵、稹；而德裕晚节，功施赫然，视二子者有薰犹之异矣。李逢吉之恶，夫人而恶之，德裕不与协比，正也；而忽引所深恶之牛僧孺于端揆，以抑逢吉，而睦于僧孺，无定情矣。德裕恶宗闵，讦贡举之私以抑之，累及裴度，度不以为嫌，而力荐德裕人相，度之公也；李宗闵与度均为被讦之人，乃背度而相倾陷，其端不可诘矣。宗闵与稹始皆以直言进，既皆与正人忤，而一争进取，则稹合于德裕以沮宗闵，两俱邪而情固不可测矣。杨汝士之汙浊，固已；德裕以私怨蔓延而讦之使贬，俾与裴度、李绅同条受谤，汝士之为贞邪不决矣。白居易故为度客，而以浮华与元稹为胶漆之交，之倾度，居易不免焉，而德裕亟引其从弟敏中，抑又何也？李训、郑注欲逐德裕，而荐宗闵以复相，乃未几陷杨虞卿而窜宗闵于明州，何其速也？聚散生于俄顷，褒贬变于睚眦，是或合或离、或正或邪，亦恶从而辨之哉？上无折中之宸断，下无臧否之定评，颠倒天下以胥迷乱，智者不能知，果者不能决也。揆厥所繇，则自李绛恃其忠直而不知大臣之体，与小人比眉事主，而相角以言。口给之士，闻风争起，弄其辅颊，议论兴而毛举起权势移而向背乖，贸贸焉驰逐于一起一伏之中，惊波反溅，罔知所届，国家至此，其将何以立纲纪而保宗祐哉？
唐、宋以还，败亡一轨，人君尸居太息而未可如何。呜呼！乱之初生，自所谓君子者開之，不但在噂沓之小人也。吕吉甫、章惇之害未去，而首击伊川者，司马公之门人苏轼、苏辙也；奄党之祸未除，而特引阮大铖以倾众正者，温体仁所击之钱谦益也。当王介甫恶二苏之日，体仁陷谦益之时，岂料其速变之如斯哉？烈火焚原而东西不知所极，公忠体国之大臣虑之已早，镇静慎默以赞天子之独断，而人心戢、风俗醇。苟非其人，弗能与于斯也。
〖三〗
文宗耻为弑君之宦竖所立，恶其专横而畏其害己也，旦夕思讨之，四顾而求托其腹心，乃擢宋申锡为相，谋之不克，申锡以死，祸及懿亲，而更倚李训、郑注、王涯、舒元舆以致廿露之变。申锡之浅躁，物望不归；训、注则无赖小人，繇宦竖以进，倾危显著，可畏而不可狎；涯、元舆又贪浊之鄙夫也。文宗即不足与于知人之哲，亦何颠越乃尔哉？于其时，非无勋望赫奕之元臣如裴中立、英果能断之伟人如李文饶；而清谨自持如韦处厚、郑覃者；犹不致危身以偾国。文宗俱未进与密谋以筹善败，独決意以托匪人，夫亦有故存焉。
唐之诸臣，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者也。宠以崇阶，付以大政，方且自诧曰：此吾党之争胜有力而移上意以从己。其心固漠然不与天子相亲，恃其朋类争衡之战胜耳。故以裴中立之誉望崇隆，为四朝之元老，而陈弘志之弑，杜口色羞；若李文饶，则假宦竖王践言以内召；而李宗闵、元稹、牛僧孺之恃阴腐为奥援者，又勿论也。
外有不相下之仇敌，则内不可更有相忤之中人；争衡于一进一退之闲，则不能复问大贞大邪之辨；文宗盖流览踌躇，知其无可与谋也。而宋申锡以轻狷不审去就之庶尹，为两党所不推，舒元舆、王涯、贾，则首鼠两端，持禄免咎者也；训、注之邪，上知之矣，乃其不择而击之力，一试之德裕，再试之宗闵，两党皆其所搏噬，庶谓其无所固执而可借为爪牙者耳。
悲夫！自长庆以来，所敢以一言触宦竖者，独一刘从谏而已，而固防其且为董卓也。则文宗不以委之申锡、训、注而谁倚乎？藉令谋之中立，而中立未必应也；谋之文饶，而文饶固不从也；谋之处厚、覃，而处厚、覃且战栗以退也；谋之宗闵、僧孺，而比于宦官以反噬也。故文宗交不敢信，而托之匪人。无他，环唐之廷，大小臣工贤不肖者，皆知有门户，而忘其上之有天子者也。弑两君，杀三相，裴中立且自逍遥于绿野，而况他人乎？
〖四〗
牛、李维州之辨，伸牛以诎李者，始于司马温公。公之为此说也，惩熙丰之执政用兵生事，敝中国而启边衅，故崇奖处錞之说，以戒时君。夫古今异时，彊弱异势，战守异宜，利害异趣，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温公以之矣。
乃所取于牛僧孺之言抑德裕者，曰诚信也。诚揭诚信以为标帜，则谋臣不能折，贞士不能违，可以慑服天下之口而莫能辩。虽然，岂其然哉？夫诚信者，中国邦交之守也。夷狄既踰防而为中夏之祸矣，殄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掩之而不为不信。使恤彼相欺之香火，而养患以危我社稷、杀掠我人民、毁裂我冠裳也，则太王当终北而于熏鬻，文王可永奉币于昆夷，而石敬瑭、桑维翰、汤思退、史弥远、允为君子矣。
突厥、回纥，唐曲意以下之者，皆有功于唐，舍其暂时之恶，而以信绥之，犹之可也。然而且有不必然者，其顺逆无恒，驭之有制，终不可以邦交之道信其感孚也。况乎吐蕃者，为唐之封豕长蛇，无尺寸之效，有邱山之怨，偶一修好，约罢戍兵，而于此言诚信乎？僧孺曰：“徒弃诚信，匹夫之所不为。”其所谓诚信者，蓋亦匹夫之谅而已矣。其以利害言之，而曰：“彼若来责，养马蔚茹川，上平凉坂，万骑缀回中，不三日至咸阳桥。”是其张皇虏势以相恐喝也，与张仪夸秦以胁韩、楚之游辞，同为千秋所切齿。而言之不忌，小人之横，亦至此哉！
夫吐蕃自宪宗以后，非复昔之吐蕃久矣。元和十四年，率十五万众围盐州，刺史李文悦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击之，大败而退；其明年，复寇泾州，李光颜鼓厉神策一军往救，惧而速退：长庆元年，特遣论讷罗以来求盟，非慕义也，弱丧失魄，畏唐而求安也。其主彝泰多病而偷安，不数年，继以荒淫残虐之达磨，天变于上，人叛于下，浸衰浸微，而论恐热、婢婢交相攻以迄于亡。安得如僧孺之言，扣咸阳侨、深人送死而无择哉？敛手頫颜，取悉恒谋献之，使砾于境上，以寒向化之心。幸吐蕃之弱也，浸使其彊，日无唐，而镞刃之下豈复有唐乎？
僧孺又曰：“吐蕃四面万里，失一维州，未损其势。”则其欺弥甚矣。吐蕃之彊，以其尽有北境也。于宪宗之世，全力南徙，以西番重山深谷，地险而腴，据为孤兔之窟，于是而始衰，沙陀、黠戛斯、回纥侵有其故疆矣。故韦皋一振于西川，而陇右之患以息。其南则南诏方与为难，而碉门、黎、雅之闲，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制其咽吭，则溃散臣服，不劳而奏功。西可以收岷、洮，南可以制南诏，北可以捍黠戛斯、回纥之东侵，而唐无西顾之忧。其在吐蕃，则大害之所逼也。而岂无关于损益哉？
夫夷狄聚则逆而散则顺，事理之必然者也。拒归顺者以坚其党，故婢婢曰：“我国无主，则归大唐。”然与论恐热百战而终不归者，惩悉怛谋之惨，知唐之不足与也。以是为诚信，将谁欺乎？夫僧孺岂果崇信以服远、审势以图宁乎？事成于德裕而欲败之耳。小人必快其私怨，而国家之大利，夷夏之大防，皆不胜其恫疑之邪说。文宗弗悟而从之，他日追悔而弗及。温公抑遽许之曰：“僧孺所言者义也。”使然，则周公之兼夷狄，孔子之作春秋，必非义而后可矣。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