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自西征讨唐到武汉以后，他标榜了“鄂人治鄂”的方针，重用胡宗铎、陶钧两人，胡、陶两军依靠禁烟、榷运的收入，他们的官佐过着花天酒地的腐化生活，而第七军官兵收入菲薄，生活艰苦，适成鲜明的对比。该军师长李明瑞、李朝芳、尹承纲曾向军长夏威诉苦，要求向胡、陶算账。夏威不以为然，他说：“这笔账不能算，要算也要等到德公（李宗仁）回来再说。”谁知时不我与，内部危机终于爆发了。
蒋介石早知第七军将领与胡、陶不和，曾派他的高参周伯甘（周伯甘即周明，云南人，曾为香港《周末报》负责人。）到武汉向李明瑞策反。李对周说：“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我要同表哥俞作柏商量后才能决定。”周回到南京复命，当时参与此项密谋的杨永泰卒通过梁五凤找到俞作柏。俞作柏在北伐兴师时，把他的旅长职务交给李明瑞担任，自己留在后方当南宁军校校长与广西省政府农工厅长。“四一二”事变后离桂去香港隐居。至是到南京见蒋，得到了一笔巨款，就潜往汉口，在武汉第一纱厂董事长李荐廷家中与李明瑞密晤，事乃决定。后来李又邀杨腾辉共同行动。李荐廷一九五〇年在香港对我说：“当时我也参加他们的密谋，当初只以为好玩，谁知道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来呢？”
李明瑞奉命代理第三路司令后，即密约已经联络好的团长以上人员到汉口“太平洋饭店”会面，相约一到前线，即采取行动，反对胡、陶。李明瑞那时还没有提出反对李、白的口号，所以没有人提出异议。三月二十八日晚李明瑞率所部五旅沿平汉线赴黄陂、祁家溪一带布防。
三月三十日，蒋在九江下总攻击令，只是虚张声势，前线并无接触。四月二日，海军上溯到刘家庙，随同海军前进的俞作柏与李明瑞取得了联系。当晚，李明瑞指挥他的本旅三团，李朝芳旅的梁重熙团，尹承纲旅的庞汉祯团以及杨腾辉旅三团在黄陂秘密集结，立即以急行军速度向西北移动，走了一个整夜，次日凌晨即到达平汉线上的花园、孝感一带。起初只张贴一些反对胡、陶的标语，及移驻安陆，就公然张贴布告，反对李、白，拥护中央了。
四月三日上午，胡、陶、夏在出发去黄陂途中闻变，惊慌失措，立即下令全部退向荆州、沙市、宜昌，从三日晚起开始退却，到四日晚后卫部队也撤离武汉。叶琪部由武昌南撤，集结武长路，叶知事无可为，遂于五日离去。这样一来，蒋介石遂不费一枪一弹，唾手而得武汉。四月五日，蒋到了汉口，派钱大钧（1893—1982，江苏无锡人，字慕尹。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卫队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航空委员会主任、陆军部政务次长兼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市市长、淞沪警备司令、西南战区副司令。1950年去台湾。）、俞作柏到部队表扬李明瑞、杨腾辉。
胡宗铎等到了鄂西，李宗仁、白崇禧原望他们能够率部经由湘西回到广西，但到四月十五日，胡、陶、夏三人竟通过孔庚联系向蒋投降，他们从沙市联名电蒋说：“个人进退实无问题，但使数万久战部属有托，则感赐多矣！”二十一日胡、陶离军出国前，派人送五万元给夏威，说是蒋给他出洋的，夏遂搭英国兵舰径去香港。
四月七日蒋起用张发奎为第一路追击司令，派朱绍良为第二路追击司令。并令胡、陶、夏等投诚部队在荆沙附近集合，旋即由张、朱等部把他们追围缴械。原第七军二师师长李朝芳不忍广西官兵作无谓的牺性，五月二十七日，率领他的两团以及尹承纲师的两团在沙市向张发奎献枪投诚，八桂子弟，多为张所收容。北伐后期，李宗仁所统率的第四集团军就这样冰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