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三日，白崇禧在汉口的华中“剿总”，强迫汉口中央银行将由粤汉路运往广州的银元中途截回，这是白针对蒋介石从十日起把上海库存金银外汇全部运往台湾所采取的相应措施。消息传到南京，消息灵通人士认为，白已公然不听蒋介石的调度，并推测白将有异动。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并于晚间广播，声明提出了八项条件，作为国共谈判的基础，条件如下：“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个声明一出来，蒋介石即于十五日下午召集张群、张治中、吴铁城举行会议，讨论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会上决定，为求内部团结起见，暂不表示态度，首先征求各省党政人员的意见。同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当晚蒋接见司徒雷登，告以共方条件和政府意见。但对司徒雷登所关心的蒋的个人进退问题，保持沉默。
十六日，蒋介石召见了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要他们把两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将来和谈成功，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予以接收。十六日晚，蒋介石约张君劢（1887—1969，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1932年创建国家社会党，1945年出席联合国会议，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委员。1949年11月赴印度，1951年移居美国。1969年在旧金山病逝。）、左舜生（1893—1969，1920年任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主任。1924年任中国青年党党报《醒狮周报》总经理，并加入青年党。“九一八”事变后，再创《民声周刊》，鼓吹抗战。1947年任行政院农林部长。 1949年赴台。）、张群、吴铁城、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王世杰等晚餐，交换关于八项和平条件的意见。邵力子主张接受八项和平条件，陈立夫立即发言，指邵主张无条件投降，张治中忙说，今天主要的是向党外人士征求意见。但张君劢在发言中还是要求蒋介石考虑下野问题。会后据张治中对李宗仁说，蒋介石由于邵力子、张君劢两人的发言，很不高兴。
十七日，李宗仁密嘱程思远偕石泓飞汉口，在那里等他飞汉，与白崇禧会合。这是因为司徒雷登发现蒋介石没有下野的打算，故把他的座机从上海调到南京大校场机场，准备在必要时送李宗仁到汉口去，同白崇禧倡导一个呼吁和平的运动，以便迫蒋下台。由于时机迫近，李特派程先飞汉通知白崇禧。
十八日，程思远得白崇禧派在空军总部当联络参谋的廖德寿的帮助，同石泓搭了一架军机到汉口，此时在汉口的桂系军政人员，有李品仙、李任仁（1886—1968，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42年后，任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长、第三届议长。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广西省副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刘士毅、刘斐、邱昌渭、张任民（1898—1985，中央军校第二分校（湖南武冈分校）中将教育长。1939年底调任广西绥靖公署参谋长。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任国民党行宪国民政府第一届立法委员。1949年赴香港。后赴台湾。）、韦永成等。程同白崇禧说明来意，白即嘱程到黄陂街永利银行去看周天贤、冠永吉、刘先云。这些人都是三青团地方负责干部，其中周天贤得邱昌渭从中拉拢，使白对周特别器重。后来才知道白崇禧在汉口的一举一动，周天贤都密报给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袁守谦，然后通过袁反映给蒋介石。故白之动态，蒋了若指掌。
十九日，蒋命孙科的行政院举行政务会议，就中共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和平八项条件进行讨论，会后由行政院发表声明：“政府愿与共方先无条件下令停火，再各派代表协商和平办法。”
同日，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迁往广州，表明人民解放军已兵临江北，蒋介石不愿做城下之盟，故有将政治重心南移之意。
二十日，晚饭后，白崇禧在三元里他的私邸对程思远说，我们不能再等候德公了。九时将在这里举行会议，商讨时局问题。届时应邀参加会议的有李品仙、刘士毅、李任仁、刘斐、邱昌渭、程思远、韦永成、张任民等人。
首先，白崇禧发言，他说：这两个月来，我们在武汉先后邀请湘、鄂、豫各省军政首长和民意机关代表举行会谈，大家都同意由武汉发起一个倡导和谈的运动，以期促成停战，实现和平，但因李德公在南京，我们不得不为他的安全设想，投鼠忌器，坐失时机。到了今天，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因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张翼三（张轸）早就同中共中原野战军的刘伯承搭上了线，对方希望华中地区整齐步骤，共同行动。我过去总以时机尚未成熟为借口，要张翼三等候我从容布置，可是今天，张翼三来了，他说，对方催得很紧，不容我们再考虑了。张翼三并且表示，如果我们不干，他就单独行动。因此，至迟到明天，我们必须有所表示。
说到这里，白崇禧拿出一份电稿说：我准备了一份呼吁和平的通电，打算在明天发表。现在请李重毅（李任仁）先生到后面的房间里去整理文字，等重毅先生修改好后，我们再就通电的内容加以讨论。
我们是在白崇禧的办公室里开会的，李任仁刚刚离开，书台上电话机就响起来了。白崇禧拿起听筒，“喂！喂！”两声，就对我们说：“是南京张文白打来的长途电话。”
只听白对着听筒说：“文白吗？有什么消息 ？”
“……”
“那可靠吗？”白崇禧以兴奋的口气问道。
“……”
接完电话白崇禧对我们说：“蒋介石决定明天下野，他今天已经接见德公，表明‘引退’之意。现在好了，我们不要再干什么了！”他说完舒了一口气。
不一会，李宗仁也打长途电话来，证实了蒋介石明天下野的事。白崇禧在电话中再三叮咛：在蒋发表的文告中，应当援用“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节的条文，对这一点不能有丝毫马虎。这就是说，蒋介石的“引退”应当作为辞职，李宗仁上台是继任总统，而不是代理。关于这一点，白崇禧过去同程思远通长途电话时不知说过多少次了。
白崇禧派人去把李重毅请出来，随即以轻快的口气说：现在蒋已决定下野，不需要我们再采取什么行动了。我们应该改换议题，就是德公上台以后应当怎么干。
人多意见多，一直谈到二十一日凌晨三点钟。最后由白崇禧加以总结，主张向李宗仁提出下列的建议：
（一）关于李宗仁是“继任”还是“代理”总统的问题，这一点必须搞得一清二楚，丝毫不能含糊。李应当坚持援用“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条文的规定，“继任总统”，而不是“代理总统”，否则名义不正，就不能顺利地推行政务。
（二）必须改组行政院，准予孙科辞去行政院院长，另推张治中组成一个和谈内阁。由于张文白曾经三上延安，并且亲自护送毛泽东主席回到陕北，与中共有深长历史关系，深信他出来组阁，将可顺利推动和谈的进展。
（三）必须请何应钦出来帮忙，任以“陆海空军总司令”。目前只有何能指挥黄埔学生，促使他们同我们合作。听说何到上海去了，应当邀其立即返京，掬诚相商，共撑艰巨。
上述建议，白崇禧指定程思远、邱昌渭于二十一日飞南京汇报。
程思远、邱昌渭原定二十一日上午飞南京，可是同行的还有驻汉口的第四路空军司令罗机，他要下午才能起程，所以程、邱到武昌机场后又折回三元里，同白崇禧共进午餐。白崇禧说：国民党组织松懈，纪律废弛，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必须彻底改造。如果和谈成功，那就应当同李任潮（李济深）的“民革”合流。
下午二时，军机从武昌机场起飞，同行的除罗机外，还有华中“剿总”参谋长徐祖贻（1895—1976，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赴日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第五战区参谋长。1938年2月上旬徐受李宗仁委派，亲临前线，协调庞炳勋、张自忠两军团，血战五昼夜取得了临忻大捷。4月，又协助李宗仁在台儿庄歼灭以“铁军”自称的日军矾谷师团，取得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因此南京政府擢升徐祖贻为陆军中将。）和副参谋长吴石（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时期，吴石是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到台湾后被蒋介石杀害）。四时十分，军机在光华门外大校场降落，机身还没有停定，程思远看到一架“美龄”号专机从跑道起飞，程指着它对邱昌渭说：“老蒋离开南京了。”等到程、邱走出机场，沿着汽车路前进时，忽见李宗仁乘着一辆黑色卡迪勒克牌轿车迎面而来，由于车速减低了，他发现程、邱两人，于是开门招呼他们上车，一道入城。李宗仁惋惜地说：“我来迟了一步，不及同老蒋握别；其他的人，此刻还在明故宫机场等着他哩！”原来俞济时故意放出空气，说蒋要在明故宫机场上机。
归途中，李宗仁简略地介绍了这两天南京的政治行情 ：十八日，蒋介石把原来的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并发表汤恩伯专任总司令。十九日，蒋又发表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1891—1963，国民党高级将领。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46年后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重庆行辕主任等职。1949年1月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8月去台湾。1963年病逝后被国民党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1896—1981，国民党高级将领，陆军一级上将。1916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加入中华革命党。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所部参加淞沪抗战、南京抗战等战役。1948年5月国共内战期间，余被任为陆军总司令。1950年4月率残部逃到台湾。）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并改组广东省政府，以薛岳继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上面的人事部署，以汤恩伯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这样一来，蒋就把京沪杭地区紧紧控制在他的手中了。
蒋介石直到二十日晚上才约见李宗仁，告以明日“引退”之意，并说有关文件，将由吴礼卿明早带到李处审阅签字。李没有表示什么，一切以蒋之意见为意见。二十一日中午，蒋邀宴行政、立法、监察、司法、考试五院院长，并约李宗仁作陪，表示政权过渡。下午二时，蒋又在黄埔路官邸举行茶会，与国民党在京常务委员话别。这一切，在李宗仁看来都很正常，没有什么值得担心之处。
回到傅厚岗六十九号，程思远、邱昌渭将汉口方面提出的意见向李宗仁汇报。李似乎胸有成竹，并没有说什么，随即嘱程思远打电话，把蒋介石离开南京的消息通知白崇禧。白很关心蒋、李文告的内容，李宗仁接过听筒，亲自对白崇禧说：“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蒋走得很干脆，不会拖泥带水。”
可是不多一刻，汉口的长途电话来了，白崇禧非常激动地说：“蒋介石下野的文告，我们从广播听到了。全文没有‘引退’这个词。蒋既不‘引退’，你李德公怎么上台呢？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应当设法补救。”程思远把听筒交给李宗仁，李的答话显然不能使对方满意，两人争吵起来。最后李宗仁说：“算了吧，你这一套我已经听够了，我不要听了。”说完就把电话挂断。李、白感情的破裂，实以此为开端。
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就算了。大约六时许，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匆匆来访李宗仁，他以严肃的语气对李说：“司徒雷登大使要我来向李先生传达下面的话，蒋介石的下野文告中原有‘引退’字句，后来在下午一个茶会中，由于有两个CC分子反对，忽然被删去了。这样一来，势必使李先生在将来执行职权时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对此，他深愿以私人资格提请李先生特别注意。”
傅泾波一走，李宗仁深感焦虑。程思远建议，约张治中、吴忠信前来一商。俄顷，张、吴应邀来谈，张认为这文告是今早经由礼卿先生送请蒋、李签字的，原有“身先引退”一语，照理文件一经签字即成定案，可是今日下午，潘公展（1894—1975，曾任中国公学校长、《晨报》社长、《申报》董事长等。著有《罗素的哲学问题》等。1949年离沪去香港，旋赴加拿大。1950年5月抵美定居。）、田昆山（1890—1959，早年考入西北大学堂学农，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其间曾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及蒙藏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及常务委员。1959年11月7日病逝于台湾。）两人在茶会表示：总统一职系由国民大会选举，现在未经“国大”批准，不能自行“引退”，从而建议把这一句话删去。从法律观点来说，这是完全不合手续的。可否请礼卿先生以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照旧加入原文，重新发表。张一再敦促，但吴始终不肯。最后吴站起来，指着张治中厉声地说：“文白，你开我的玩笑，总裁的文告已经发布，我无权加以修改，你们这样强人所难，我这秘书长干不下去了。”说罢匆匆离去。吴忠信这一态度，使李、张两人十分难堪。张治中旋亦告辞。
七时许，孙科来访李宗仁，作例行的辞职表示，李加以慰留。李提出文告一事，孙科说：“这关系到宪法条文的解释问题，何不请王亮畴先生来谈谈。”王宠惠来到后，向李宗仁说：“蒋先生此次下野应作‘引退’论，但他的辞职未经国民大会批准，而副总统继任也必须国民大会追认，在这些法律手续尚未完成之前，李先生只能以代总统的名义执行总统职权。”李宗仁于是挽王一同往访张群，请张打电话到杭州同蒋商量，结果蒋同意在文告中恢复本来面目。晚上九时，“中央社”将文告重新播发。经过改正，蒋介石的下野文告略谓：“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并勖勉“全体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
蒋经国对于上面文告的修正很不满意，他在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父亲于下午四时零十分乘机离开首都南京，飞往杭州，驻节笕桥航空学校；晚间同我们在楼外楼吃饭。回校后，张岳军先生由南京来电话，说李宗仁认为在宣言中，以中常会改正之点，未明出处，须加修正。并将父亲手拟之‘既不能贯彻勘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数语，亦一并删去。”认为李“盛气凌人，与缺乏政治风度”。（蒋经国：《负重致远》，第一一三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