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五日，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举行宣传工作会报，参加者有蒋经国、陶希圣（1899—1988，曾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后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等职。）、黄少谷、李俊龙、李惟果（毕业于清华大学，1936年任蒋介石的外文秘书，从此成为蒋介石的智囊人物之一。1945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由于留美背景，他主管新闻时比较尊重“新闻自由”。1948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1949年随蒋介石去了台湾。）等。蒋把白崇禧的“亥敬”、“亥全”两电以及他答复白崇禧的“子东”电交各人传阅，并就和谈问题征询各人意见。有人建议，最近豫、鄂两省民意机关连续发出通电，对和平有所主张，最好中央派一大员赴汉口同白崇禧就和谈问题掬诚相商。蒋认为可行，当派张群于九日飞汉晤白。
一月六日，张治中受命来看李宗仁，谓蒋将于九日派张岳军赴汉晤白健生，就当前局势有所洽商。张并且说，蒋最近对内对外，均将有所部署：如电邀刘文辉来京，告以经营四川的必要，并将派张岳军入川主持一切；在对外方面，蒋将接纳白崇禧上月二十四日提出的建议，请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调解”国共战争。窥其意图，似在恋栈，但一般观察家，甚至如CC派谷正纲、张道藩之流，也认为蒋下野只是时间迟早问题，看来不会拖得太长了。
白崇禧在获知张群九日飞汉的消息后，七日晚，连打四次长途电话到南京找程思远，设法通知当时在上海过隐居生活的黄绍竑，立即回到南京，以便与张群同机飞汉。当晚程打电话到林森路一一〇五号找黄绍竑，适黄已外出，直到八日晨，程才同黄通话。黄初不愿入京，后被告知此行目的在偕张群飞汉，他才答应乘夜班车来。次日凌晨黄甫抵京，即偕张群飞汉。
一九四八年蒋朝面临崩溃的前夕，黄绍竑在政治上一直采取积极态度，如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以后，黄绍竑也想在五月举行的立法院第一期院会中活动当立法院院长。此时黄埔系、政学系同朱家骅派合作以反对CC，形成对峙之局。前者以孙科竞选副总统失败，蒋介石已决定以立法院院长一职来安慰他。如果黄绍竑也要竞选立法院院长，那就过于刺激蒋介石和孙科了，在策略上不应当采取这样一种做法。当由黄宇人出面劝止黄绍竑，黄接纳群言，取消原议。十一月末，蒋介石提名孙科当行政院院长以接替翁文灏，立法院势须另选院长，黄绍竑又重申前议，那时以反CC组成的联合阵线——“新政俱乐部”与“民主自由社”采取的策略是：要推出童冠贤为立法院院长候选人，以对抗CC提出的李培基，又劝请黄绍竑顾全大局，避位让贤，黄也终于答应了。十二月中，蒋介石决定下野，派张群、吴忠信、张治中到傅厚岗访李宗仁，洽谈政权过渡问题，黄绍竑始终参与其事。可见黄的态度是积极的。可是十二月二十四日，黄忽然借口去上海过圣诞节，匆匆离开南京，临行对程思远说：据我所知，最近蒋桂关系异常恶劣，如果杜聿明所率领的部队能够突围出险，蒋介石就可渡过当前面临的政治危机，这样一来，德公的安全就会出问题，请你告诉德公，不要掉以轻心。程当时漠然置之，不以为意。因为人所周知，美当局正迫蒋下野，以李宗仁来过渡，蒋如对李下手，实使其自身陷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依据常理推测，蒋不会出此下策。
张群飞汉口前一日，即一月八日下午，蒋介石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会商，研究运用外交促成和谈问题。会后蒋即授意行政院院长孙科，由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吴铁城出面，照会美、苏、英、法四国，希望四国政府运用其影响，促成中国国共和谈的实现。当晚程思远受白崇禧之托，把他的“亥敬”电抄送孙科一阅。孙在铁道部一号官舍对程说，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系中国内政问题，不便请外国参加干涉，所以此次照会四国政府，只是请他们从旁赞助，以使国共双方代表能够聚首一堂，进行谈判。
那时美国政府希望蒋介石早日去职，以利于李宗仁出来主持和谈，所以不会给蒋以助力。司徒雷登曾对孙科、吴铁城先后表示过，他本人不以为南京政府能从这方面获得什么挽救的办法。并坦白地告诉他们，不可过于依赖美国的援助，把它作为一种解围的神力。一月十二日，美使馆把华府的答复通知吴铁城说：“在当前情势下，由美国政府出作调人，实难相信可达到任何有益的结果。”苏、英、法各国政府，也婉拒所请，认为这是一个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的问题。
张群九日飞抵汉口以后，即转达蒋介石下面两点意见：
“一、我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
“二、我如果‘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一月七日，在永宿间青龙集与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淮海战役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部被歼而告结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匪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忧念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蒋经国：《负重致远》，第一二七页。）
蒋介石知道杜部被歼后，他的下野问题又重新提到议程上来了，即于十日派蒋经国持他的亲笔函去上海访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着俞即将中央银行在去年八月十九日依靠发行金元券强向人民兑换得来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共值三亿七千多万美元）移存台湾，留二十万两黄金给汤恩伯，以供军事开支。
一月十一日，张群同白崇禧在汉口继续会谈，张群说：“总裁强调这样一种见解，就是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白则对张说明，他前后两电提出的主张都是备战谋和，而不是无原则的妥协投降。即日张群从汉口飞长沙晤程潜，十二日回到南京，下午张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报告说，对备战谋和的方针，中央与地方一致，白、程均同此态度。
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就在一月十二日行政院会强调“中央与地方一致”的这一天，白崇禧以八万港元的代价向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从汉口送黄绍竑去广州，并派其秘书陆启华随行，准备一到广州即去香港。黄绍竑的专机过桂林时已近傍晚，他预电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在机场候晤，黄绍竑对黄旭初说：“一、蒋介石一心一意打到底，不愿下野谋和。二、白健生两电蒋介石劝其改采和平措施，不料蒋反怀疑白和桂系要造他的反。”（黄旭初：《李宗仁就任代总统经过详情》）
与此同时，蒋介石以徐州会战全面崩溃，国际声援无望，就在美国答复到达的这天，命蒋经国带同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1904—1990，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任蒋介石侍卫。1942年任蒋介石侍卫长，后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期间，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抗战胜利后，历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长、总统府第三局局长。1949年去台湾。）、警卫组主任石祖德、参军施觉民、警卫总队长任世桂及通讯总队长多人，一同回到溪口，布置警卫网和通讯网，为蒋介石“退居幕后”预作部署。在这一天之内，蒋介石和白崇禧彼此各有部署。
白崇禧为什么不惜重资送黄绍竑到香港去呢？目的在请“民革”主席李济深出来帮忙，促使武汉方面单独与中共中央进行和谈。白崇禧很重视李任潮（李济深）的地位，认为他可能在桂系与中共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
在黄绍竑到香港前的十九天，李任潮已应中共毛主席之邀，于圣诞节次日秘密离开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去了。黄绍竑空走一趟，大失所望。后来黄通过“民革”驻港负责人的联系，同中共中央驻港负责人见了面，把白崇禧的意图请后者转报中共中央。不久得到答复，要白崇禧派刘仲容（1903—1980，又名刘翚，1955年11月加入民革，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民革卓越的领导人，曾任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常委，民革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沿平汉铁路线北上到石家庄，面见中共中央领导人。等到黄绍竑把这个信息传给白崇禧时，蒋介石已经下野了，时过境迁，武汉“局部和平”已非必要。白崇禧当时想利用李宗仁当代总统的地位来搞“全面和平”，并不急于派刘仲容北上，而专心关注南京方面的情况，所以直到三月底，刘仲容才能首途北上。
蒋介石对黄绍竑在香港之行，极为重视。蒋经国在一月九日的日记中写道：
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续与共党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总统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党与李代总统进行全面和平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