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先是批判了程颐和朱熹对《大学》的误解，为此徐爱还和他理论了很久，可是随着王阳明的一番讲解，徐爱不再和他抬杠了。因为王阳明不仅告诉了他《大学》中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立业的道理，还着重讲了程颐、朱熹所误改的“新民”与“亲民”的不同。在王阳明的理念里，“亲民”不仅仅有革故鼎新之意，还有着与人为善的本意，这与王阳明心学上所倡导的“致良知”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进而王阳明又将“亲民”之念引申到为官者的身上，他认为，为官者之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亲民”，因为为官者如果不把百姓放在心里，那么他的一言一行、在政时所施的一切纲领就会失去水准，从而偏离正道。如此不察民情的官做久了，也必然会失去民心，只是为了做官而做“官”。所以在王阳明眼里，《大学》不仅仅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处世的一篇文章，同时也是教人如何做官的经典之作。而做官与做人在表现形式上或许会存在着很多不同，但骨子里那一腔正气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丢掉的。
王阳明的这一思想对徐爱的影响很大，但《大学》里的“新”与“亲”之差却早已无从考究，或许这仅仅是王阳明找的一个借口，因为王阳明知道，徐爱在祁州做知州时，虽然为官几年始终是一身正气，但实际上没有做出多少改善当地民生的举措。而王阳明借此次回乡之机点化他，不要过于死读书，要明其理，并且在实践中去明了和纠正自身的不足。聪明的徐爱很快便明白了王阳明所说的道理，只可惜王阳明这位天资聪颖的爱徒兼妹夫在南京工部只做了四年的郎中，还没来得及去实践从王阳明那里所学得的一切，便由于身体原因在回乡省亲之后不久去世了，而当时他才31岁。
在王阳明的为官之路上，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所学教导着自己的弟子们，尤其是对徐爱所说的为官之道的“亲民”之策，同时，他也一直在实践着。比如，在庐陵县做知县时，王阳明就曾站在当地百姓的角度上，废除了很多不合理的制度，为当地百姓减轻了负担。从某种角度出发，王阳明在庐陵县的亲民之举，也让那些“民扰官”的诉讼减少了很多，这也使得王阳明在上任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明显的政绩。而在他之前的很多任知县不但没有改变“民扰官”的现象，反而向上面申请以加重百姓税收负担的方法来遏制当地过多的诉讼，结果适得其反。当然，也正是由于王阳明的亲民之举，才让他很快就得到了升迁，并被调回了京城。
后来，王阳明至南赣地区平叛农民起义时，同样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很多亲民之举。比如，废除当地不合理的制度、对于聚集于山中的土匪们以情量法的处罚等举措，无一不是从当地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的。在南赣平叛农民起义的这几年间，王阳明不但以短短数年之时平叛了为祸当地多年的匪患，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民生状况。在王阳明实施这些亲民之举的同时，他的官也越做越大，后来被朝廷封为了新建伯。
可以说，在王阳明的一生之中，他一直都在实践着自己独特的为官之道，并且时时处处彰显着他“知行合一”的思想。
8.求圣之道，为官之理
在王阳明看来，为官与为学往往有着很多相近或相同的地方，所以他的很多同僚和学生，在听王阳明讲授心学的同时，也在向他请教为官之道，当然其中不乏比他官阶还要高的同僚。比如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后，一直在为他到处鸣冤而最终搭救他的户部侍郎乔宇。当王阳明从江西庐陵县回到京城任职后不久，乔宇便被任命到南京任礼部尚书，临行前乔宇曾专程找到了王阳明，因为王阳明那篇言辞委婉的上疏使其才华展露无遗，他为官上的圆滑也令乔宇十分钦佩。
作为惺惺相惜的文友，乔宇向王阳明的求教自然不同于一般人，他没有直接去问王阳明如何才能做好官，而是从问学开始。乔宇问王阳明一个人在求学之路上最重要的是什么，王阳明微微一笑，答道：“学贵于专。”也就是说，只有做到学习内容上的专，才能做到学问上的精。
乔宇点点头，回忆起他小时候学下棋的事情，因为当时他特别喜欢下棋，所以就一门心思地学习，经常对着棋盘直到深夜。结果过了三年，乔宇在当地已经找不到可以战胜他的对手了。对此，王阳明笑着说道：“所以，学也贵于精。”
乔宇想了想，再次点了点头，向王阳明讲起了他少年时学习诗词歌赋的经历，从文辞的修饰到字句雕琢，再到后来文风的舒展。王阳明听后又说：“所以，学贵于正。虽然在表现方法上可以是歪的，但骨子里是要有一腔正气的，就像书法中的行草。”
乔宇又一次心有感触起来，但他依然没有将话题引到为官之道上，而是谈起了自己的学习之路。他说自己想学人生哲学，走圣人之道，于是有些后悔当初所学太过浅显，使得自己的心路过于狭窄了。但王阳明这次没有笑，而是严肃地说：“无论是学下棋也好，学写文章也罢，还是学习修道，这些都是学问，但是学习什么都一样，不能只专注于学问本身，而是要用‘专’和‘精’的毅力去问其道，这样才能明其大理，而不拘泥于小节。”
紧接着，王阳明便向乔宇谈起了圣人之道，而提起圣人，自然首推孔子。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中，孔子与哀公的一段对话将圣人之道写得尤为精准。当哀公问孔子何谓圣人时，孔子对哀公说：“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也就是说，所谓的圣人，就是他的喜好和取舍要跟普天之下的老百姓一样，也只有做到想天下百姓之想、急天下百姓之急的德才兼备者，才能够称得上是圣人。其实，王阳明知道乔宇在去南京赴任之际前来找自己，并不是来切磋学问，而是想问问为官之道，以免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做不好官。但毕竟乔宇比王阳明大了十几岁，彼此之间探讨学问还好，如果是直白地聊起为官之道，就显得有些尴尬了。因为不管怎么说，当时乔宇的官级是比王阳明大的，岁数也比他大。让一个大官去向一位比自己官还小的人询问为官之道，的确有些不好说出口。可是在乔宇的心里，王阳明又确实比自己懂得如何去做官。
在这种情况下，乔宇将话题转到了圣人之道上，王阳明也便借此讲起了做人与为官之道。其实在王阳明心里，圣人之道也无外乎对自身品德和才华的修炼和不断完善，就像孔子说的那样，只要心里时刻记挂着百姓，那么必定就会成为一名圣贤之人，而若为官则必定是位好官。王阳明是这样想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所以他对乔宇讲的，也自然就是这种圣人之道的为官之理。只不过王阳明在乔宇面前换了一种说法，他说一个人如果立志成为一名圣人，那么他为修成圣人所做的努力，与所从事的职业无关。这也正暗合了王阳明的“新四民论”，即一个人能否成为圣人，与他是士、农、工、商里的哪一种没有关系，因为这些只不过是人们不同的生存之道罢了。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做官和成为圣人并不矛盾，只要做官时不把自己看作是高人一等的“官”，而与农、工、商等传统观念里的“贱民”放在同一水平线上，相信这会对修成圣人很有帮助。
乔宇与王阳明的这一次话别，在他们相知的日子里，可以说是很平常的，但这一次的话别对乔宇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后来当宁王朱宸濠在南昌造反后，乔宇得到王阳明的通知，不仅加强了对南京城的守护，还铲除了宁王潜伏在南京城的内应，可以说为王阳明生擒宁王朱宸濠起到了很好的协同作用。在平定了宁王叛乱后，乔宇在南京任礼部尚书期间，一直都以当初王阳明对自己讲的圣人之道要求着自己，在官场上也同样是从民生的角度出发，废除了当地很多不符合民情的制度。而通过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乔宇又以“恤边民，厚边军，广储蓄，省科派，慎守令，重祀典”为主向朝廷上疏，不仅其所提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其本人还被封为太子太保，后来又因治理地方有功而被擢升为少保。明世宗朱厚熜继位后不久，乔宇又被调回京城升任吏部尚书，整个朝政也因乔宇的升任而为之一新。
乔宇自幼随父亲来到京城，师从杨一清，后来通过科举考中进士，得到当朝首辅李东阳的点拔。然而，他们对于乔宇大都是在诗文上的提点，至于其他方面，乔宇受王阳明的思想影响比较深。但是，限于一些其他因素，乔宇并没有真正拜王阳明为师，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半师半友的微妙关系，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对乔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王阳明在京城一别中对乔宇所阐述的圣人之道的为官哲学，几乎是影响了乔宇的后半生。可以说，正是在王阳明这种为官哲学思想的影响之下，乔宇的仕途变得更为宽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