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生于l755年的英属西印度群岛中的尼维斯岛。当他还在英王学院求学时，就曾为殖民地居民的权利进行过出色的辩护。他27岁那年，曾指出过邦联的一个致命的缺点；他还撰写了一篇论述公共财政问题的卓越论文；在约克敦指挥过一支突击队；他在缔结和约时取得了在纽约当律师的资格，并很快在法律界崭露头角。汉密尔顿热衷于充当政治教师的角色，他总是能在别人保持着谨慎观点和暖昧原则的地方，提出大胆的计划和明确的政策。当国会正在考虑人民将会说什么时，汉密尔顿就已告诫国会议员和人民，他们应当做什么。他有着永不疲倦的超人精力，以及对繁重工作的热爱，并乐于承担责任。
34岁时，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在当时的美国政府，财政部是国会而不是宪法所创设的，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最重要的和最有权力的联邦部门。财政部长有责任对公共信用做出估计；收进、保管和付出合众国货币；征收关税和国产税；管理灯塔业务；建立辅助航运的各种设施；着手进行合众国土地测量等等。在国会1792年设立邮政部以前，财政部还兼管邮政事务。
一个促使我与汉密尔顿结成冤家的原因，是在有关政府性质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上，我们的意见都完全相左。汉密尔顿非常向往贵族政治，如果可能的话，他宁愿接受皇帝和世袭贵族，而且从头到尾都不喜欢民主政治。法国国王与王后被送上断头台后，汉密尔顿一派还为他们哭泣，为他们戴孝。他认为在政府里掌权的人越少越好，这些人应该都是有钱的人。
而我却是一个终生都致力于争取民主，使民主的范围更广阔、更强固、更真实的人。我希望选民能够增加而非减少，认为总统和副总统应只做一任或最多两任，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
因此，他与我之间的争执，简直是从我来到纽约担任国务卿的那一秒开始就注定了的。
我曾经形容自己和汉密尔顿简直“就像两只公鸡，整天在内阁里斗来斗去”。可以说，在我当国务卿期间，在我政治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也是我与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之间“不共戴天”的争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对立情绪与日俱增，也已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假如我说什么是黑的，那么汉密尔顿就肯定会眼睛都不眨地说那是白的。随着越来越浓烈的火药味，两边在报纸上的对战已经快要把报纸点着了。
但这并不代表我完全否认汉密尔顿的政策。1790年4月18日，汉密尔顿走出位于百老汇大街的华盛顿总统官邸，恰好撞上我。我们两人寒暄几句，心直口快的汉密尔顿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国务卿先生，请求您帮帮我吧。您知道，我提交的国债法案，国会4次辩论都未能通过。如果您能够改变主意，凭借您的巨大影响力，下次辩论就有望过关啊。”“财长先生，您知道，我连宪法都反对，何况是您的国债法案呢，宪法并没有授权联邦政府承接独立战争时期的联邦债务和各州债务啊。不过，您要是乐意的话，明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晚餐，聊聊这事儿，我也打算请麦迪逊先生一起来。”“太好啦，国务卿先生，我一定准时赴约。”
第二天晚餐时，我、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经过一番探讨之后，我和麦迪逊两人承诺支持国会通过他的国债法案。汉密尔顿喜出望外。几天后，美国国会顺利通过汉密尔顿起草的《公共信用报告》，华盛顿总统立刻签署成为法律。美国国债市场因此迅速崛起。
就在我与汉密尔顿较量的这段时间，华盛顿总统的任期将满。华盛顿对我说，他感到自己日渐衰老，身体情况也已经大不如从前；记忆力本来就不好，现在就更差了，工作起来疲惫不堪。他渴望摆脱总统的这副担子，遏制不住地想回到乡下去呼吸新鲜空气，修身养性，自由自在地安享田园生活的乐趣。看到我与汉密尔顿之间的不和，他感到非常痛心。他希望双方都能做出一些让步，这样能给内阁带来一些和谐的气氛。
但我认为我和汉密尔顿的矛盾是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造成的，我本身并不喜欢这种口诛笔伐的政治斗争。当华盛顿总统告诉我他想隐退的想法，我也毫不犹豫地向华盛顿总统请辞国务卿职务。尽管华盛顿总统反复劝慰和挽留，我还是决意在任期满之后离开。
我走后，汉密尔顿也于1795年离开了财政部，去纽约操持他的律师业务，好为家人多赚点钱。虽然他在财政上的那些措施使别人赚了大钱，但他自己始终两袖清风。他为美国的信用建立了坚实的基础，替联邦政府取得了所有富人的支持。
在我心目中，这个始终与我针锋相对、意见相左的人首先是一个爱国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美国。虽然我们宗旨相左，但是一旦危机来临，我们彼此则转而相互尊敬，相互信任。我自己都承认，如果没有汉密尔顿，美国的政党制度是难以建立起来的。
汉密尔顿死后，我在蒙蒂塞洛过着退休生活的时候，在前厅里靠墙陈列了两尊面对面的胸像，一个是汉密尔顿，一个是我自己。当被问起这种摆设方式的缘由时，我常常开玩笑地说：“是的，你应该这样理解，我们是一对生死冤家啊！”
3．我眼中的华盛顿总统
说起来，我与华盛顿总统是旧相识了，我和他认识30多年了。从1769年到独立战争，我和他一同参加弗吉尼亚议会、大陆会议。后来他离开我们，去战场指挥军队了。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我们偶尔通信。但在我出任国务卿的4年里，我们每天都见面，推心置腹、诚挚热心。我自认为对他非常了解，如果要我来描写他的性格，我会这样写：
“他伟大、有力量，但并不是最强大的；他的洞察力过人，但没有牛顿、培根或洛克那么敏锐；他反应不快，几乎没有什么创造力或想象力，但没有谁的认识和结论比他的更正确。”
他常常在军事会议上听取大家的看法，然后从中挑选最明智的，没有哪位将军制订的战役计划能比他的更明智、更审慎。但如果计划被实际情况或被突如其来的形势扰乱，他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调整过来。所以，他在战场上吃了不少败仗。
他最大的特点可能是谨慎和坚韧，对任何情况、任何事情都不会贸然行事，即使有一点点不放心，就按兵不动，可是一旦作出决定，就会全力以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他有最纯真的刚正，最坚定的正义感，任何利益的动机或个人恩怨都不能左右他作出决断。
他的确是一个睿智、善良和伟大的人。
他性格暴躁，可经过反思，可以克制。但如果他真的发脾气，怒气相当惊人。
他花钱原则性很强，只要事情于人民有利，他都大力支持，但对任何不合理的支出都会断然否决，一分都不会出。
他用人向来不出于个人好恶，而是准确地衡量每个人的价值，然后相应地施以尊重。
他是个标准的绅士：体态挺拔，风度翩翩，举止从容大方，谈吐文雅；在同龄人中，他是最棒的骑手。
他是个善于纳于言敏于行的人，在公共场合，如果突然要他发表高见，他经常紧张不已，张口结舌，窘态百出。然而，他可以奋笔疾书，而且文笔优美顺畅。
他业余爱好不多，他时间主要用在实际工作上，读书不多，而且局限于农业和英国史方面。写信、写农业活动的日记，这两件事占据了他在户内的大部分空闲时间。
总而言之，他性格完美而又异常幸运，说实话，造物主和命运之神从未这样完美地让一个人变得伟大，并把他安放在由于卓绝功勋而被永远铭记的杰出人物的星座里。
他的成绩是无与伦比的，他领导军队成功地赢得了一次次艰难的战争，取得了国家的独立。他并非君主主义者，他合理的判断使他正确认识人权，他强烈的正义感使他致力于这些权利。他领导的议事机构建立了全新的、稳定的政府。
让我满意的是，大部分共和党人对他的看法与我的一样。确实，我们曾不满他批准了对英条约，可这不过是暂时的。我们理解他的诚实和他被各种诡计包围，而随着年龄增长，他渐渐看清了事实的真相。我相信，共和党人对他的拥戴和感激，远胜过君主主义者对他敷衍般的效忠。
在他逝世时，我和同胞都深深地感到惋惜：“一个真正的伟人离开了。”
4．幽默的富兰克林博士
众所周知，独立革命始于大陆会议的请愿书、抗议书和进谏等。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提出一个禁止进口的条约。在研究这个条约的时候，富兰克林博士就坐在我身边。有的人认为对于有些东西应该不受条约限制，比如枪支和弹药，我告诉富兰克林博士书籍也应该除外，因为科学是无国界的，我们不应拒科学于门外，即使来自于敌人那里。他非常赞同我的提议，后来，大家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
富兰克林博士的幽默是社会公认的。他的幽默中虽然没有冷嘲热讽的机智，也没有眼花缭乱的华丽，而是带有浓郁的美国调侃风格。
在大陆会议探讨各州组成邦联的问题时，小州因为担心他们会被大州吞并，所以大力反对。我们争论了很长时间，情绪非常激动，有些代表甚至说话不客气了。最后，富兰克林博士用一个小的寓言故事结束了辩论。他说：“当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时候，阿盖尔公爵激烈地反对。他预言，如同当年鲸鱼吞并约拿，苏格兰也会被英格兰吞并。”不过，博士说，“当巴特勋爵主政时，他立刻把他的同胞们带进了政府，最后反而是约拿把鲸鱼吞掉了。”这个小故事让人们哄堂大笑，于是那个有争议的条款就通过了。
富兰克林博士身负革命使命前往法国的时候，由于他卓越的哲学思想、德高望重的风采及特殊的使命，他非常受人欢迎。法国各阶层、各种身份的人都对美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所有的宫廷宴会都邀请他参加。在宴会上，他常常遇到波旁老公爵的夫人，他们两个人的棋艺水平相当，所以两人常常一块儿下棋。
一次，富兰克林博士拿掉公爵夫人的王。“啊，”公爵夫人喊道，“你不能这样拿掉王的。”“在美国我们就是这样拿的。”博士说。当时在巴黎访问的约瑟夫三世皇帝化名福尔肯斯坦伯爵，静静地在旁边看棋，这时大家正在热烈谈论美国问题。公爵夫人说：“伯爵，我们都对美国的事情很有兴趣，您为何沉默不语？”“我的工作是当国王。”约瑟夫三世模仿富兰克林博士的口吻说。
再说一件事，大陆会议讨论《独立宣言》的时候，里面有两三个不恰当的词语和句子让一些代表很不高兴。虽然我们马上调整了用词，删去了这些让人不快的句子，但南方的几个代表还是依旧不依不饶，甚至大肆攻击文件的其他部分。
我这时候被这种局面弄得很难堪，流露出了痛苦的情绪，富兰克林博士觉察到我的反应时，就向我表达了同情，并用轻松的口气对我说：“我已经习惯了，只要选择，就决不做公共机构审查的文件的起草人。我给你讲一个我在做印刷厂技工时遇到的一件小事吧，我的一个制帽学徒工的朋友，他学徒期满，准备自己去开店。他首先做了一块漂亮的招牌，上面写一行字：‘约翰·汤普逊，制帽匠，制造并销售帽子，现金交易。’旁边还画了一顶帽子。可是，他觉得给朋友们看看比较好，让他们提点建议。第一个朋友觉得‘制帽匠’这个词应该删去，因为后面有‘制造帽子’这几个字，这说明他是做帽子的人。他删掉了‘制帽匠’这个词。第二个朋友说‘制造’这个词最好去掉，因为客人根本不在意谁制作了帽子。只要帽子质量好，符合他们的心意，无论是谁做的都会买。所以，他又删掉了‘制造’这两个字。第三个朋友认为，‘现金交易’这几个字也多余，因为当地买东西都付现金。于是他也把这几个字也删了，招牌上只剩下：‘约翰·汤普逊，出售帽子。’这时又一个朋友喊了起来‘出售’这几个字也是画蛇添足，人们不会认为你白送的。所以他又删掉了‘出售’这两个字，后面的‘帽子’也一起删掉了，因为招牌上画着一顶帽子。这样，最后招牌上就剩下‘约翰·汤普逊’，外加一顶帽子的画。”
在巴黎的时候，博士给我讲了雷纳尔神父的一个故事。一天，博士和赛拉斯·迪恩在帕苏谈论神父的《印第安人史》一书，里面有很多错误，这时神父正好进来。客气之后，迪恩对神父说：“神父，博士和我正讨论你的大作，里面有很多错误。”“不，先生，”神父喊，“这绝不可能。我在书中提到的事都是有根据的，没有根据的，我绝对不写。”
“哦，那书中讲到的波利·贝克，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女人由于有个私生子，马萨诸塞法庭就根据你引用的法律，判了她刑，你还激昂地为她辩护。但是，我从不知道马萨诸塞有这样的法律，你一定是搞错了。”迪恩说。“这件事是真的。我想不起在哪条消息里引用的了，但它肯定是千真万确的。”神父严肃地说。
看到神父坚称那件事千真万确，富兰克林博士笑得前俯后仰，过了一会儿才说：“神父，我告诉你这个故事的出处吧。我做报纸的排字工和编辑时，经常缺新闻，为了让客人开心，我经常编造一些轶事和故事，以此来填补空白。这个波利·贝克的故事就是我编造的。”
神父听后笑起来，说：“哦，太好了，博士，我宁可讲您编造出来的故事，也不愿讲别人讲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