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通常坐在咖啡馆里，看看马德里出的几份报纸，然后就步行进城或是下乡去溜达。有时比尔跟我同去，有时他则在房间里写信。罗伯特·科恩早上学习西班牙语或者抓住机会跑到理发店里去修面。布蕾特和迈克尔中午之前根本起不来床。我们都在咖啡馆里喝苦艾酒。日子过得很是平静，没有人再喝醉。我去过一两次教堂，一次是跟布蕾特一起去的。她说她想听听我怎么告解，不过我告诉她这不但做不到，就算做得到也没有听起来那么有趣，除此之外，告解所用的语言还是她完全听不懂的。我们一出教堂就碰上了科恩，虽说他显然是一直在我们屁股后头跟过来的，不过他非常开心又非常友善，我们仨就一道出城溜达到吉卜赛人的营地那儿去看热闹，布蕾特还让吉卜赛人给她算了命。
那天早上风和日丽，山峰之上高高地飘着白云。夜里下过一点雨，高岗之上给人感觉清新凉爽，而且眼前的景色美不胜收。我们都觉得心情舒畅，而且感觉自己非常健康，科恩在我眼里都显得可亲可爱起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没有任何事情会让你有一丝一毫的烦恼。
这就是狂欢节前的最后一天。
第十五节
7月6号，星期天中午，狂欢节“炸了锅”。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词可以来形容。一整天里，大家不断地从乡下赶到城里，不过马上又在城里四散开来，并不引人注意。烈日之下的广场就跟平常的日子一样安静。进城的农民们都在那些偏远的小酒店里呢。他们在那里喝酒，准备参加狂欢节。他们才从平原和山区进得城来，价值观需要慢慢调整。他们一开始可受不了咖啡馆里的要价，在那些小酒店里才觉得钱能顶钱用。金钱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意味着劳作了多长时间和售出了多少蒲式耳粮食。等到了狂欢节渐入佳境的时候，他们也就不在乎花多少钱，或者钱是在什么地方花的了。
现在，在圣费尔明节开始的这一天，他们一大早就已经来到了窄街陋巷里的小酒店。我早上穿过几条街道去望弥撒的路上，听到敞着门的各家酒店里传出他们的歌声。他们是在热身呢。十一点钟的弥撒有很多人。圣费尔明节也是个宗教节日[76] 。
我从大教堂走下山来，顺着大街回到广场上的咖啡馆。马上就到中午了。罗伯特·科恩和比尔正在一个咖啡座上坐着。大理石面的咖啡桌和白色的柳条椅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铸铁桌子和简陋的折叠椅。咖啡馆活像是一艘轻装简行马上要上阵的战舰。今天的服务生也不会再听凭你看一上午的报纸而不来问你还有什么需要了。我一坐下来，就有一个服务生走上前来。
“你们在喝什么？”我问比尔和罗伯特。
“雪利酒。”科恩说。
“Jerez[77] .”我跟服务生说。
还没等服务生把酒拿来，宣告狂欢节开张的焰火弹就从广场上腾空而起。焰火弹在空中炸开，一朵灰色的烟云高悬在广场对面加亚雷剧院的上空。那朵烟云悬在空中就像是一枚炸开的榴霰弹，我正在观看的当口，另一颗焰火弹又蹿上了天，在明亮的天光下吐出缕缕青烟。我眼看着它炸开，骤然间耀目生辉，然后又形成另一朵小小的烟云。到第二颗焰火弹炸开的时候，拱廊下已经挤满了人，而一分钟前那里还空荡荡的。给我上酒的服务生把酒瓶子高高举过头顶，好不容易才挤过人群，来到我们桌前。人们从四面八方拥入广场，大街上远远传来簧管、横笛和鼓声。他们是在演奏riau-riau[78] 舞曲，笛声尖锐，鼓点咚咚，他们后面就是一路舞过来的男人和男孩。横笛停歇，他们就都在街上蹲下，而当簧管和横笛的乐声再起，平板、单调、空洞的鼓点再次敲响时，他们全都一跃而起，开始舞动。你只能看到他们的头和肩膀在人群里一起一伏。
广场上有一个人，正弯着腰在吹一支簧管，有一帮孩子跟在他后头不停地嚷嚷，还拉扯他的衣角。他走出广场，孩子们仍紧跟不舍，他就一路给他们吹着经过咖啡馆，走进了一条边街。在他边吹边走路过我们身边，孩子们黏着他嚷嚷，拉扯他衣服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那张毫无表情、长满痘疤的脸。
“他一定就是村里的傻子。”比尔说，“我的上帝！看那边！”
沿街过来了一大帮舞者。整条大街都给这些舞者挤得满满登登的，都是男性。他们都跟在自己的笛手和鼓手后头，和着音乐的节拍舞动。他们都是某个俱乐部的会员，全都穿着工人的蓝色罩衣，脖子上系一条红色手帕，而且用两根旗杆挑着一面大旗。他们在人群的簇拥下一路舞过来的时候，那面大旗也随着他们的舞步上下舞动。
大旗上写着几个大字：“葡萄酒万岁！外国人万岁！”
“外国人在哪儿呢？”罗伯特·科恩问。
“咱们不就是外国人嘛。”比尔说。
焰火弹一刻不停地发射。咖啡座上座无虚席。广场上又空了下来，大家都跑到各家咖啡馆里去了。
“布蕾特跟迈克尔呢？”比尔问。
“我去找找他们。”科恩说。
“把他们带到这儿来。”
狂欢节是真正开始了。它将昼夜不息地持续整整七天。热舞、狂饮、喧嚷，一刻不停。种种只能发生在狂欢节上的活动尽情地发生着。最后，一切都会变得超现实起来，仿佛你不论干出什么事来都不必承担后果。在狂欢节期间还去计较什么后果就显得太不搭调了。在狂欢节的全过程当中，你都有这种感觉：哪怕是在安静的间歇，你为了让人听见都得用喊的。而一举一动都会有同样的感觉。这就是传说中的狂欢节，而且它要持续整整七天。
下午是盛大的宗教游行。圣费尔明的塑像被从一个教堂抬到另一个教堂。市政和宗教界的权贵全都会参加游行。我们看不到他们，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正式的游行队伍前后是唱对台戏、大跳riau-riau舞的年轻人。有一帮穿黄衬衫的人在人群中前前后后地穿梭舞动。所有的边街和路牙子上都结结实实地挤满了人，透过水泄不通的人群，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游行队伍里那些高大的巨人模拟像：几个雪茄店前的印第安人，有三十英尺高，几个摩尔人，一位国王和王后，这些模拟像和着riau-riau的音乐旋转，庄严地跳着华尔兹。
权贵们陪侍圣费尔明塑像进入礼拜堂后，抗议的人群都站在门外等着，同样留在门外的还有一队担任保卫任务的士兵和那些巨人模拟像，原来在它们肚子里跳舞的舞者就站在停放在地上的架子边上，有几个侏儒，身上隆起骇人听闻的巨大肿块，在人群里穿来穿去。我们走进礼拜堂，里面有股香火味道，人们鱼贯走进去，可布蕾特因为没戴帽子，刚进了门又被拦下了[79] 。于是我们又得从里面再出来，顺着从礼拜堂通城里的大街往回走。街道两边的路牙子上仍旧站满了人，大家各自守住自己的老地方，等着看游行队伍返回。有几位舞者围着布蕾特形成一个圆圈，开始跳起舞来。他们脖子上都围着白色大蒜头编成的“花环”。他们拉起比尔和我的手，把我们也拉进跳舞的圆圈。比尔也跳了起来。他们还齐声高唱。布蕾特也想跳舞，可他们不让她跳。他们想把她作为一个偶像围着她跳。歌曲以刺耳的riau-riau声结束。然后他们就拥着我们进了一家酒店。
我们在柜台前站下。他们让布蕾特坐在一个葡萄酒桶上。酒店里光线很暗，满是唱歌、而且是直着嗓门唱歌的男人。他们自己跑到柜台后面从酒桶里汲酒。我把酒钱放下，可有个人拿起来又塞回了我的口袋。
“我想要个皮酒袋，”比尔说。
“这条街上就有个地方卖，”我说，“我去买两个来。”
舞者们不想放我出去。他们当中有三个人靠着布蕾特坐在高高的葡萄酒桶上，正教她怎么从皮酒袋里喝酒。他们已经在她脖子上也挂了一串大蒜头。有个人坚持要塞给她一杯酒。有人在教比尔唱一首歌，冲着他的耳朵唱，在他的背上打拍子。
我跟他们解释说我去去就来。到了外头，我沿街寻找那家做皮酒袋的店。人行道上挤满了人群，很多店铺的百叶窗都放了下来，我找不着那家店了。我一直走到教堂，街道两边都找遍了。无奈之下我问了个人，他拽着我的胳膊一直把我领到那家店门前。百叶窗虽然下着，不过店门还开着。
店里面一股子新鞣制的皮子和热焦油的气味。有个人正往做好的皮酒袋上印花呢。皮酒袋成捆地从房梁上挂下来。他取下一个，往里吹足了气，把喷嘴拧紧，然后就跳上酒袋。
“看！一点不漏。”
“我还想要一个。要大个儿的。”
他从房梁取下一个足可以装一加仑或者还不止的大个儿酒袋。他往里吹气的时候，两个腮帮子鼓得比酒袋子还高，然后他扶着把椅子站在bota[80] 上。
“你干什么用？拿到巴约讷卖掉？”
“不。就拿来盛酒喝。”
他拍了拍我的后背。
“有种。两个一共八比塞塔。最低价了。”
那个一边往新酒袋上印花一边把酒袋子摞成一堆的人停下手里的活。
“这话不假，”他说，“八比塞塔是便宜。”
我付了钱，出来，沿街回到先前那家酒店。里面更黑了，挤得要命。我没看到布蕾特和比尔，有人说他们在里屋呢。柜台上的姑娘给我把那两个酒袋都灌满了。小的装了两升，大的装了五升。酒钱总共合三比塞塔六十分。柜台前有个人，我见都没见过的，一心想替我付酒钱，不过终于还是我自己付了。想替我付酒钱的这位朋友又买了杯酒请我。他坚决不肯让我回请他，不过说他愿意从我的新酒袋里喝一口漱漱口。他把那个五升的大个儿酒袋倒过来，用手一挤，一条酒线就直滋进他的喉咙。
“挺不错。”他说，把酒袋递还我。
在里屋，布蕾特和比尔坐在酒桶上头，被一群舞者团团围住。大家的手臂都相互搭在彼此的肩头，而且齐声高歌。迈克尔则跟几个只穿着衬衣的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上，从一个碗里吃碎洋葱和醋浸的金枪鱼。他们一边喝酒，一边拿面包片蘸着碗里的油和醋汁大快朵颐。
“嗨，杰克，嗨！”迈克尔叫道，“过来。认识一下我这几位朋友。我们正在吃开胃菜呢。”
迈克尔把我介绍给桌边的几个人。他们都自报家门，并叫人去给我拿把叉子。
“别吃人家的东西了，迈克尔。”布蕾特从酒桶上喊道。
“我可不想把你们的东西都给吃光了。”有个人递给我叉子的时候，我说。
“吃吧。”他说，“你以为东西摆在这里是干吗的？”
我把那个大个儿酒袋的喷嘴拧开，请大家依次喝一轮。每人都把胳膊伸直，把酒袋倒过来喝了一口。
透过屋里的歌唱，能听到外面传来游行队伍经过的音乐声。
“是不是游行队伍过来了？”迈克尔问。
“Nada[81] ，”有人说，“没啥。干了。把酒瓶子举起来。”
“他们在哪儿找到你的？”我问迈克尔。
“有人把我带这儿来的，”迈克尔说，“他们说你们在这儿。”
“科恩呢？”
“他晕过去了，”布蕾特喊道，“他们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弄哪儿了？”
“我不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比尔说，“他大概已经死了。”
“他没死，”迈克尔说，“我知道他没死。他只是喝了Anis del Mono[82] ，给灌晕了。”
他说到Anis del Mono的时候，在座的一个哥儿们抬头看了看，然后从他的罩衣里面掏出一瓶酒来，递给我。
“不，”我说，“不喝了，谢谢啦！”
“喝吧。喝吧。Arriba[83] ！把酒瓶子举起来！”
我喝了一口。这酒有种甘草味儿，一路暖烘烘地往下走。我都能觉得出它在我胃里暖烘烘地烧着。
“科恩到底在哪儿？”
“我不知道，”迈克尔说，“我来问问。那个喝醉了的伙计哪儿去了？”他用西班牙语问道。
“你想去看看他？”
“是。”我说。
“不是我，”迈克尔说，“是这位先生。”
请我喝Anis del Mono的哥儿们抹了抹嘴巴，站了起来。
“跟我来。”
在另一间里屋里，罗伯特·科恩很安稳地睡在几个酒桶上。屋里太暗，几乎看不见他的脸。他们还拿一件外套盖在他身上，把另一件外套团起来给他枕在脑袋底下。他脖子上也套了串大蒜头，在胸前窝着。
“让他睡吧，”那人悄声说，“他没事儿。”
两个小时以后，科恩出现了。他走进前屋，脖子上还挂着那串大蒜头。那帮西班牙人看到他进屋都大喊大叫地表示欢迎。科恩揉了揉眼睛，咧嘴笑笑。
“我肯定是睡着了。”他说。
“哦，根本就没有。”布蕾特说。
“你只是死过去了。”比尔说。
“咱们不去吃点晚饭吗？”科恩问。
“你想吃？”
“是呀，干吗不吃？我饿了。”
“把那些大蒜头吃了，罗伯特。”迈克尔说，“我说，一定得把那些大蒜头给吃了。”
科恩站在那儿没动弹。他这一觉睡得酒意全消了。
“咱们还是去吃饭吧。”布蕾特说，“我得洗个澡。”
“走吧，”比尔说，“咱们把布蕾特送回旅馆。”
我们跟一大帮人道了再见，又跟这一大帮人一一握手后走出酒店。外面都黑了。
“你们估摸着现在该有几点了？”科恩问。
“已经是第二天了，”迈克尔说，“你这一睡就是两天。”
“不会的，”科恩说，“到底几点了？”
“十点钟。”
“我们喝得可真多。”
“你是说我们喝得可真多吧。你早就睡觉去了。”
沿黑暗的街道往旅馆走的一路上，不断看到广场上升起的焰火弹。从通广场的边街一眼望去，但见广场上挤得满满登登的，中央部分的人都在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