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一天，王阳明收到了在京城的好友翰林院编修湛若水的来信。王阳明当时虽然是被贬出京城的犯官，但通信自由还是有的，因为他到贵州毕竟不是被发配而来的，又由于与京城像湛若水一样的诗人、文人们平素一直相互欣赏，所以他们经常写信联系。一方面，京城的朋友向他谈谈朝政上的一些事情，另一方面王阳明也会向他们讲授一些自己在心学上的认识，所以即便当时王阳明远在贵州的深山里，当时很多京城的文官其实都不同程度地在接受着王阳明的心学理念。一天，湛若水在信中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当时冀元亨等弟子刚刚向王阳明告别暂回了湖广老家。王阳明坐在空空的“何陋轩”内，静静地展开了来信。
好心的湛若水在信中与王阳明探讨了一番对他的心学的理解与建议后，在结尾告诉他：上次在杭州未能将你杀死的锦衣卫们最近得到了消息，或许是因为你讲学的事情被他们得知了，所以最近刘瑾可能还要派锦衣卫到龙场来加害于你。湛若水在提醒之后又加了三个“珍重”，应该说湛若水的字是很见风骨的，就像他的为人，如此机密之事，竟然把它写在了信中送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万一被刘瑾的手下发现了，结果可想而知。王阳明在深深感怀着这份友情的同时，也淡淡地一笑。自古以来，一个人不就是从生下来的那一刻便注定了终有一天会死亡的吗？
次日，王阳明找到几个当地的苗人，让他们帮自己到山上挑选了一块大大的石头，当时那些苗人还问他做什么用，王阳明回答说自然是做棺材了。对此，众人没再多问，很快就帮他选好了石材并运到了院子里。人们走后，王阳明便找来了锤子，学着当年京郊那位石匠的样子，开始打造起了石棺。恰好这两日没有人来听他讲学，王阳明就借此机会专心制作起棺材来。
一天黄昏，一个年轻人兴冲冲地找到了这里，他看见一个人正在院子里打制石棺，就随口问了句王阳明是不是住在这里。这个人的口音不是本地人，于是王阳明就转过头去看。可就是王阳明这么一回头，这个年轻人立刻惊呆了，随后他上前一把夺走了王阳明手里的锤子，落下泪来。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后来金榜题名并成为王阳明的妹夫的徐爱。他是借进京赶考之际有意绕道至贵州来看望一下先生的，不想却意外地看到了先生在这里做起了苦力。后来经王阳明及仆人的一再解释，这才打消了徐爱心里的顾虑。然而，经徐爱这么一闹，引来了不少当地的苗人，还有几个本是来听王阳明讲学的江西九江人，也纷纷将王阳明围住了。
在徐爱的一再追问下，王阳明向他们道出了实情，并给他们看了看湛若水的来信。这个消息一下子让众人惊呆了，没想到王阳明都躲到这么偏远的地方了，刘瑾却依然不肯放过他。当地的那些苗人心性憨直，闻听此事后主动站了出来，他们准备组成几拨人，日夜在路口监视那些来往的可疑陌生人，并准备在王阳明住的院子周围设一些对付野兽的陷阱，接着就埋怨起了王阳明没有告诉他们事实。没想到王阳明却淡淡地说：“吾今日之举唯一死而已，有何惧哉？”
王阳明一语惊得众人不由面面相觑：刘瑾想要你死，难道你就要去死给他看吗？这是什么理论？碍于情面，众人并没有当场指责王阳明，心里却都认为王阳明这段时间遭受的磨难可能是太多了，一时之间想不开也是正常的，于是纷纷委婉地劝说起王阳明来。王阳明环视众人一圈，伸手制止了他们，然后笑了笑讲起了当年庄子的一则故事。
当年，庄子之妻死的时候，庄子曾把脸盆当作一面大鼓来敲，并且一边敲一边唱起了歌。当时不少人见了，都以为庄子是一时难过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所致，所以都为庄子感到难过，心里是既同情他，又敬重他对妻子的那份真情。然而，当时只有一个人没有摇头叹息，那就是惠施。惠施是有名的辩客，平时就喜欢与庄子辩论，此时见庄子如此模样，即刻从人群中站出来和他理论起来。庄子对惠施说道：“天地之间本来无我，后混沌初开有了气，这无形之气又化为有形，最后又变生为死，就像春夏秋冬的更替一样，死是生的自然归宿。”接着，庄子又向惠施解释道：“既然知道这一切都是自然规律使然，那么还何必去为或生或死的问题而妄动心念？”
听完庄子的故事后，众人全都愣住了，他们愣住不是因为庄子的故事，而是因为王阳明对生与死的感悟。徐爱听罢王阳明这一席话，在王阳明的“何陋轩”只休息了数日，便上京赶考去了。那几个前来求学的人，次日便拜在了王阳明的门下做了弟子。而那些好心的苗人，依然带着他们那种永远神圣的目光，看着这个与众不同的王阳明。
之后的数个晚上，王阳明经常会一个人静静地躺到那口由他亲手所制的石棺里，他脑子里不断闪现着“格物”与“致知”。此时此刻，王阳明的心里只有他一直坚持的心学——“知行合一”。作为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自是早就明白了“知行合一”的道理，连生死都不畏惧，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6.官与不官，全在心内与心外
对于做官来说，王阳明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所谓的官与不官，并不在一身的官衣官帽，或者朝廷发的一纸官凭与一枚官印，而在于这个“官”字在一个人的心内与心外。如果“官”在心内，那么这个人就会在心里充满了做官的欲望，其外在行为与举止上自然就会露出许多的官样与官威；如果“官”字在心外，那么无论人是不是在官位上，其言行所表露出来的都是为官者的风度。
在王阳明被贬到偏远的贵州龙场后，可以说，那时候的他已经不算是什么官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做事的小卒子，其官职就相当于现在旅舍里的一个小服务生，但即便是如此，他还在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向当地的苗民和彝民传授着知识。这一工作，原本应该是由贵州提学使们做的，但身为贵州提学副使的席书却把这一重大的责任转交给了王阳明。席书原本与王阳明在京城时就是同僚，素知王阳明的为人，当时他还有些担心王阳明不会卖自己这个面子，因为毕竟当时的王阳明已经不算是官了，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公门中人”。没想到与王阳明一见面，王阳明就和他谈起了陆九渊，还有他自己的心学。顺着这个思路，王阳明又谈到了圣贤之道，并说圣贤之道根本无需去外求，吾性足矣。这令席书听得一愣，不多时王阳明又对这位昔日的同僚发起了难：“汝身为提学副使，却不思其政，何以为官？”不等席书反应过来，王阳明就再次和他聊起了自己对心学的研究。席书像被王阳明带入了云雾里，不明其意。
当席书再一次来拜访王阳明时，便换下了官服，面对素衣装扮的席书，王阳明又用尧舜禹的故事来点化对方。席书回去后又是思量了好几天，最后终于开窍。又过了数日，席书特意差人制了一块匾额，并亲自在上面题上“龙冈书院”四个大字，然后在未征得王阳明同意的情况下送了过去。对此，王阳明既没有推辞，也没有表示同意，算是默认了。就这样，龙冈书院成立了，王阳明算是有了一个做正经事的地方。其实，王阳明在此讲学已经多时了，只不过是到此时才算是有了一个被官府认可的名号罢了。
当然，王阳明也不是贪图名号，而是一方面他需要有一个平台，借以向各地的学子们传达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当地的那些苗人虽然心性憨直，但没有知识，又缺少教育，所以有心在当地多收几位弟子，让他们去慢慢改变当地落后的文化现状。这一次，王阳明不得不对席书耍了心眼，因为对他来说，有无这个书院的名号无所谓，但对于当地的百姓来说却有着非凡的意义，起码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让人们有了一个可供读书和求学的地方。
后来，席书虽然未曾向王阳明行拜师之礼，却成了王阳明心学的推崇者，两个人也因此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后来的一次聊天中，席书曾戏言，当时王阳明是在借尧、舜、禹禅让的故事来暗示自己“让权”，这不分明就是在要“官”吗？王阳明听后淡淡一笑，接下来说了一句令席书即便是后来做到了礼部尚书也没有忘记的话。王阳明说：“官与不官，并非在于身上的官衣与官帽，抑或是官印，而在于一个人的心内或心外。”
在王阳明的启发之下，席书终于明白了，其实做官与做人是一样的道理，只要心中有百姓，那么无论这个人是否是朝廷任命的官员，其所行必定是一位官员所应当做的。就像此时的王阳明一样，虽然从官员的角度出发，他早已没了品级，但就其在龙冈书院里的所作所为，不要说别的官员，就是自己这个贵州提学副使，也是自叹不如。在王阳明的带动与感召之下，通过席书与毛应奎的努力，他们很快在贵州成立了贵阳书院。而王阳明，作为一名无品无级的驿站小卒，却成了贵阳书院里当之无愧的“先生”，正可谓无品却胜似当朝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