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公元1世纪狄奥多罗斯访问埃及。正如最新翻译他作品的欧发德（C.H.Oldfather）所称赞的，狄奥多罗斯“未加批判地搜集资料，找到原始经典，并忠实地呈现出”埃及的历史。也就是说，他没有将他的偏见及先入为主的观念，加诸于他所搜集到的材料上。由于他曾经访问埃及的僧侣，并将他们对埃及谜样的过去的见解记录了下来，因此他的作品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当时埃及的僧侣们是这样告诉狄奥多罗斯的：
一开始，神圣和英雄统治埃及将近18000年，最后一个统治的神圣是荷罗斯，也就是爱瑟斯的儿子……人类，听说，统治了自己的国家差不多5000年……
让我们“毫不带批判”地检查一下这些数字，看相加后为多少。狄奥多罗斯写上述段落时，是在公元1世纪。如果我们向前推5000年，即为公元前5100年，应该到了所谓“人类的国王”统治埃及的时代。如果再往前推18000年，就到了公元前23100年，“神圣和英雄统治”埃及的时候，也正好是冰河时期的最高峰。
在狄奥多罗斯以前，还有过一个更会说故事的历史学家访问过埃及：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希罗多德似乎也曾拜访祭司与僧侣，并询问他们对在悠远的过去，存在于尼罗河谷的高度文明传统的所知，并将所知写入《历史》一书的第2册中，记录史前时代的埃及文明和各种传统故事。就在《历史》中，他不带任何评论地记录海里欧波里斯一位僧侣告诉他的资讯：
在这段期间，他们说，有四次机会，太阳从不同的地方升上……有两次是从现在沉下的地方升起来，有两次从现在升起来的地方沉下去。
这代表了什么意思？
根据法国数学家史瓦勒·鲁比兹（R.A.Schwaller de Lubicz）的分析，希罗多德绕了个大圈子，想要传达（或许说的不是那么伶俐）给我们的讯息是一种“时间周期”（period of time）的概念。所谓“时间周期”，就是春分时的日出，以星座为背景，环绕黄道带（十二宫）一圈半的期间。
正如前面所述，昼夜平分（春分或秋分）时的太阳位置，大约每2160年，经过黄道十二宫中的一宫，或可说是一个星座。也就是说，太阳走完12个星座，需要260000年的时间（12×2160）。而走一周半，则需要390000年（18×2160）。
在希罗多德时代，春分的太阳，在日出时面对的是正东方，背景为白羊座。这时候的正西为天平座。12小时后，太阳便以天平座为背景西沉。如果我们将岁差运动的时钟转回半圈——也在十二宫中往后动六个星座，或13000年左右的话，黄道的位置就正好反转过来，春分那一天的清晨，太阳会以天平座为背景从正东方升起，而从以白羊座为背景从正西沉下。
如果再往回拨13000年的话，这个位置再度反转。春分时的太阳重新从白羊座为背景的正东方升起，而从以天平座为背景的正西方沉下。
而这一个太阳的运动周期，将我们带到希罗多德时代的前26000年。
如果我们还往前13000年，也就是半个岁差周期的话，就到了希罗多德时代的39000年前。当时春分的日出再度从天平座的背景中升起，而从以白羊座的背景中沉下。
要点在于：在39000年的一个期间中，太阳有两次“从沉下的地方升起（沉下的地方，如从希罗多德时代来看，应该为天平座，就是在13000年和39000年前），有两次从“升起的地方沉下”（升起的地方，在希罗多德的时代，为白羊座，再一次的为13000年和39000年前）。
也就是说，如果史瓦勒·鲁比兹的解释是对的——我们有很多理由相信他是对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早在公元前5世纪，便已正确地记录下，埃及僧侣所提供的有关39000年前太阳的岁差运动的资料了。
巴勒摩石和杜林纸草
39000年这个数字，与杜林纸草（现存两份第一王朝以前埃及古代国王的名单之一）所记录的时间，接近得令人拍案称奇。
杜林纸草，这份原来属于沙丁尼亚（Sardinia）国王所有的纸草，有3000年的悠久历史，自然又硬又脆。它送达杜林博物馆时，没有任何包装，仅粗略地装在一个盒子中，因此连小学生都能想象，打开盒子时，早已成为无数的碎片。学者们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才把它黏合成一个完整的文件。虽然复原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但是仍有过半数的碎片无法再建。
如果当年杜林纸草没有碎成这么千千万万段的话，我们又能从上面得到哪些关于“开天辟地”创世的知识呢？
从已经接合起来的文件片段中，其实便可找出足够的资料，令人深感兴趣。例如，我们从记录中读到10个奈特鲁（半人半神）的名字，后面都附加着和埃及王朝时代法老王名字后面非常类似的徽纹记号。而且每个奈特鲁统治的期间都写在文件上，只是有的地方破损太厉害，无法读出那些数字了。
在另外一栏中，排列着所有支配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国王的名字，包括了神圣统治以后，公元前3100年，第一王朝的第一个法老美尼斯王（Menes）统一埃及以前所有国王的名字。从现存的残垣断片中，我们可以读到王朝时代前的法老的名字，例如，“孟菲斯的尊王”（Venerables of Memphis）“北方的尊王（Venerables of the North），以及“贤苏荷”（Shemsu Hor，荷罗斯的同伴或随从之意）。贤苏荷的统治一直维持到美尼斯崛起为止。在同一栏的最后两行，似乎有总结前面所记录的意思，内容最具有冲击力：“……尊王贤苏荷统治13420年；贤苏荷统治前各王统治23200年，共36620年。”
另外一份刻有史前时代的国王名单的巴勒摩石，所记录的年代不如杜林纸草老。就现在所知，巴勒摩石上面最古老的记录，是一批关于王朝时代开始前，统治上埃及和下埃及的120名统治者的名单，也就是一些埃及统一（公元前3100年）以前的记录。我们并不知道那块黑色玄武岩的石板上，原来还雕刻有什么其他或许和更古老的过去相关的资料，因为它本身和杜林纸草一样并不完整。自从1881年以来，最大的一块，被保存在西西里岛的巴勒摩博物馆中，第二大块的石板，则展示于埃及的开罗博物馆中；第三块，也就是最小的一块，则被伦敦大学的贝多礼搜集室保存。石板原始的大小应该为7英尺宽、2英尺高。曾经有一位专家，亦即已故的华德·艾默瑞（Walter Emery）教授，说过：这个贵重异常的纪念碑，很可能还有很多碎片，只是我们不知道该去何处搜寻才是。光从现在的断片中，我们已可发现许多有趣的资料，包括古代所有国王的名字的记录，统治的时间，和在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这些事件的记录是在第五王朝，也就是离埃及国家统一不到700年前编纂而成的，因此误差的可能性非常小。
艾默瑞教授生前专门研究埃及古代（Archaic Period），亦即公元前32000到公元前2900年的埃及历史，因此对是否能找到更多巴勒摩石碎片非常关切。毋庸置疑，如果巴勒摩石能够全部凑齐的话，当然会使我们对古代埃及的事物有更多的了解，但也有可能让我们对更早的时代——尤其是被称为神明的黄金时代的“创始时代”有更多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