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还要求我们与除埃及之外的北非诸国就海盗问题达成协议。两个多世纪以来，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及的黎波里等北非国家，以海盗事业立国。它们派出的海盗在海上拦截来往商船，烧杀抢夺，为所欲为，十分猖獗。1784年10月，美国商船“贝特西”号成为摩洛哥海盗魔爪下的牺牲品。为了解救商船上的船员，我四处活动，积极做工作。摩洛哥皇帝在法驻摩洛哥公使的游说之下，释放了“贝特西”号船的船员。为了不失时机，我遂安排了美国驻巴黎总领事托马斯·巴克利前往摩洛哥交涉纳贡事宜。他带去了各种各样的贡品。巴克利终于与摩洛哥在1786年谈妥并订立了一项令人满意的条约，对方没有要求年贡，答应给予美国船员和公民以最惠国的保护，而且订立这个条约只费了3万美元。
1786年3月1日，应亚当斯的要求我赶赴伦敦参加与的黎波里和葡萄牙会谈。我开始还抱着一线希望，想同亚当斯一起，在我们两年任期届满之前，同大英帝国谈判一项贸易条约。然而，这一切都化为了泡影。同的黎波里的谈判无果而终；同葡萄牙大使倒是签订了一个条约，却被葡政府否决了；英国则避而不谈。
为了广泛地接触欧洲的实际，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1787年2月我从法国出发开始一趟为期3个月的欧洲之旅。我实地调查各地的市场现状，以便为美国农产品寻找出路。我还经常去普通民众间走访，常常求教于园林工、葡萄园工、制桶工、农民等。最后我来到了米兰，遍游各处名胜，并取道热那亚回法国，因没能去罗马而遗憾。
当我返回到巴黎之后，我发现巴黎和我走的时候一样，动荡不安。至于具体的情况太过复杂，在此我就不详细叙述了。
在法国待了两年之后，我恳请能有一个回家的机会，以便让我的两个女儿进入社交界，让她们的朋友照顾她们，我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返回巴黎继续工作。但是，我们的政府正处于从胚胎到成熟的转型期，各环节不够通畅。直到1789年8月的最后一天，我才收到批复。
在离开这个伟大而美好的国家时，我还没有表达我对这个国家的感受。我从未见过如此善良的人们，他们是那么热情、友好地对待陌生人。他们对待科学的精神、他们礼貌文雅的一言一行、他们轻松快乐的对话方式让这个社会充满着独特的魅力。如果要问我最喜欢在地球上的哪个国家居住，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首先是有着甜蜜回忆的我的故乡，其次就是这里——法国。
6．出任国务卿
1789年11月23日，我乘坐的“克勒蒙特”号在诺福克停泊，我回到阔别五年的祖国，重新踏上了美国国土。
在我回家的途中，我在切斯特菲尔德的阿平顿稍作停留，住在我的朋友家里。那时，我收到了一封华盛顿总统的特快信件，得知我被任命为国务卿。这封信让我感到有点突然。因为我原本计划此次回国度两个月的假，然后重返巴黎去看看大革命的结局。我当时想，革命一定会在一年内圆满结束。之后，我打算回家，退出政治政坛，过我一直想过的安静生活，并致力于自己更喜欢的研究。
12月15日，我给总统回信，将自己的计划如实告知。但我也向他说，我考虑到它的职权范围，既包括国内那一大堆主要事务，再加上外交事务，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如果他认为我能对政府做出更有益的事情，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意愿。一周之后，我收到了总统的第二封信，他依然希望我能接受任命，如果我不接受，他表示可以保留我原来的职务。他还在信中给我保证说，国内事务绝对不会是我难以负担的。假如真的成了负担，他确定国会一定会把国内事务和外交事务分开来，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当收到这封由总统特使专程递来的信，我实在无法推辞了。
1789年圣诞节前夕，我带着女儿女婿回到蒙蒂塞洛，闻讯的奴隶们倾巢而动，拥挤在道路的两旁夹道欢迎我们的归来。这些热情而质朴的奴隶们把我的车团团围住，欢呼雀跃，兴高采烈，而且他们激动得不顾我的反对，把马车停下，解下马匹，用肩膀拉着马缰，将马车拉进庄园。当马车的门被打开后，家仆、奴隶们争先恐后地扑上来亲吻我，他们又哭又笑，又是祈祷又是赞颂，简直热闹非凡；我像一个中世纪的王子远征后凯旋一样，受到了家人最热烈的欢迎，这让我很快就将巴黎抛到了脑后，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解放奴隶的信念。
我到纽约的第一天，正好是一个周日。3月的纽约还残留着一丝寒意，但春天的脚步已经来临，到处洋溢着生机勃勃的味道。我来不及做休整，一到纽约就立即向华盛顿总统报到，开始工作。我上任的时候，发现这个所谓“国务院”的全部工作人员，加起来也不过是二名主要办事员、二名协调员和一名翻译，办公室设在百老汇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办公经费也少得可怜，不包括驻外机构费用在内的全部预算，竟然不足8000美元。所以我的工作比较忙碌，许多事情都要事必躬亲。
让我有些头疼的是，领导国务院就免不了要与原本就政见相左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打交道。在外交方面，起初我与汉密尔顿的矛盾并不大，我们都赞同美国在外交方面实行中立化原则，只是在实施的具体方式上有不同的主张。之后，因为我与汉密尔顿在政治原则和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截然不同，所以就分道扬镳了。
政治场上的摩擦和争斗让我疲惫不堪，害得我的头痛病发作了好几次。我渴望摆脱国务世事纷争，回到乡下呼吸新鲜的空气，修身养性，自由自在地安享田园生活的乐趣。所以，我决定在任期满之后离开费城，回到乡下。
7．逼出来的副总统
1794年1月，我回到蒙蒂塞洛。在蒙蒂赛洛，我避开一切公务，全身心地经营农场，进行科学研究，并从书本和家庭生活中寻找乐趣。在之后的两年中，我俨然生活在世外桃源，但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仍不时牵动我的心。
我对华盛顿政府日趋保守的倾向深深担忧。1794年，汉密尔顿的《国产税法》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农民拒绝缴纳威士忌酒税，甚至举行了武装起义，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我就此事表示过反对意见。在同一年中，华盛顿在汉密尔顿的影响之下，与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这把美国在独立战争中取得的成果几乎全部断送，招致了美国民众的普遍反对。我则表示，这个条约是“耻辱条约”，是“英国和我国亲英派之间反对美国立法机关和民众的同盟条约”。我对麦迪逊表示：“密尔顿偏袒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个贵族政治论者。除了你，没有别人能够去对付他了，你应该在报纸上与他争辩。”后来，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汉密尔顿被迫辞职。
很快，华盛顿总统的第二任任期就要到了，新一轮的大选再一次摆在了台面上。
麦迪逊特意跑到蒙蒂塞洛来，用试探的口吻问询我，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非我莫属，只有我出马，共和党才有获胜的希望。但是我表示早已对权力丧失了野心，因此坚定告诉麦迪逊担任公职的事情在我看来已经永远地结束了。
麦迪逊不甘心放弃，写信再次透露说我肯定将会被民主共和党人提名来作为华盛顿的继承人时，我写了一封长而严肃的回信，再次表示，麦迪逊本人便是很好的候选人，我已经完全无意于进入政坛了。
1796年2月底，尽管华盛顿总统还没有公开宣布，所有党派的领袖都心领神会地知道华盛顿不会再担任第三届总统了。所以，无论是联邦党还是民主共和党领袖都已经各自在私下忙碌起来。
麦迪逊不甘心让政治权利双手奉送给联邦党的候选人亚当斯，所以与门罗商量，必须想办法逼我出山。
于是麦迪逊耍了一个花招，他与共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准备来个“先斩后奏”，为的是不让我有机会提出异议。因此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已经被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了。
12月底选举已经接近尾声，结果显示，亚当斯当选为总统，我被选为副总统。我再一次被迫食言，再一次走到权力的中心。
从1796年到1800年担任副总统这4年，我的心态可以说是比较平和的，一直保持着缄默。我尽可能以公正严明的态度主持参议院会议，即使大部分议员都在暗中攻击我，即使不被大家喜欢，我也坚持不变。
8．第一个在白宫前宣誓的总统
转眼间，日历已经渐渐翻到了1800年的总统大选。亚当斯所采取的那些不得人心的措施，已经被公众弃如敝屣，威信大大下降。这次参加选举的总统候选人是由国会内的党团会议选定的。党团会议是两党在国会两院中分别召集全体党员议员举行的秘密会议，由其推选两院党的领袖，并讨论本党对重要议案的政策和策略。如今，我已不再像4年前那样被动地当一个候选人了，我为了实现自由政治的理想准备竭尽全力。
此次总统竞选的气氛异常紧张。从4月开始，一个又一个州的选举结果逐步揭晓。我计算着自己的得分，焦急地等待着最后结局。在这几个月中，我凡事小心翼翼，唯恐会有什么疏漏被捅到报纸上，成为联邦党人用来攻击我的把柄。
11月底，仍有宾夕法尼亚、罗德岛和南卡罗来纳3个州的情况不明。这3个州，两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在用何种方法挑选总统投票人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几天后，联邦党在罗德岛获胜。这就意味着亚当斯得58票，比我多得一票。如果宾州不投票，南卡罗来纳的8张票将最终决定结果。而南卡罗来纳向来是最卖力支持联邦党的，所以许多联邦党人都对大选最后结果感到乐观。
12月2日，南卡罗来纳州选出了该州的总统投票人。这时宾州议会两院终于达成了妥协，选票分两拨，8票投给我，7票投给亚当斯。我和亚当斯平分秋色，分别获得65票。因此，南卡罗来纳的结果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最终，南卡罗来纳则有八人都投了我和伯尔的票。新的问题出现了，虽然共和党已经获胜，但是我与伯尔二人之间，却出现了票数相等的尴尬局面，给总统的产生带来了大麻烦。
1801年2月11日，众议院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投票过程。从当天上午一直持续到午夜，一共投了19次票，但是每次投票的结果都一样：8个州投我的票，6个州投伯尔的票，有二个州内部意见分歧。12日又投了9次票，结果依然如故。13日、14日及16日，众议院又分别投了6次票，结果照旧。选举陷入了僵局。
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局势出现了转机，拥护我的中部诸州宣称，假如众议院投票选伯尔为总统，中部诸州要宣布脱离联邦。虽然亚当斯和汉密尔顿都反对我的民主主义纲领，但是却很尊重我的人格。他们认为我担任总统，可以确保能制定出顺应时势的体制，于是他们呼吁党内人投票给我。
1801年2月17日，第36次投票终于有了结果：我以两票的优势成功当选了。这时距离亚当斯任期届满，只有两周的时间了。
1801年3月4日，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的主持下进行了简朴的总统就职仪式。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一届开始，政府准备把办公地点搬到不久之前完工的白宫。于是，我成了第一个在白宫宣誓就职的总统。我诚恳地宣布了自己的施政方针，以及新政府的行政惯例原则。
就任之后，我就立即着手，组织了自己的工作团队。我任命詹姆斯·麦迪逊为国务卿，共和党内的著名财务专家加勒廷为财政部长。此外，我还吸收了两位新英格兰人来平衡班子里的地区代表性，其中包括担任陆军部长的亨利·迪尔伯恩、担任司法部长的利瓦伊·林肯。
我一向认为政府应当节俭而简朴。在和平时期我决定精简改编军队，经过“精简改编”，陆军由原来的3500百人减至2500人；海军裁减至十三艘快速战舰，将其余的出售改充商船，停止建造新舰，辞退所有的造船技师，还把保留下来的快速战舰大部分拖曳上岸，以节省薪饷和给养。
我认为勤政是政府的义务所在。我要求各部门每天都要将各自收到的重要信件和他们的答复稿送交自己审阅。我密切地关注着行政部门的工作进程，了解人们对政府有些什么样的要求和反应。由此，我对各部门的事务了如指掌，并且能在部门负责人向我请示问题时，提出有见地的意见。
我每天的办公时间很长，但井井有条，我每天的行政工作就是个固定的课程表：5点起床，办理公文到9点；9点之后开始接见内阁成员或有事要与我商量的其他人；中午召开内阁会议；下午1点骑马，锻炼身体；3点半用午餐，之后继续工作。
如果让我对这4年做出一个评价的话。我认为这是民主共和党最平静的一届执政期，在这段时间里，没有过于激烈的改革或民众的骚乱，而是政府在和平的方式下，渐渐取得了面积相当于又一个合众国的领土。我希望在政治上证明美国人已经成熟起来，而且能够建立“一个不是基于人的恐惧和愚昧，而是基于人的理性，基于人的社会情感优于其非社会情感的政府”。
9．收购路易斯安那
在整个18世纪后半叶，路易斯安那州是欧洲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自1699年开始，法国控制着路易斯安那州这片广袤的土地，直到1762年，之后交予盟友西班牙。1762年以后，西班牙对它拥有主权，但也承认新法国殖民者拥有该地的部分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