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政海秘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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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李宗仁主张恢复国共和谈

一九五六年,无疑是大陆自解放以后最好的年头之一。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如疾风骤雨的政治风暴以后,开始向海外招手,中共对民主党派也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中共“八大”中且确认阶级斗争已非主要矛盾,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前途充满光明和希望的一年。

可是曾几何时,风云突变,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搞得太过火,把一些本来是正确的言论(如龙云先生批评苏联)作为右派言论,把一些党外知名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且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片面化,绝对化。从此“左”的指导思想开始抬头,党外人士不敢讲话了。我对劝请李宗仁回国一事只好暂时不提。

一九五八年末,我的女儿林黛(原名月如,林黛是她英文名Linda的译名)凭《金莲花》《貂蝉》两片得到最佳女主角奖以后,去了纽约哥林比亚读书,课余之暇,经常到李宗仁先生家里做客。那时李宗仁已从Riverdale搬到Englewood Cliffs,那里是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从哈曼顿开车约四十分钟便到,李那时只与夫人郭德洁住在一起,他看到林黛到来,一种念旧之情油然而兴,自是我们又恢复紧密通讯,商讨天下大势。

李宗仁在一封信中提起,他藏有许多书画,不忍其将流落异邦,拟献给祖国以寄故园之思。与此同时,他又托一个广西同乡,带信给李济深先生(后来知道经由《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转),明示他有叶落归根之想。

一九五九年秋,我从海外回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还来不及去看李济深,他已于十月六日因患脑瘤去世了。我到东北参观后,于十月二十四日蒙周恩来接见,时仅张治中、邵力子在座。周说,估计李宗仁先生回国定居的时机尚未成熟;至于他给国家献文物,是爱国主义的体现,政府可以接受。次日周公还邀我陪他乘坐他的专列火车去参观密云水库,同行的有廖承志、罗青长和日本客人松时谦三等。这一天完全不谈政治,显得非常轻松。

一九六〇年,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回到香港,我告诉她:李德公送给国家的一些历代名画,经有关部门鉴定,有的是赝品,但政府体念德公爱国的热诚,要派我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并送给他一笔旅费,以壮行色。当我交给郭这笔钱时,因数目很大,带在路上看来十分危险,于是由我妻开车送我和郭德洁到中国银行前门,我下车后,她们就到后门去等候。我领了钱往后门上车,交给郭德洁,然后送她回去。我们与郭德洁总是采取这种方式会晤,而从来不到酒楼饭店,以免被人跟踪。

郭德洁居留香港一个月,我们相与约定了一种比较完全的通信方法。即使我们同李宗仁来往的电信被检查,也不至于泄密,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六〇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年轻英俊的肯尼迪以微弱的多数选票战胜了尼克逊,成为白宫的主人。一度与民主党有历史关系的李宗仁,认为这是华府当局改变对华政策的适当时机。

刚巧在这个时候,于纽约大学执教的张歆海教授经龙绳文的介绍,来给李宗仁划筹献策,完全代替了甘介侯的地位。张歆海从清华大学到哈佛大学深造,据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1889—1973,陕西朝邑人,字熙若。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建国后,曾任教育部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对我说,张歆海是留美学生中英文造诣最好的三个人之一。肯尼迪是哈佛出身,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邦迪做过哈佛大学文学院院长,与张歆海是前后期同学。由于有了这些历史条件,再加上人们对麦卡锡对进步人士进行迫害抱有强烈反感,所以他也对肯尼迪政府抱有希望。

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肯尼迪就职以后,李宗仁在张歆海的帮助下,李宗仁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对他就任美国总统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希望在他下车伊始对中美关系有所改弦更张。李宗仁在函中表示: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它既不切实际,又不合于美国利益。如不承认北京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则美国的亚洲政策,势将窒碍难行。

肯尼迪在复李宗仁的信中表示感谢,唯谓对华政策关系重大,容当缜密考虑。李宗仁将来去信寄给我,要我派人送交周恩来,我照办了。后来张歆海到香港,承认给肯氏的函件是他执笔的。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恩来要我到北京一行。他对我说:“李德邻先生对肯尼迪所抱的期望太高了。目前展示在肯尼迪面前的问题太多了,权衡轻重,对华政策的修订还不会摆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周公要我寄语李宗仁,不要对美国过早地抱有幻想。他重申:要我到欧洲去同李宗仁谈谈。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李宗仁在米兰出版的《欧洲人报》发表了一篇谈话,全篇内容贯穿了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

当该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向李宗仁问道:“西藏和邻近地区(意指印度)不久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宗仁说(由张歆海任翻译):

“西藏一贯是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所谓‘特殊的’国家。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去年冬天中印边境发生的事情。中国地图向来总是把边界划得比所谓麦克马洪防线(中国从来不承认这个所谓麦克马洪防线)更靠南边一点。直到一九五一年为止,所有世界地图都把该地区划为中国领土。甚至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的地图也表明中国是正确的。如果该地区是中国的,则中国自可在那里行使主权,而不是侵略。”

“现在让我们来谈蒋介石吧。”

“我不能谈论蒋,说他的坏话是绝对不礼貌的。”

“那么就说点好话吧。”

“关于蒋,我只能引用史迪威(1883—1946,美国佛罗里达州人。全名约瑟夫?W?史迪威。1904年毕业于美国西点陆军军官学校。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35年任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抗日战争爆发后,赴抗日前线视察并向美国政府提出援华建议。1941年任美国第三军团司令。1942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中将总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同时负责监督美国对华《租借法案》的实行。曾派部下考察延安和部分抗日敌后根据地,并向蒋介石建议装备八路军、新四军。因同蒋介石发生矛盾,1944年10月被美国政府召回。后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第十集团军司令等职。)将军常说的话——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同情他,因为我们都是失败者。”

“许多年来,蒋一直在领导台湾政府,但他的常识还没有一个村长多。他不懂历史,不会总结经验教训,每年他总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光复大陆’,这完全是绝不可能的一桩事。”

“蒋对我没有像我对他那样的友谊。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打扰他,我一直没有开口,而蒋则想些可怕的事情。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我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怎能抹杀事实呢?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以后经过反复商量,李宗仁同意在一九六三年冬去瑞士同我会晤。我得此确讯,即于十一月中到北京向周恩来请示。我到京的次日,周公即约我到紫光阁吃晚饭,在座的仅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饭后周公托陈毅陪我在国务院礼堂看电影。到时,见陈毅夫人张茜已在座,她穿着军服,显得很年轻。当晚看的是两部纪录片,一部是反映当时华北大雨成灾军民奋力救灾的情况;一部是黄山的风景介绍。陈毅先生为人风趣,又健谈。他对黄山的奇峰异松,解说得非常深入细致,谈来头头是道,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这次到北京,已不像上次那样住北京饭店,而是住在东总布胡同临时设置的一个招待所,这表明保密得十分可以。十一月十七日深夜,我在酣睡中被一阵敲门声惊醒,看手表正指着零晨三时二十分。打开房门一看,赫然是罗青长副主任,他说:“快穿衣服,总理在中南海等你。”

那时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开会,周恩来日理万机,宵旰勤劳,只有在深夜才能抽出时间来接见我。这充分显示出他的政治生活紧张忙碌,在当代政治家中有谁能同他媲美呢?郭德洁后来誉他为“铁人总理”,十分中肯。

周恩来要我带“四可”“四不可”的原则去欧洲同李宗仁商量。由于不便笔记,我口诵多次才能把它背下来。这“四可”原则是:

一、李德邻可以回国看看,以后仍回到美国;

二、李先生返美以后,仍可以随时回来,祖国永远向他开着大门。

三、李先生可以离美住欧洲一个时期,以后再回来看看。

四、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

至于“四不可”现在事过境迁,不必再提它了。

李宗仁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便从纽约飞抵瑞士苏黎世,住Savoy Hotel,受到他的一位亲戚K先生的接待,我因为签证延误,迟一星期赶到。正因为这样,才能躲过联邦调查局特务的发现和追踪,及今想来,还引为大幸。

原来李宗仁于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四日从Englewood Cliffe七十七号出来到新泽西州的纽华克移民局,由该局副局长维斯活出来接待。李宗仁对他说:“我想在年底前到欧洲去旅游一次。”两周以后,该局便把签证手续办好,看来一切顺利。

郭德洁有一个侄女郭琼芳住在旧金山,她的一个邻居是联邦调查局特务。据他对郭琼芳说,李宗仁于十二月中飞苏黎世时,联邦调查局曾派两个特务,当然没有恶意,只想知道他这一次赴欧有无进行什么政治活动。但这两个特务在Savoy Hotel住了几天,只见李宗仁同K先生往来,此外没有任何接触。此后,他们便到日内瓦去了,因而对李宗仁不疑有他。

我于十二月二十日到苏黎世晤李宗仁,彼此久别重逢,看到世界大势起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感慨万千。李宗仁那时已经七十三岁,人到古稀之年,久居异国,总有落叶归根之想。所以他对“四可”原则,还是着重回国定居。对于政治,他已经不很热衷了。但认为国家只能保持长治久安,前途就是很光明的。至于郭德洁是否会同他一起归来,他还不能肯定。我说:“两个人回来,比一个人回来对外观感好一些,否则夫妻在最后分道扬镳,对外怎样解释呢?”他亦以我的意见为然。

十二月二十四日,李宗仁回到纽约,他对来到机场迎候的亲友说:“好险,几乎赶不上回来过圣诞节。”

我也同时回到香港,参加二十四日晚上在九龙美丽华酒店举行的餐舞会。由于我长期以来在香港《正午报》写《政海谈秘》专栏,每日一篇,从不间断,所以我有时离开香港几天,日常同我饮下午茶的朋友们也不知道。当然有一半还是归功于我妻石泓,她给我掩护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