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定于四月一日乘专机飞北平。李宗仁特于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时，在南京总统府子超楼举行茶会，为代表团话别，参加的为国民党在京中央常务委员，席上听了张治中溪口之行的报告。白崇禧、张群、阎锡山等亦参加了茶会。
张治中于三月二十九日到溪口见蒋介石，此行是他自动提出的。张氏以为：一、蒋介石虽下野到溪口，但到底力量还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得协议，也没有用，所以事先必须征求蒋氏的意见。二、蒋介石当时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和谈代表团成员邵力子、黄绍竑、刘斐、李蒸（1895—1975，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后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兼文教组副组长、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团结委员等职。）都是国民党员，只有章士钊一个是党外人士，照理应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所以李宗仁力促其行。
张治中说，二十九日，他到了溪口就同蒋介石单独谈。是日下午，蒋氏又和他及吴忠信三人从蒋氏下榻的蒋母墓庐沿山径边谈边走，一直走到溪口。蒋介石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张治中听了高兴地说：“总裁这话对和谈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次日，张氏把和谈“腹案”给他看，然而蒋介石只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张治中报告后，白崇禧第一个发言，他说：希望代表团坚持和谈“腹案”中所提“和谈开始之前，双方就地停战”的方针，先签订停战协定，然后再商谈和平条款。这就十分清楚，“就地停战”是白崇禧主和以来梦寐以求其实现的目的。在当前人民解放军居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代表团能够达成此一任务吗？不能不令人怀疑！
和谈代表团北上以后，四月四日晚上，程思远接到负责代表团交通工作的刘仲华（中共党员，长期在李宗仁身边当参议）来长途电话，要派一架专机明日到北平去接人。李宗仁原以为是代表团有人回来，谁知程思远去接机时，接到的却是李济深的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和一位山东人刘子衡，据说后者与参谋总长顾祝同有密切关系。三月间，秘密北上的刘仲容也同机南下，因这几位避见新闻记者，故被宁、沪报纸称为“神秘客”，他们由刘仲容带去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公馆下榻。晚上，就同李宗仁、白崇禧会晤。
李济深托朱蕴山带来一封亲笔信，函内略云此次和谈关系国家命运，李宗仁如因环境困难，一时不能签订和议，请把印信带在身边，随时都可补签。如此则将来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李宗仁将可出任政府副主席，健生所统率之部队，亦可得适当之照顾。这是和议开始前李济深先送来的一条讯息，目的在纾解李、白对大局发展的疑虑。白崇禧对李任潮来函所云丝毫不感兴趣。他唯一关心的问题是国共能不能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面。他私下问刘仲容：“我们可以接受中共的政治渡江；人民解放军是否可以不要渡江？”
“周恩来先生同我谈过，和议成立，政治要渡江，军事也要渡江。”刘仲容说。
白崇禧断然地说：“如果中共坚持要渡江的话，那还有什么好谈呢！”
李宗仁、白崇禧对和谈不抱什么希望，在见到朱蕴山、刘仲容后已经有所决定了。
四月六日，李宗仁走访司徒雷登，要求他转达美国政府，垫请白银一批，以应南京政府紧急开支，并将美援最后一批的军火改运到广州港口卸货，以资装备广东及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司徒雷登说：“尽管我对你的处境深表同情，但我知道台湾现存有三亿美元（实际是四亿多美元）的黄金、外汇，基隆仓库也满满地存有二万余吨的军火，政府似应予以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证明过去个人专制独裁的阴影，仍支配着中国的前途。最近三年来的经验证明，在这种方式领导之下，欲谋对中共作有效的抵抗，是绝对办不到的。”言下之意，司徒雷登对李宗仁也准备撒手不管了。
在蒋介石幕后操纵一切的情况下，白崇禧主张同蒋介石“摊牌”，即设法使蒋氏不愿放弃权力，就让他出来负责；蒋氏如不愿出面负责，就应当权力交给李宗仁。两者必居其一，不可拖泥带水。
四月十日，李宗仁请阎锡山、居正带一封亲笔函送往溪口给蒋介石，表示此种态度。函中强调指出：如蒋介石“再不采取适当步骤以终止此种混乱形势，则宗仁唯有急流勇退，以谢国人”。蒋氏旋派张群来传话，说于十七日要李宗仁、白崇禧去杭州笕桥与蒋介石会晤，李、白因等候黄绍竑南来，不能依期成行，后来就有四月二十二日的杭州会谈。
四月十六日，黄绍竑偕屈武携国共双方代表团拟订的和谈协议《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李宗仁、白崇禧看了，认为和议与“腹案”精神距离很大，同时规定签字最后限期为四月二十日，深有“哀的美敦书”的味道，决定交何应钦派专机送去给蒋介石。蒋氏一看，果然对张治中大骂不止。
四月十八日，白崇禧访司徒雷登时说：“代总统鉴于最近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即《国内和平协定》），和平已不可能，将向蒋委员长提出建议：要么由蒋先生复职；要么蒋先生离开中国，把一切权力和国家资金交给李宗仁支配。李代总统企图采取此一步骤，以结束由于蒋委员长在幕后操纵把持所造成的混乱局势。”
十七及十八日两晚，李宗仁邀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邱昌渭、韦永成等在傅厚岗举行会议。会上集中由白崇禧、黄绍竑两人发言，黄氏力言蒋介石有一个台湾可苟延残喘，吾人只有由德公签订和约才可谋自存之道。白崇禧说：“中共同意华中部队退到两广，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部队的整编只是时间迟早罢了。好像我们吃鸡一样，首先吃最好的部分，其后鸡头、鸡脚也要通通吃光……”次晚继续讨论，白崇禧仍不肯让步，他还责备没有坚持“腹案”精神，是最大的失职。卒无结果而散。
十九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决定以李宗仁、何应钦名义发出“亥号”电给北平和谈代表团，申述“为培育祥和空气，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特电布达，希将上述意见转达中共方面并复为盼”。二十日，黄绍竑在李宗仁官邸吃午饭，饭后他同张治中通了一次长途电话。张治中告诉他：“今夜零时，中共中央将下《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表明和谈已经破裂。”黄绍竑随向李宗仁说：“今日下午二时，我将乘吴铁城的专机去广州，晚上转乘火车去香港。”从此以后，直到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李宗仁从海外回到北京，他们才重新会晤。
四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约李宗仁在杭州会晤，并邀何应钦、张群、白崇禧参加，李宗仁仅偕程思远随往。专机一到杭州笕桥机场，蒋经国即邀程思远同俞济时以及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喦（原任省主席陈仪因策动汤恩伯起义被扣）去西湖楼外楼午餐，饭后又沿湖滨马路浏览西湖景色，蒋经国途中似有怏怏惜别之意。
蒋经国送程思远回到笕桥航校时，见白崇禧匆匆从校内出来，他拉着程思远到他的军用专机旁，轻声地说：“天气不好，我要起飞了，否则今天赶不回武汉；你要提醒德公：今天会议最重要的一桩事，就是同蒋先生‘摊牌’。这意味着蒋先生不走开，德公就辞职，借此来对蒋先生施加压力。”
只是在整个杭州会谈中，都是蒋介石个人在自导自演。蒋氏要发表一篇联合宣言，表示反共到底。李宗仁说：“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蒋介石说：“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蒋介石又提出：要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要由李宗仁担任副主席。李宗仁警惕着这是蒋介石在新形势下从幕后重新走出前台的重要标志。但又不便公然反对，只好说：“我因和平而任代总统，也为和平失败而退职。”蒋介石说：“无论和战，都由你负责，我将予以积极支持。”
当晚，李宗仁仍回到南京，对于白崇禧提出同蒋介石“摊牌”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意图。四月二十三日，李宗仁由南京飞返桂林；蒋介石也于二十五日离开他的家乡溪口乘“太康”舰前往上海，二十七日，蒋介石从上海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发表文告称：“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
司徒雷登对于蒋介石上述声明，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五月一日，他报告国务院说：“并无任何迹象足以说明他真正有意放弃他的权力。李宗仁和白崇禧日益苦恼。这一斗争恐将继续损伤政府的抵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