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符号和符号学
一、符号的定义
语言学家罗曼· 雅各布森曾经说过：“每一个信息都是由符号构成的”[1]，这表明，符号是人类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传播正是传播者借助于一定的符号向接收者传递信息的过程。符号与传播者身处的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中国人在婚礼的举行过程中穿着红色来传达喜庆的含义，美国人则会选择白色或者黑色来表示对婚礼的尊重，因此，在具体的传播活动中，符号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传播的效果，换言之，任何的传播活动都离不开符号。
那么，什么是符号？人类对于符号的思考和认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生活在公元前5—前4世纪的古希腊医学家波克拉底被称为“符号学之父”，他把病人的“征候”看作符号。[2]此后，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给符号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3]也即，符号是指代某一事物的另一个事物，它既对应了物质存在物，也是人的一种心理感知。奥古斯丁的定义直接影响了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皮尔士，皮尔士把符号学定义为符号、客体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并指出，符号代表客体或解释者头脑中所指的具体事物。[4]
在皮尔士之前，英国的哲学家洛克对于语言、文字作为符号在思维活动中的传播作用的思考值得我们关注，他在1690年发表的《人类解释论》中写到，符号“就是达到和传递……知识的途径”“我们如果想相互传达思想，并且把它们记载下来为自己利用，则还必须为观念造一些符号”“因为所考察的各种事物既然都不在理解中（除了它自己），因此它必须有别的一些东西来作为它考察的那些事物的符号和表象才行”[5]洛克对于符号作为人类知识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学者们对于符号的认识和定义。
波兰哲学家沙夫在《语义学引论》写道：“人类传播过程，虽然在它的过程和功能方面是复杂的，却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人们是在行为中，即在合作中（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是社会行为），经过符号的中介传递明确的意义，从而进行传播。”[6]
美国哲学家莫里斯则指出：“人是突出的应用符号的动物，人以外的动物诚然能对作为别的事物的符号的某些事物作出反应，但是，这样的符号却没有达到人类的言语、写作、艺术、检验方法、医学诊断和信号工具所具有的那种复杂性与精致性。……人类文明是依赖于符号和符号学系统的，并且，人类的心灵和符号的作用是不能分离的———即便我们不可以把心灵和这样的作用等同起来。”[7]莫里斯的定义提醒我们，人类的符号和动物界的符号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蜜蜂通过“8”字舞来传递蜜源的信息，狗通过尿液来划定自己的地盘，这些都是动物的符号行为，但是动物的符号更多是一种先天的、本能的生理机制发出的，而不像人类的符号有着复杂和精致的文化内涵。语言是人类最早的信息传播符号，不同地域孕育了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许多族群的语言完全不一样，很好地说明了人类符号系统的复杂和丰富。除了语言，人类还会通过动作、表情、音乐、绘画技艺等其他拥有某种具体意义的行为和手段来传播信息，交流思想，这些行为和手段都被视为人类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符号。
综上所述，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需要借助某一特定手段加以实现。这些手段可以是语言、动作、表情、音乐以及其他的包含某种意义的行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符号是用于“代表另一事物的某物”[8]，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9]
二、符号学概述
符号学，即“关于记号、记号过程或记号系统的理论性和应用性研究”。符号学研究分为一般符号学和专业符号学。前者研究符号学的一般理论，后者则是针对特定领域中的符号展开深入研究，例如语言符号学、影视符号学、广告符号学、建筑符号学等。
符号学的研究经历了从语言到非语言的扩展过程。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而已。“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学科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10]索绪尔尽管提出了超语言学的符号学构想，但其研究基本围绕着语言符号学展开，并没有对普通符号学进行论述，因此，索绪尔实际上并未建立普通符号学。在索绪尔之后，符号学领域的研究逐渐从语言符号范畴延伸到非语言符号范畴，并在二十世纪出现了系统的符号学理论，形成了分别以瑞士索绪尔系统、美国皮尔士系统、法国格雷马斯系统和意大利艾柯系统为代表的四种符号体系[11]，本教材重点介绍索绪尔和艾柯的符号研究理论。
（一）索绪尔的语言研究
索绪尔对语言学最大的贡献在于开创了语言共时层面的研究，即对语言结构或曰语言法则的研究。在索绪尔语言学中，最为核心的两对术语是语言（ langue ）和言语（parole）、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
索绪尔将人类的语言行为分为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作为言语活动整体层面的langage，作为结构层面的langue和作为使用层面的parole。其中，语言（langue）是索绪尔关注的重点，指的是语言的结构、法则、系统。“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另一方面，个人必须经过一个见习期才能懂得它的运用。”[12]而言语则是运用语言（ langue ）进行交流的具体活动。“与作为法规和系统的语言结构相对，言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个别性的选择行为和实现行为，它首先是由组合作用形成的……总之，语言结构既是言语的产物，又是言语的工具，这一事实具有真正辩证法的性质。”[13]语言（ langue ）类似于某一游戏的游戏规则，每一位游戏者在进行游戏时均须遵守这一规则才能将游戏进行下去。人与人之间能够凭借语言实现交流和沟通，其基础在于交谈双方遵循着同样的语言规则，而不同语系的人们之间难以用语言进行交流，本质上因为双方使用了不同的语言规则。因此，罗兰· 巴特总结认为，“语言结构就等于是语言（ Langue）减去言语。语言结构既是一种社会性的法规系统，又是一种值项系统。……语言结构是语言的社会性部分，个别人绝不可能单独地创造它或改变它。它基本上是一种集体性的契约，只要人们想进行语言交流，就必须完全受其支配”[14]。
语言符号联结的两项要素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抽象的概念和感觉的音响形象———后者是指一个词的声音和音节的音响形象。因此，索绪尔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称为符号。其中，概念即为所指（ signifié），音响形象为能指（ signifiant ）。
英语用“tree”这一词的发音来表示“树”这一概念，而汉语则用“shù”表示。“tree”和“shù”即为能指，共同指向所指“树”这一概念。“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15]也就是说，在汉语中，“树”这一概念必然地和“shù”这一音响形象联系在一起，并且这种联系之间没有任何的逻辑关系，而是任意的，或者说是约定俗成。只有语言共同体中的所有人都接受两者之间的联结，人们才可以形成交流。
（二）艾柯的符号代码理论
意大利符号学家昂贝多· 艾柯提出了当代最全面的符号理论[16]。艾柯把符号的稳定性和其在使用过程中的变异性结合起来，提出符号学应该包括“代码理论”和“符号产生理论”。用符号表示事物的过程是词义表示或指号过程，它是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体系：①世界中的条件或物体；②符号；③一整套反应系统；④一套符号和物体、符号和反应之间的对应规则。物体、符号和反应可能性系统组成一个“S唱代码”，即代码系统。在现实生活中，人对于“S唱代码”系统的使用有着人的因素，由此，“S唱代码系统”转向了“代码”，即由个人或群体使用的一套对应的规则，人的不同，使用目的的不同，都会导致对应规则的不同。接着，艾柯讨论了人们使用符号的四个方式，一是识别，即人们用符号来指代某种具体的事物行为；二是举例，即人们指示代表某物的例子；三是复制，即把任意的符号与其他符号结合起来使用；四是发明，即提出组织符号的新方法。正是基于人们复杂的使用符号的方式，任何内容、符号和反应系统之间可以产生无限多的方式在互相之间发生联系，任何符号可以有许多可能的内容或符号功能。[17]
三、符号的类型
一般来说，普通符号学之“普通”指的是研究对象（即符号）范围的普遍性。这一概念的产生源自语言符号向其他符号类型的延伸。索绪尔所建立的符号学体系限制于语言符号的研究；而罗兰· 巴尔特等学者则在他们的理论中表现出突破语言符号的对象范围，意图建立普通符号学理论。在普通符号学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一般将普通符号分为语言类符号和非语言类符号。皮尔士则将普通符号分为三种类型：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两个不同分类系统中的符号类型。
（一）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
语言是人类在劳动和社会协作过程中创造的符号系统，其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对于语言的起源，基督教圣经旧约的《创世纪》里专门有一个关于语言起源的犹太传说，耶和华上帝用土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亚当）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18]传说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类对世界万物的命名。实际上，音韵学的研究也表明，口语最早是用不同的声音对人类周围的万物命名开始的，通过命名，混沌的世界开始变得清晰和有序，人类开始根据各种命名来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进行划分和分类，继而在归纳分类中寻找各种事物具有的规律和特殊的性质，人类对于世界认识的神话伴随着人类语言的发展深化。德国著名释义学家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人因为有了语言，所以有了一个“世界”，同“世界”有了一种“关系”，对世界有了一种特殊的“态度”。“无论我们用什么语言，我们获得的只是一个更为扩大的方面，一种世界观。”[19]换言之，人类发明并使用语言，也就将人类自身与其他动物进行了根本性的区分，从此进入语言传播的世界。人类正是借助语言，传递丰富而复杂的各种社会信息。随着语言的发展，人类可以传递的信息越来越丰富，与此同时，人类的思维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训练和提高。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认为，语言与思维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思维的规则与说话的规则相同，思维也就是内向操作语言。[20]因此，语言和思维是相辅相成的，彼此促进的，人类的语言发展历史就是人类思维能力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语言的发展，思维能力的提高，最终推动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时至今日，口语一直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和使用频率最高，也最为灵活的符号系统，只要有正常的发声器官，人人可以用口语来进行传播活动。口语传播具有方便快捷、生动灵活、极富感情性等传播优势，但是，作为音声符号的口语，也存在传播的局限：依靠发声器官进行的口语传播，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进行传播，而且转瞬即逝，信息只能留存于头脑中，而不能进行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