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到高中毕业那年，我们听说王菊从乡下回了城，被招到一家工厂去上班。没多久，我们又听说王菊要结婚了，未婚夫是部队复员的一名战士，和王菊在一个工厂。王菊结婚那天，我们都去看了。我们站得远远的，生怕被人发现。王菊被接走时，一点都不热闹，甚至可以说有点寒酸。未婚夫穿着一身旧军装，推着自行车等在王菊家楼下。王菊从楼上下来，穿着一件新衣服，她来到楼下，冲未婚夫笑一笑，说了句：“咱们走吧。”便一踮脚，轻盈地坐到了自行车后座上。她的未婚夫掉转车头，骑了上去。王菊用手搂着未婚夫的腰，脖子上戴着的一条红色纱巾像要飞起来似的。两人越骑越远，最后终于骑出了军区大院。
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刚刚跑进军区大院的小三子。他哭丧着脸告诉我们他听说王菊要结婚，是从乡下特地赶回来的。他的胶鞋和军裤上沾满了一路跑来时溅到身上的泥点子。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再抬头看小三子时，他已经哭成了个泪人儿。后来我们听说，小三子在乡下向王菊求过婚，发誓要娶王菊，可王菊却没有同意。
不久后小三子也回城了，可他一直没有结婚。许多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他见都不见一下，只是每晚抱着一把吉他在院子里的树林中自弹自唱。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又过了几年，我们有的从部队复员回来了，有的从乡下插队回来了，我们又聚在大院里——我们听说王菊离婚了。
离婚的王菊又回到了军区大院的父母家里。她结婚又离婚，我们都觉得这似乎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心里很愧疚。我们不敢见王菊，总是躲着她。有时在胡同里不期而遇，反而是王菊倒像没事似的冲我们笑一笑。她的眼睛一只向左，一只向右。王菊走过去了，我们心里堵得更难受。
再之后，大家有一天突然接到了小三子的结婚请柬。对，你猜得没错。我们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请柬上写着的居然是小三子和王菊的名字。听说小三子费了好大劲，最后都给王菊跪下了，王菊才终于同意了他的求婚。
婚礼现场我们都去了。小三子不停地给我们敬酒。每敬一杯，小三子都问我们：“王菊漂亮吧？我媳妇儿漂不漂亮？”我们就想起了上学时候的王菊，仿佛看见她那忽闪闪的大眼睛又再次明亮了起来。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不漂亮呢？
那天在婚礼上，我们都觉得王菊和小三子，他们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我们也仿佛终于卸下多年来压在心底的担子。
昔日的弹弓少年，那天都喝醉了。
张棉远和他的自行车
小学三年级那年，邻居张棉远学会了骑自行车。
在我们的童年，自行车可是个大物件儿，因为那会儿没有多少家庭有自行车。张棉远的父亲是邮电局的投递员，邮电局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那辆自行车被涂成深绿色，和在街边看到的邮筒一个颜色。车的牌子是“永久”，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行车中的大牌子。
张棉远的父亲是一位长得很结实的圆脸男人，因为常年风雨无阻地骑着自行车给人投递信件和报纸，身板很棒，结实敦厚，一看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张老爸白天给人投递信报，晚上天一黑就上床睡觉。张棉远晚上就趁他爸睡觉的工夫，偷偷地把自行车推出来，趔趄着身子，撅着屁股自己学骑自行车。那辆永久自行车是二八式的，样子高大生猛，而张棉远的个头却只有车把那么高。所以像张棉远这样的小孩学骑大人的自行车只能“掏裆骑”。所谓“掏裆骑”，就是把身子悬挂在自行车一侧，另一侧的腿穿过自行车的三角车架踩在脚镫上骑，这种骑车姿势让人歪斜着身子，非常难受。不过，姿势虽然难受，但张棉远学习自行车的热情却很高涨，他在自家门前并不宽阔的马路上来来回回地遛那辆二八自行车。有时一不留神摔倒在地，一旁观看的我们就幸灾乐祸地笑。我们巴不得张棉远这一跤摔掉几颗门牙，或者手肘见点血什么的，那样我们的心才会平衡。可结果是，张棉远在每次摔倒之后都倔强地爬起来，拍拍手上的土，红头涨脸地又开始和那辆自行车较劲儿。
渐渐地，张棉远居然真的学会了骑自行车。刚开始能骑上十米车子不倒，后来是三五十米，几天之后，自行车居然再也不倒了。我们心里的滋味可就不那么好受了。
貌不惊人、学习又不咋样的张棉远居然学会了骑自行车，而且还是一辆二八“永久”自行车，这让我们无法接受。自从张棉远学会骑自行车后，他的眼神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绵软的眼神，此时变得坚毅起来了，像个将军一样骄傲。最让我们不能忍受的是，他没事就炫耀自己会骑自行车这件事，弄得一帮小女生围着他一遍遍东问西问的。那些日子，张棉远嚣张得很，和以前那个老实巴交，一脚踹不出个屁来的张棉远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们这些不会骑自行车的人终于团结起来，决定打压打压张棉远嚣张的气焰。说干就干，我们齐心协力地在张棉远每天的必经之路上挖了一条土沟，沟上又用木棍和乱草盖上，再小心地把沙土撒在上面，这样就一点都看不出来这里有条沟了。我们整张棉远的办法和当年八路军整日本鬼子的办法是一样的。那会儿我们正在追看《地雷战》和《地道战》：聪明的八路军和抗日群众，有很多整治鬼子的办法，其中就有挖沟这么一项本领。这是最土的办法，但的确有效。
果然，张棉远又和平常一样把那辆二八自行车骑出来了，他勤奋卖力地骑着它，离我们的暗道机关越来越近了，我们埋伏在一旁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儿了。终于来到了我们挖的沟上！结果可想而知——张棉远连同自行车四仰八叉地摔在马路中央，和当年小日本的狼狈样子没什么差别。张棉远一手捂着腿，一手捂着嘴，嗷嗷地躺在马路上干嚎。我们则兴奋地跑进小胡同，再一转回到了各自家中。那一晚，我一想到张棉远狼狈的样子就睡不着。后来终于睡着，在梦中又笑醒了好几次。
第二天我晕头涨脑地来到了学校，发现张棉远已先我们一步到了学校，他腿上缠了纱布，更可笑的是嘴里少了两颗门牙，一说话直呼呼漏风，我在心里暗笑不止。张棉远瘪着嘴，仇恨地望着我们，估计他早已猜到是谁干的这样的好事。果不其然，一下课班主任就把我们几个叫到了办公室。老师还没问我们怎么回事，有个叫郑小冬的人就招了，他先是推脱责任，说自己什么也没干，然后用手指着我们，带着颤音说：“老师，都是他们干的，石钟山就是领头的。”我看着郑小冬，恨不能一脚把他踢出老师的办公室。那时候我觉得，世界上最可恨的人就是叛徒。
放学后我们几个人都被老师留下写检查，第二天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依次走到前面念自己写的检查，字字血，声声泪，仿佛自己就是罪大恶极的刘文彩或周扒皮②。终于过了检查这一关，回到座位上时，张棉远向我投来了目光，我不怕他的目光，迎着望过去。我心想：不就是整你一次么，干吗要告老师？张棉远给我们告老师的结果就是让我更加仇恨他，我在心里想着：“看你小子能嘚瑟到什么时候！”
可没想到，不久之后，张棉远不仅没有停止他学车的行为，还更加“变本加厉”。他不再“掏裆骑”，而是真正驾驭了这辆二八车，我们亲眼看到他把两条腿分开在车的大梁两侧，在夕阳下欢快地边哼小调边继续骑着他的车来来往往。我们彻底泄了气。从此之后，无论春夏秋冬，我们都能看见张棉远昂着头、挺着身子坐在自行车上。他的面颊总是红彤彤的，双眼炯炯有神。那些年，张棉远因为会骑自行车而分外自豪。
而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学骑自行车这件事不仅成了少年张棉远显摆自己的资本，更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
上初中时，有一年市体校的老师到我们学校选拔体育人才，一个老师在众多学生中，相中了张棉远，他拽着张棉远的手，一直把他牵到老师的办公室。我们大家都很好奇，一张张脸紧贴在窗子上看体校老师选拔张棉远。体校老师蹲下身子捏了捏张棉远的小腿，又捏了捏大腿，经过仔细考虑和观察之后，体校老师拍了拍张棉远的屁股道：“小子，愿意跟我去体校吗？”
张棉远张开嘴笑了，嘴巴都快咧到耳根了，最后他说出了两个字：“愿意。”
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比一切画面都更庄严神圣。
不久，张棉远就被招到市体校，当成一个举重运动员的苗子进行培养了。后来班主任老师跟我们说，张棉远之所以能被体校选中，都源于他那结实的双腿。而他之所以能有那么结实的一双腿，都是因为他天天都在不停地练习骑自行车。我们恍悟，看来张棉远这小子平时没白费功夫！后来我们就很少能再见到张棉远了，我们在学校里上课，他呢，在体校里哼哧哼哧地练举重。我们上高中时，张棉远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举重运动员了，在全国少年组的比赛中拿过奖。我的同学朱革子拿着张棉远的照片到处说这是他的好朋友，我们看到照片中的张棉远依旧咧着嘴，奖牌挂在他的脖子上，他像一只小公鸡，做出一副翘首以待的表情。
我们一直以为张棉远会一直把举重练下去。不过若干年后，张棉远的职业却并不是运动员——他后来接了他爸的班，成了一名光荣的邮政局投递员。
再见到张棉远时，他又重新骑上了那辆深绿色的二八永久，车后面装着两大袋子信件和报纸。他摇摆着身子愉快地骑着自行车，那样子简直跟年轻时的张老爸一模一样。他看到我，下了车，咧着嘴，抹着汗定定地看我。我冲他说：“张棉远，你怎么也干上这行了？”
张棉远的眼神立马坚定了起来，就像那些年玩命练自行车时的眼神一样。他只说了三个字：“我喜欢。”
那次见面我们又说了些别的，最后张棉远又重新骑上自行车，弓着身子，奔向前方了。望着他的背影我不禁感慨：不知是自行车改变了张棉远，还是张棉远爱上了自行车，我想这辈子，张棉远和自行车大概永远也分不开了哟。
那年冬天
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冬天，东北下了一场大雪，一觉醒来，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马路上的积雪已没过了膝盖，人们在深雪中行走，像是在跋山涉水。雪后北风又一连吹了三天，天气奇冷无比，空气中有一股浓浓的冰的味道。
那场大雪之后，我父亲和母亲就下部队了。那场大雪对全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我父母都是军人，于是双双下部队去检查工作了。东北有许多部队，大都驻扎在深山老林里，那时党和国家正在备战备荒，国际国内的形势紧张得很，因此，我爸妈作为部队机关干部就要经常下部队去检查工作。好在下乡的二姐，在大雪之前从乡下回家探亲，可以在家里照顾我。
因为寒冷，学生们中间开始流行戴一种兔毛棉帽。这种棉帽是用咖啡色的条绒做成的，里面有兔毛，兔毛很长很软，戴在头上暖烘烘的。许多同学在那年冬天拥有了自己的兔毛棉帽，我非常羡慕他们，可我自己却没有一顶兔毛帽。在我想象里，那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帽子，因为它看起来是那么柔和、那么高级。我只有一顶剪绒帽，那是我二哥参军后留给我的。剪绒是一种人工做成的绒，很硬，也不够暖和。而且二哥留下的那顶帽子，许多剪绒都已经掉了，东秃一点西秃一点的，像一块癞皮狗的毛。二哥的脑袋比我的脑袋大一号，帽子戴在我头上叽里咣当的很不严实，还经常会遮住眼睛。
没过两天，坐在我前排座位的朱革子居然也戴上了一顶兔毛帽。朱革子平时说话结结巴巴的，我们同学在一起时没有他说话的份儿。他说话太慢，还没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话已经说完了，于是拍拍屁股走人，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就连老师上课也很少提问他，因为每次他站起来回答问题，都吭叽半天，说不明白问题不说，还引得同学们一片哄笑。后来老师也觉得让朱革子回答问题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就索性不叫他了。
朱革子上课时很落寞，精力也就不怎么集中，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碰碰那儿，一会儿趴下一会儿坐起来，显得躁动不安。朱革子一动，我就抬起脚去踢朱革子坐的凳子，他回头瞄我，我就小声道：“你消停一会儿。”朱革子似乎有话要说，但终于没有说出口，涨红了脸扭过头去，终于安静了下来。
下课铃一响，我们这些人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教室，操场上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打雪仗、堆雪人……还有几个秋千，荡来晃去的，那是女生的专利，我们男生从来不碰那玩意。朱革子嘴笨人也笨，揸撒着手跟在我们后面。我们都不愿意跟他玩儿，他半天了都还没玩上，急得“呼哧呼哧”地喘气。可惜他的气还没喘匀，上课铃就响了。朱革子只好心有不甘地回到教室坐回到座位上，焦灼地晃动着身子。我就左一脚右一脚地踹他屁股下的凳子，一边踹一边笑。
不招人待见的朱革子居然也有了兔毛帽，可想而知我有多不爽。自从朱革子有了那顶兔毛棉帽，我怎么看朱革子的脑袋都不舒服。朱革子的头是长方形的，不知什么缘故，他后脑勺总有一撮不听话的头发呲起来，就像《林海雪原》那本小说里那个土匪“一撮毛”一样。我越看那个长方形脑袋和那“一撮毛”，越觉得和兔毛帽子不配。有一次上课时，我又踹了一脚朱革子屁股下的凳子，他回过头来看我。我小声但不容置疑地说：“把你帽子给我！”他露出诧异的眼神望着我，我不屑一顾地盯着他说：“快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