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午后，一位过去当过我的部下现在左派报馆工作的广西同乡陪着一位总编来看我，手上还带来一份刊着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报纸，客人希望我对这一篇重要文献提出意见。
由于多年离开政治生活，思想麻痹，嗅觉不灵，我草草地看了这篇报告一遍，根本提不出什么意见。客人们闲谈了一会儿，便带着失望的心情告别了。
两个月后，那是四月二十三日，前面所提到那两位客人再次登门，坐定以后，那位总编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的电话：李任潮先生希望你到北京去谈谈，如果程先生同意，来去保证秘密，也不办手续……”
这个问题提得太突然了，我说：“请允许我考虑一天如何？”
次日，我们依约在九龙太子道一间咖啡馆会面。我答应到北京，相约不带行李，由那位总编派一个人陪我于当晚乘船往澳门，从那里去广州，拱北关将有专车迎候。
四月二十九日，我从广州乘火车至北京。是日，黄绍竑在全国政协开会。散会时，周恩来总理对他说：“程思远今天到北京。”但李济深先生根本不知道。这就可了解，根本不是出自他的邀请。
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后，连续几天受到李济深、蔡廷锴、黄绍竑的宴请。五月六日晚，我在张治中先生家里吃饭，他是我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当处长时的中央团部书记长，彼此共事多年。此外，他又是李宗仁代总统时的和谈代表团团长，所以对我特别照顾。临行时，他说：“明天下午三时，政协礼堂三楼有一个酒会。通常周总理是不参加的，但是明天他要去那里同你会面。”
五月七日下午三时，刘仲容陪我到政协礼堂，他对我说：“周总理曾问过我：‘程思远怎样？你三言两语答复我。’我说：‘当年在白崇禧那里，我们有明确分工，他做右派工作，我做左派工作，但他并不妨碍我。’”
在酒会上，张治中要我同他在一起，移时周恩来进来了，全场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周先生一面扬起左手打招呼，一面径直地走向我们面前。张文白正准备介绍，周公已同我握手，说：“程先生，欢迎你回来，我们三八年在武汉见过面。”
是的，我与周公在武汉见过面。那是一九三八年初，我在副参谋总长办公室当秘书。一天，白崇禧要我去请周公对驻在蛇山玉冰堂的广西学生军讲话，这是仅有的一次。而今事隔十八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这表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
他问我：“到不到东北去看看？那里只办了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和化学工业。”
“下次再去吧，这一回我不准备待得太久。”我记起此次没有带来替换衣服，所以这样说。
“如果你看一些东西，到海外后就有更多的讲话资料。”他注视着我，但立刻改口说，“至少你要看看北京吧！”
周恩来对站在周围的刘斐、余心清、屈武、刘仲容、刘仲华等人用锐利的眼光一扫，说：“你们陪思远浏览北京景色，并稍尽地主之谊。”又同我握手告别说：“我们改天还要谈谈。”
五月十一日晨，我接到通知，说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请我吃饭。上午十一时，我依照预先的安排，由中南海西北门入去，到右面一间平房拜望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参谋总长李克农，他在抗战时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而我当时是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兼三民主义广西支团书记。在我主持的工作部门中，没有引起任何国共之间的摩擦，所以他很知道我的为人。深信我此次来京，他是起了影响作用的。
中午在李克农陪同下走进紫光阁，周恩来首先迎上前来同我握手。在那里，一些过去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都赫然在座，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还有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群贤毕集，真一时之盛。
周恩来首先讲话。他说：“这一次程思远先生到北京，是建国以来我们同国民党人第三次会晤。第一次是叶帅（叶剑英）在广州与张公权接谈，我们保留他在中国银行的董事职位，希望他回到祖国来，结果他到澳洲后，一去不返了。第二次是我接见龙绳武，希望他到海外做些有益于祖国统一的工作，后来他去香港，却溜到台湾去了。这一次程先生到北京，我们很想借此机会深入地谈谈。现在首先吃饭再说。”
周恩来在宴会上，高度评价了李宗仁先生的对台建议，但有一点，他不赞成李先生主张台湾非军事化。周公说：“台湾重新归还祖国以后，还需要国民党的军队保卫嘛。”他对白崇禧批评说：“白健生颇自负，其实政治上急功近利，没有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信。因此被骗到台湾去了。”
饭后，周恩来开始有系统地介绍国内外形势，对台政策方针以及对海外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期待。他已经当了七年的国务院（最早是政务院）总理并兼外交部长，对当前国际关系，了若指掌，所以说来头头是道，娓娓动听。特别是他态度诚恳，和易近人。从我个人看来，他是一个非常熟练的、杰出的政治家。
周恩来谈到中苏关系时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第一，我们是自己打出来的；第二，我们国家主权是独立的，领土是完整的。不仅如此，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中，曾对大连、旅顺与中东南满铁路给苏联予以一定的特权，这一切，我们以后都纠正过来了，这是人所共知的。
周恩来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可以经由中美两国讨论解决；至于台湾回到祖国的问题，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决不容外国干涉。”
周恩来谈到国共关系时说：“我们是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那就是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也曾努力争取实现国内的和平。尽管这些年来，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我们和台湾的国民党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携手起来，团结对外。”
周恩来说：“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我们都本着‘爱国一家’的方针，欢迎他们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而且随时准备欢迎他们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身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可以回到大陆探亲访友，参观旅行，或者派人来大陆考察，只要在事先说明，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并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
最后周恩来点名要我邀请李宗仁、黄旭初、夏威、张任民等回来看看。
从我个人理解，周恩来上面的话，是对海外国民党又来一次广泛的号召，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次日黄绍竑约我到新侨饭店饮茶。他说：“你此来得到周总理这样的重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个人亦有同感。
后来情况反映到李宗仁那里，却引起他的严厉批评。他在复我的信中说：“此行关系重大，事前竟不相谋，如此轻率从事，实属令人不解。”以后几经解释，他还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