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尝论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三者之致祸异，而相沿以生者，其归必合于一。不相济则祸犹浅，而相沿则祸必烈。庄生之教，得其氾滥者，则荡而丧志，何晏、王衍之所以败也；节取其大略而不淫，以息苛烦之天下，则王道虽不足以兴，而犹足以小康，则文、景是已。若张道陵、寇兼之、叶法善、林灵素、陶仲文之流，则巫也。巫而托于老、庄，非老、庄也。浮屠之修塔庙以事胡鬼，设齐供以饲髠徒，鸣钟吹螺，焚香呗呪，亦巫风尔；非其创以诬民，充塞仁义者也。浮屠之始人中国，用诳愚氓者，亦此而已矣。故浅尝其说而为害亦小，石虎之事图澄，姚兴之奉摩什，以及武帝之糜财力于同泰，皆此而已。害未及于人心，而未大伤于国脉，亦奚足为深患乎？其大者求深于其说，而西夷之愚鄙，猥而不逮。自晋以后，清谈之士，始附会之以老、庄之微词，而陵蔑忠孝、解散廉隅之说，始熺然而与君子之道相抗。唐、宋以还，李翱、张九成之徒，更诬圣人性天之旨，使窜入以相乱。夫其为言，以父母之爱为贪癡之本障，则既全乎枭獍之逆，而小儒狂惑，不知恶也，乐举吾道以殉之。于是而以无善无恶、销人伦、灭天理者，谓之良知；于是而以事事无碍之邪行，恣其奔欲无度者为率性，而双空人法之圣证；于是而以廉耻为桎梏，以君父为萍梗，无所不为为游戏，可夷狄，可盗贼，随类现身为方便。无一而不本于庄生之绪论，无一而不印以浮屠之宗旨。萧氏父子所以相戕相噬而亡其家国者，后世儒者，沿染千年，以芟夷人伦而召匪类。呜呼！烈矣！是正弘景、敬容之所长太息者，岂但饰金碧以营塔庙，恣坐食以侈罢民，为国民之蝥螣矣哉？
夫二氏固与申、韩为对垒矣，而人之有心，犹水之易波，激而岂有定哉？心一失其大中至正之则，则此倡而彼随，疾相报而以相济。佛、老之于申、韩，犹鼙鼓之相应也，应之以申、韩，而与治道弥相近矣。汉之所谓酷吏，后世之所谓贤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疆者寇，民乃以殄而国乃以亡。呜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张商英以乱宋。何也？虚寂之甚，百为必无以应用，一委于一切之法，督责天下以自逸，而后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故张居正蹙天下于科条，而王畿、李贽之流，益横而无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则退而托于虚玄以逃咎责，法急而下怨其上，则乐叛弃君亲之说以自便，而心亡罪灭，抑可谓叛逆汩没，初不伤其本无一物之天真。繇此言之，祸至于申、韩而发乃大，源起于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庄生而始滥。端本之法，自虚玄始，区区巫鬼侈靡之风，不足诛也。斯陶、何二子所为舍浮屠而恶玄谈，未为不知本也。
〖二六〗
苏绰之制治法，非道也，近乎道矣。宇文泰命绰作大诰，为文章之式，非载道之文也，近乎文矣。其近焉者，异于道方明而袭之以饰其邪伪也，谓夫道晦已极，将启其晦，不能深造，而乍与相即也。天下将响于治，近道者开之先，此殆天乎！非其能近，故曰近道。天开之，使以渐而造之，故曰乍与相即也。
治道自汉之亡而晦极矣。非其政之无一当于利病也，谓夫言政而无一及于教也。绰以六条饬官常，首之以清心，次之以敷化，非其果能也，自治道亡，无有以此为天下告者，而绰独举以为治之要领。自是而后，下有王仲淹，上有唐太宗，皆沿之以起，揭尧、舜、周、孔之日月而与天下言之，绰实开之先矣。文章之体，自宋、齐以来，其滥极矣。人知其淫艳之可恶也，而不知相率为伪之尤可恶也。南人倡之，北人和之，故魏收、邢子才之徒，与徐、庾而相仿佛。悬一文章之影迹，役其心以求合，则弗论其为骈丽、为轻虚、而皆伪。人相习于相拟，无复有繇衷之言，以自鸣其心之所可相告者。其贞也，非贞也；其淫也，亦非淫也；而心丧久矣。故弗获已，裁之以六经之文以变其习。夫苟袭矣，则袭六经者，亦未有以大愈于彼也，而言有所止，则浮荡无实之情，抑亦为之小戢。故自隋而之唐，月露风云未能衰止，而言不繇衷、无实不祥者，盖亦鲜矣，则绰实开之先矣。宇文氏灭高齐而以行于山东，隋平陈而以行于江左，唐因之，而治术文章咸近于道，生民之祸为之一息，此天欲启晦，而泰与绰开先之功亦不可诬也。非其能为功也，天也。
呜呼！治道之裂，坏于无法；文章之敝，坏于有法。无法者，惟其私也；有法者，惟其伪也；私与伪横行，而乱恶乎讫！胡元之末，乱极矣，而吴、越之俊士，先出其精神以荡涤宋末淫靡繁乱之文，文章之系亦大矣哉！六代之敝，敝于淫曼；淫曼者，花鸟锦绮为政，而人无心。宋之敝，亦敝于淫曼；淫曼者，多其语助，繁其呼应，而人无气。无心而人寻于篡弑，无气而人屈于禽狄。徐、庾、邢、魏之流波，绰挽之矣。孰有能挽苏洵、曾巩之流波者乎？俟之来哲。
〖二七〗
贺琛上书论事，其他亦平平耳，最要者，听百司莫不奏事，使斗筲诡进，坏大体以窃威福，此亡国败家必然之券也。妄言干进者，大端有二：一则毛举小务之兴革也，一则鉤索臣下之纤过也。若此者，名为利国，而实以病国；名为利民，而实以病民；害莫烈焉。
法虽善，久而必有罅漏矣，就其罅漏而弥缝之，仍一备善之法也。即听其罅漏，而失者小，全者大，于国民未伤也。妄言者，指其罅漏以讥成法，则必灭裂成法而大反之，歆之以斯须之小利，亦洋洋乎其可听矣。不知百弊乘之，蠹国殃民而坏风俗，此流毒于天下而失民心之券也。贤者之周旋视履而无过者亦鲜矣，刚柔之偏倚，博大谨严之异志，皆有过也。贪廉之分，判于云泥，似必不相涉矣，而欲求介士之纤微，则非夷、惠之清和，必有可求之瑕璺。君天下者，因其材，养其耻，劝进于善，固有所覆盖而不章，以全国体、存士节，非不审也。乃小人日伺其隙，而纠之于细微，言之者亦凿凿矣，士且侧足求全而不逸于罪罟，则人且涂饰细行以免咎，曲徇宵小以求容，而锲刻之怨，独归于上，此流毒于荐绅而失士心之券也。民心离，士心不附，上有余怨，下有溢怒，国家必随之以倾。
故非舜之智，不能取善于耕徒钓侣也；非孔子之圣，不能择善于同行之三人也。是以垂纩塞耳，垂旒蔽目，心持天下之大公，外杜辩言之邪径，然后润色先型，甄别士品，民安于野，吏劝于廷。至治之臻，岂其察小辨微之琐琐者哉！周德长而秦祚短，非千秋之永鉴与？武帝不纳琛之格言，而为之辞曰：“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乃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抑岂知秦法密而后赵高得志，王莽秉国，颂功德者皆疏贱之吏民邪？琛言未冷，梁社旋亡，图存保国者，尚以察察为戒哉！
〖二八〗
神智乘血气以盛衰，则自少而壮，自壮而老，凡三变而易其恒。贞于性者正，裕于学者正，则藏之密，植之固，而血气自盛，智不为荡；血气自衰，智不为耗；卫武公之所以为睿圣也。
梁武帝之初，可谓智矣。裴叔业要之北奔，则知群小之害不及远；萧颖胄欲请救于魏，则知示弱戎狄之非策；萧渊藻诬邓元起之反，则料其为诬；敕曹景宗下韦睿，则知师和必克。任将有功，图功有成，虽非宋武之习兵而制胜，而其筹得丧也，坚定而无回惑，于事几亦孔晰矣。至其受侯景之降，居之内地，萧介危言而不听；未几，听高澄之绐，许以执景，傅岐苦谏而不从；旋以景为腹心，旋以景为寇雠，旋推诚而信非所信，旋背约而徒启其疑，茫乎如舟行雾中而不知所届，截然与昔之审势度情者，明暗杳不相及；盖帝于时年已八十有五矣，血气衰而智亦为之槁也。
智者，非血气之有形者也，年愈迈，阅历愈深，情之顺逆，势之安危，尤轻车熟路之易为驰也，而帝奚以然也？其智资于巧以乘时变，而非德之慧，易为涸也。且其中岁以后，薰染于浮屠之习，荡其思虑。夫浮屠既已违于事理矣，而浮慧之流，溢为机变，无执也，可无恒也；无碍也，可无不为也；恍惚而变迁，以浪掷其宗社人民而无所顾恤，斯岂徒朱异、谢举之荧之哉？抑非老至耄及之神智衰损之为也，神不宅形，而熟虑却顾之心思，荡散而不为内主矣。夫君子立本于仁义，而充之以学，年虽迈，死则死矣，智岂与之俱亡哉？
〖二九〗
父子兄弟之恩，至于武帝之子孙而绝灭无余矣。唯萧综凶忍而疑于东昏之子，其他皆非蠭目豺声如商臣，帝亦未有蔡景之慝，所以然者，岂非慈过而伤慈之致哉？正德之逆也，见帝而泣；萧纶之悖也，语萧确而亦泣。绎也、范也、誉也、詧也，虽无致死以救君父之心，而皆援戈以起。然而迁延坐视，内自相图，骨肉相吞，置帝之困饿幽辱而不相顾也。且其人非无智可谋，无勇可鼓；而大器之笃孝以安死，方等之忘身而自靖，咸有古烈士之风焉。叙之以礼，诲之以道，约之以法，掖之以善，皆王室之辅也；抑岂若晋惠之愚、刘劭之凶，不可革易也乎？慈而无节，宠而无等，尚妇寺之仁，施禽犊之爱，望恩无已，则挟怨益深，诸子之恶，非武帝陷之，而岂其不仁至此哉？
而不但此也，人主之废教于子者，类皆纵之于淫声美色狗马驰逐之中。而帝身既不然，教且不尔，是以诸子皆有文章名理之誉，而固多智数。然而所习而读者，宫体之淫词；所研诸虑者，浮屠之邪说；二者似无损于忠孝之大节，而固不然也。子不云巧言鲜仁？则言巧而仁忘，仁忘而恩绝矣。若浮屠者，以缘生为种性，自来自去于分段生死之中，父母者，贪欲痴爱之障也，以众生平等视之，见其危亡，悲愍而已，过此又奚容捐自有之生缘以殉其难乎？二者中于人心，则虽禽呴鱼沫，相合以相亲；而相离以相叛，不保之于势穷力蹙之日矣。然则谓帝慈之已过者，非果慈也，视其子无殊于虎，以大慈普摄投身饲之而已。其学不仁，其教无父，虽得天下，不能一旦居，岂有爽与？
简文帝
〖一〗
至治之世无请托，至乱之世无请托，故嘱托之禁，虽设于律而不严，以其非本治也。汉灵帝立三互之法，高洋赏房超棓杀赵道德请托之使，命守宰设棓以捶杀属请之使，盖其时请托公行，狱讼大乱，有激而然也。
至乱之世，守宰专利于己，恶民之行赂属请而不存贿于己，则假秉公守法以总货贿于一门。上既为之严禁矣，虽致怨于人，而可弗惧，无有敢挢举其污者也。刘季陵不与公府之事，而陈蕃诮之，季陵正也，蕃非正也。然蕃且有辞于李陵矣，其时请托盛行，而季陵孤也。至治之世，在官有养廉之典，退居有尸祝之尊，贤士大夫亦何忍以身纳于垢浊。而乱世不能也。于是而擅利淫刑之守，亢厉以为能，请托绝而贿赂益滥，况乎绝其所绝而不能绝其所不绝者哉？任守宰而重其廉隅，教行而俗美，请托不足禁也。禁之而民之枉也益甚，灵帝之世是也。若高洋乐杀人以逞威，又无足论已。
〖二〗
唐之府兵，言军制者竞称其善，盖始于元魏大统十六年宇文泰创为之。其后籍民之有才力者为兵，免其身租、庸、调，而关中之疆，卒以东吞高民，南并江陵。隋、唐因之，至天宝而始改。人胥曰府兵改而边将骄，故安、史乱，河北终不能平，而唐讫以亡。而不知其不然也。府兵不成乎其为兵，而徒以厉民，彍骑虽改，而莫能尽革其弊，唐乃无兵而倚于边将。安、史之乱，府兵致之也，岂府兵不改而安、史不乱，安、史乱而府兵能荡平之也哉？
三代寓兵于农，封建之天下相承然也。周之初，封建亦替矣，然其存者犹千八百国也，外无匈奴、突厥、契丹之侵偪，兄弟甥舅之国，以贪愤相攻而各相防尔。然忿忮一逞，则各驱其负耒之愿民以蹀血于郊原。悲夫！三代之季，民之瘅以死者，非但今之比也。禹、汤、文、武之至仁，仅能约之以礼而禁其暴乱，而卒无如此鬬农民以死之者何也！上古相承之已久矣，幸而圣王善为之法，以车战而不以徒战，追奔斩馘，不过数人，故民之死也不积。然而农民方务耕桑、保妇子，乃辍其田庐之计，奔命于原野；断其醇谨之良，相习于竞悍；虔刘之，爚乱之，民之憔悴，亦大可伤矣！至于战国，一战而斩首者至数十万，岂乐为兵者哉？皆南亩之农夫，欲免而不得者也。汉一天下，分兵民为两途，而寓兵于农之害乃息。俗儒端居占毕而谈军政者，复欲踵而行之，其不仁亦惨矣哉！身幸为士，脱耒耜之劳，不耕而食农人之食，更欲驱之于白刃之下，有人心者，宜于此焉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