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在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所在的基沙地方，建立起“家园”（也可以称为圣地、神殿），似乎并无不可思议之处。
未知的远古
遵循“库存表石碑”碑文的指示——狮身人面像应在欧西里斯之家的西北方——我沿着河岸神殿T型大厅的西墙向北行，经过了石灰岩的出口和一条漫长的坡道（同为西北方向），终于到达可直达第二金字塔的古道下方。
从古道入口的这一端，我可以完整地看到坐落于正北方的狮身人面像全貌。这个石雕像大约有一条街的厚度，和6层楼的高度，面向正东，每年在春分与秋分这两天，可从正面看着太阳升起。石像蹲踞的姿态，就好像它在沉睡好几千年以后，终于决定要提起脚步向前的样子。在地点的选择上，想必当时人曾做过非常仔细的考查测量，才决定了在这个俯视尼罗河谷的位置，就地取材，取比附近的山丘要高上30英尺的石灰岩山头之石，雕成了狮身人面像的头和颈部分。山丘下侧的长方形石灰岩则被雕成身体，并为和周围的环境做成区隔，以凸显雕刻物，当时的建造者还特别在雕像的周遭挖了一条18英尺宽、25英尺深的鸿沟，使得狮身人面像能够傲然独立，自成一格。
狮身人面像给人的第一个、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古老，不止如一般相信的和第四王朝的法老王那般有个几千年历史的古老，而是那种真正的、非常遥远的、无法探知的古老。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古埃及人，都是如此看待狮身人面像。他们相信狮身人面像会守护“肇始世界开始的吉祥地”（The Beginning of all Time），并认定它有“能够遍及全域的神力”，而对它加以崇拜。
正如前面所述，其实这就是“库存表石碑”碑文想传达的讯息。更精确地说，这也就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图特摩斯四世（Thutmosis IV）立起“库存表石碑”时，想要传达的讯息。至今仍然静静地站在狮身人面像的双爪之间的花岗岩制“库存表石碑”上记录道：在图特摩斯四世统治前，狮身人面像除了头以外，全部被埋没在沙土中。图特摩斯四世将沙土清除以后，便建立起这块石碑，以兹纪念。
在过去5000年来，基沙高地上的风沙气候并没有重大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些年来，狮身人面像和它的周围受到的风沙之害，应该不比图特摩斯四世的时代所遭受的更大。的确，从近代的历史中，我们不难看见，狮身人面像只要稍有疏忽，便可能被砂土埋没。1818年，卡维格里亚上尉（Captain Caviglia），为了他个人的挖掘计划，曾清除过一次狮身人面像上的沙土。到了1886年，玛斯佩罗（Gaston Maspero）为了挖掘遗迹，不得不再度清除。但是经过了39年后的1925年时，沙土再度将狮身人面像从颈部以下全部封住，迫使埃及考古厅出面，清除沙土，使它恢复原貌。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建造狮身人面像的年代，与今天的埃及气候大不相同？如果即使建造成这么大的雕像，但过不多久就会被完全埋没于撒哈拉沙漠的沙土中的话，何必还要建造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撒哈拉沙漠在地理上是个非常年轻的沙漠，基沙地域在11000到15000年前，土壤还相当肥沃。我们是否应该完全推翻以前的假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有没有可能，狮身人面像在基沙一带仍然油绿葱葱的古老时代，便已雕刻完成？有没有可能，现在风沙满天的沙漠地带，也曾有过遍地草木、土质安定的好日子，就好像今天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一带一样？
假设当时的环境如上面所述的青葱快意的话，那么在那样的风沙上建造成一个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石雕像，就不违背思考常识了。或许当时建造狮身人面像的人，并没有预料到基沙高地会日渐干燥，而有转化为沙漠地带的一天。
然而，狮身人面像如果真的建造在一片青葱之上的话，那该是多么、多么久远前的事！
我们能够想象得出来吗？
在后文中我们也将陆续看到，现代的古埃及研究学者，对这种想法憎恶有加。不过，连他们也必须承认：“没有任何直接的方法，了解狮身人面像建造的日期，因为它们是从天然石中雕刻而成的。”（基沙地图化计划主持人马克·列那博士〔Dr.Mark Lehner〕之言）。
在无法做进一步客观调查下，列那博士指出，现代考古学家只能从各种蛛丝马迹的前后对证（context）来判断年代，而既然狮身人面像位于基沙古迹群（necropolis），也就是最有名的第四王朝所在之地，因此一般学者便一口认定，狮身人面像属于第四王朝。
但是对这样的推理，至少19世纪的一些著名古埃及学者并不以为然。他们曾有一度提出，狮身人面像为第四王朝出现很久很久以前便已建造完成的理论。
谁造的狮身人面像
法国著名的古埃及学者玛斯佩罗，在他1900年出版的《遥远的帝国》（Passing of Empires）中，特别研究了图特摩斯四世立的狮身人面像石碑，并写道：
狮身人面像石碑的第13行空栏中，冒出来一个卡夫拉王的徽纹记号……显示了卡夫拉曾经主持过一次清除狮身人面像沙土的复原工作。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狮身人面像至少在胡夫王，或他以前的王朝所建，然后被埋在沙土中……
另外一位著名的古埃及学者玛利艾特（Auguste Mariette）也同意这个说法。玛利艾特为最早发现“库存表石碑”（如前面所述，碑文中清楚地记载道，狮身人面像早在胡夫王以前，便存在于基沙高地）的探险家，他认为狮身人面像早已存在于基沙高地，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另外，布鲁格施（Brugsch，著有《法老下的埃及》〔Egypt under the Pharaohs〕，伦敦，1891年出版）弗林德·培崔、赛伊斯（Savce）等多位学者也都持相同的看法。另外一方面，一些旅行作家，如约翰·华德（John Ward），也相继认定“狮身人面像必定比金字塔要老上不知道多少年”。而且一直到1904年，大英博物馆的古代埃及遗迹管理室长，极受圈内人士尊敬的学者华理士·布奇爵士也毫不迟疑地支持这种说法：
世界上最古老而精美的狮身人面像，应该就是基沙高地上的那一座了。它在卡夫拉建造第二金字塔以前，不但早已存在，而且极有可能在当时便被视为古物……一般认为，它与外国人或王朝存在前的宗教，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但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的不到100年间，古埃及学家对狮身人面像的看法，有了极大的转变。现代的正统派古埃及学者中，没有一个再愿意认真地考虑、讨论狮身人面像的年代，而它在卡夫拉统治埃及的数千年前便已存在的说法，在19世纪末，还被视为常识，但是到了今天，却成了大胆妄言。
例如，埃及考古厅负责基沙及沙卡拉地区的扎希·哈瓦斯（Zahi Hawass）博士便认为，许多过去的理论都已“随风而逝”，因为“我们掌握了非常坚实的证据，可以证明狮身人面像其实是属于卡夫拉时代的产物”。
同样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考古学家卡洛·雷蒙（Carol Redmont）表示，狮身人面像的年代比卡夫拉久远的这种说法“简直令人无法置信”。她认为：“狮身人面像没有任何可能比卡夫拉久远，因为基沙地域在卡夫拉王统治前的几千年，不但没有那种工艺水准，更没有必备的管理组织，和建造起那种规模的建筑物时所需要的意志力。”
当我刚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题目时，也和扎希·哈瓦斯一样，相信一定会有新证据出现，解开谁才是狮身人面像建造者的谜。但是事实不然。当我们前后仔细对证后，发现现代学者其实只有三个间接的理由，支持大狮身人面像是由卡夫拉王所建的说法：
理由①因为图特摩斯四世所建的狮身人面像的石碑，第13行的空栏中，冒出卡夫拉王的徽纹记号。
玛斯佩罗对卡夫拉王的徽纹记号，提出了一个完美的解释：图特摩斯四世将狮身人面像复原后，便立了一个石碑，以对曾做过同样行动的先人表示敬意，而他表示敬意的对象，就是第四王朝的卡夫拉王。这个解释强烈暗示狮身人面像在卡夫拉时代即已非常古老。然而，现代的古埃及学者并不接受这说法。现代的古埃及学者似乎头脑都一样地食古不化，众口一致地认定，图特摩斯四世在石碑上放上的那个徽纹记号，是为了要纪念原始狮身人面像的建造者（而非复原者）。
由于石碑上残留下来的只有那个惟一的徽纹记号，其他前后文均已流失，学者竟然能够如此铁口直断，一口认定狮身人面像非为第四王朝时代的作品不可，这种结论难道不会太不成熟吗？只因为一个第四王朝法老的徽纹（石碑本身还是第十八王朝的法老王所建的），便认定整个雕刻为当时的作品，这算是哪一门子的“科学”？而且时至今日，连那个徽纹都已开始剥落模糊……
理由②因为邻接的河岸神殿，也是卡夫拉王所建的。
这种说法的证据相当薄弱（因为河岸神殿为卡夫拉王所建的说法，建立在神殿中有卡夫拉王的雕像之上。然而，雕像很可能是后来的人将它放进去，而非原始便在那儿的）。但是，古埃及学者却对这种说法拥护有加。他们不但认定河岸神殿是卡夫拉王所建，顺便也把狮身人面像的建造，算在卡夫拉的头上（因为两者之间显然有一些关联）。
理由③因为很多人认为，狮身人面像的面相，与河岸神殿的洞穴中发现的卡夫拉雕像，非常相似。
这显然是个人见解的问题。我个人便从来不觉得两者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而纽约警察局专门制作蒙太奇像片的专家，最近用电脑比较后，也认为两者并无相似之处（本书第7部中将另有详述）。
无论如何，1993年3月16日，日近黄昏时，我远眺着狮身人面像，心里暗自想着：最终学术“判决”还没有出来。“陪审团”至今还在思考，谁才是这个巨大雕刻的建造者。会是卡夫拉王吗？还是史前一些拥有高度文明，却尚不为人知的建筑家们？不论在这个月（或这世纪）学者们决定他们比较喜欢哪一种说法，两者都仍有可能。在缺乏完整的、坚实的、毫无质疑余地的证据下，没有人知道真实是属于哪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