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仕途上，王阳明深谙“内方外圆”的道理，无论是官位比自己高的人还是比自己低的人，他都能够很好地与之相处，为人处世上，该方时方，该圆时圆。王阳明的这种处世态度不仅仅是表现出了做人的“圆滑”，而且从“致良知”的角度出发，以无欲则刚的姿态，用刚柔并济的方式，让他处理好了自己与朝中大臣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编织了一张强大的人脉网络。
1.内有原则，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在为人处世上，一个人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除了自己首先要去尊重别人之外，还有另外一条十分重要的先决条件，那就是这个人在为人处世上必须要有他自身的原则性。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内心的原则性往往会让他突然露出自己的性格魅力，而这种性格魅力也就是令人尊重的关键所在。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比如众所周知的抗金名将岳飞，当年出战时，虽然他明知数道金牌的调令一定是出自朝中奸臣之手，但最后他还是没有听从手下将领们的劝说，而是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撤军回朝。岳飞的这一举动，最终致使他惨遭秦桧的迫害。在现代人看来，这是一种愚忠的行为和思想，但这也恰恰是岳飞内心所独有的处世原则。尽管岳飞的“愚忠”让很多人一提起来唯有摇头叹息，但不仅在当朝，即便是千百年后，只要一提起岳飞，每个人都会肃然起敬。
原则，在很多时候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成败。而有时，原则也是一个人性格上的某种缺陷，但往往这种原则性的“缺陷”能够博得很多人的尊敬，诸葛亮就是其中十分典型的一个。刘备白帝城托孤后，诸葛亮时刻不忘先帝生前遗愿，图新立志一心想着北伐一统中原的霸业。在一次北伐征途中，与魏军统帅司马懿正斗得难解难分之际，不想一道圣旨从蜀都传来，令诸葛亮及大军速速回朝，当时很多部下将军与谋士同样劝说诸葛亮，此次北伐之战，如失此先机，待魏国援军一到，定会失去优势。对当时的诸葛亮来说，其实他同样清楚这一点，但他还是班师回朝了。正如其部下所言，身为相父的诸葛亮违抗一次圣旨并不算什么，何况当时又是在两军交火中，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诸葛亮还是痛心疾首地撤了兵，因为他不愿让别人说他因幼主少不更事便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当年白帝城托孤时，作为将死之人的刘备就曾对诸葛亮直言：“若是刘禅还可以，那就辅佐他；若是此子不才，君可取而代之。”诸葛亮当时惶恐而跪，决然不从，这才有了相父之说，权因刘备当时命儿子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诸葛亮在刘备死后所念的是刘备的知遇之恩，不想这反倒成了诸葛亮人生的最大缺陷。在这种原则的坚持下回朝见到刘禅之后，刘禅却说：“多日不见，孤想念相父尔。”纵观诸葛亮的一生，正是他内心这种原则，让他在初出茅庐后的不久，便赢得了众人的尊敬，而死后，甚至连魏国的大将邓冲也在诸葛亮墓前肃然起敬。由此，足以看出诸葛亮的人格魅力所在。
与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相比，明朝的王阳明显然也是一位内心有着很高原则的人，其人格魅力同样受到了当朝或是后人们的尊敬。但若细究起来，王阳明在为人处世甚至是为官上所表现出来的原则性，又与岳飞和诸葛亮等历史人物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从其对很多事情的做法上看，王阳明的原则性就像他为官之道一样，看似圆滑无懈可击，如果仔细一想，又似乎存在着很多前后矛盾的地方。其实这同样是一种难得的原则，只不过与别人相比，王阳明内心的原则显得有些令人难以捉摸而已。就像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很多都源自于他所敬仰的诸葛亮，但是与诸葛亮相比，王阳明身上看似少了些东西，而其实不然，只不过是他们所表现的方式略微有些不同罢了。
无论从当年王阳明在李梦阳与李东阳等人之间出现分歧时的那场政治风波中的表现看，还是从他回到京城后那一段讲学的经历看，王阳明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处世的圆滑和老练。在当年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李梦阳与礼部侍郎李东阳斗得不可开交时，当时人微言轻的王阳明在这场政治旋涡中所采取的策略是“躲”——以身体欠佳为由躲回了老家浙江余姚。他不但放下了所有的朝政之事，甚至是连自己心里的政治抱负也一并抛之于脑后，并且还在荒无人烟的山上潜心修行。这种在仕途上的“潇洒”，即便是古往今来的那些大贤也未必能够做到，因为王阳明此刻的“潇洒”是真潇洒，并非是策略上的以退为进。
王阳明的这种退让的原则，与他当时所处的政治局面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如果是从李梦阳和李东阳双方的政治立场上去分析，他们的政治主张不能都一概而论，以“对”与“错”这么简单的字眼来回答，双方的为人和才学都是王阳明所敬佩的，不同之处只不过是双方所提倡的治国之策有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相悖甚远。一个以老成派的稳健自居，而另一个以锐意的进取与改革而自恃，双方竟然闹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在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之下，王阳明的思想较之李梦阳来说，更加激进，但他能提吗？又以什么方式来提？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都无法再继续向前推进的情况下，王阳明也只有保留自己的意见，回老家去修炼了。
后来，王阳明在京城大兴隆寺讲学时，他的两个弟子关于“朱陆”学说之争曾轰动一时。这件事在当时来讲，可以说其影响早已超出了王阳明两个弟子所想甚至是已经超出了朱熹与陆九渊两个人的学说，它直接被上升到明朝的政治倾向上。因为朱熹之学从朱元璋开始便已经成为明朝科举考试中的准则，而陆九渊之学则是王阳明多年为之钻研并将其思想延伸发展的人。按照王阳明当时的回答来看，其实是符合他做人的原则的。他对两个弟子的行为做出了判断：支持朱熹，原因是人们对朱熹的认可由来已久。王阳明的这种圆融是根深蒂固的，在世人眼中，此时的王阳明显然是做了一件违心的事，支持朱熹不就等于是扇了自己一个耳光吗？但那些熟悉王阳明的人却不禁为此而喝彩。王阳明圆融的处世原则再一次显现于世人面前，就像当初他向武宗皇帝上疏要清君侧扶正气诛杀刘瑾一样，通篇都看不到一个这样的字眼，但他提出的畅通言路的主张在一点点地透露给皇帝和众大臣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想要朝廷的言路畅通，百官敢于向皇上进言，那么就要把那些干扰和阻止百官进言的东西一一废除掉。这就等于是在说，只要有大臣进言，刘瑾等人便出来横加阻挠，只有杀了刘瑾等人才可以做到言路畅通。
王阳明这一支持朱熹学说的言论，后来被人们传为了佳话。而当时，崔子钟和汪抑之等原本是王阳明的至交好友，在得知王阳明公开表示支持朱熹的学说后，一时之间大为震怒，甚至是写了断交书送到了王阳明的府上。但王阳明对他们依然礼遇有加，因为他们和王阳明一样有着鲜明的个性，做事讲求刚正不阿。只不过是崔子钟和汪抑之等人性格上过于直率了一些。后来明白了王阳明当时那一番话的深意后，这几个人对他充满了由衷的敬意。
王阳明的内有原则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一提到内有原则，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些像崔子钟和汪抑之一样观点鲜明、不惧邪恶与权贵的正直之士，而极少有人会把圆融也列入所谓的原则之列。但其实细想一下，王阳明也是有过如崔子钟和汪抑之等人的这种行为的，当年被刘瑾关入大牢后，刘瑾就曾请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到牢内去劝他，只要放下自己的观点，就把他放出来。当时的王阳明却不屑一顾地拒绝了，最终在受过杖刑后被贬到了贵州龙场。对于王阳明来说，这同样是一种内有原则，因为王阳明的原则是因地制宜地向世人阐述出自己真实的思想。
可以说，王阳明这种灵活的处世之道，也让他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在他的影响之下，众多的弟子也开始了对心学的推广和普及。其中，王艮的贡献最大，他收了很多平民百姓做心学的门徒。
2.真诚为人，方圆涉世
只要是接触过王阳明的人都会真切地感受到，王阳明的为人很真诚，这一点他身边的仆人最为清楚不过了。在贵州龙场仆人们生病的时候，王阳明就像是亲人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还有就是贵州当地的土著，王阳明之前根本没见过他们，并且彼此在语言上也存在着障碍，但当王阳明目睹了他们的生活现状后，却主动教起了他们如何伐木、如何修建房屋。如果不是心里常存着一颗真诚之心，王阳明是根本无法做到这些的。
一个人，有了一颗真诚之心，却不能说他这个人在为人处世上就一定会是实实在在的，就像王阳明在他的军事论述中所说的一样，要根据实际情况去设定不同的进退之策，而不要过于拘泥于原则。王阳明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因为他身处明朝中期动荡不安的官场。以往在贵州的偏远山区，自己只因讲学而得到了很多文人的拥护和爱戴，便为自己招来了一些是非，更何况后来他回到了京城，在天子脚下，其一言一行更是需要谨慎。所以对于王阳明来说，内心里只有做人的真诚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懂得如何圆融地处世。
当年，曾经在王阳明受难时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户部侍郎乔宇，在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后，离开京城前，就曾找到王阳明探询为官与治学之道。王阳明当时坦言，无论在为人、为官还是为学上，都要讲求专、精、正，可是真正按照这三点做到最后，人们看到的结果往往还会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因为，他们所选择的“道”有所不同，道是指大路，比如下棋，一个人如果只是专注于棋艺上，而没有从棋道上去着眼，那么这种专注与专心最后就只能是沉迷于其中而已。做人亦然，如果只懂得真诚待人，而不晓得为人之道，那么最后只能落个迂腐之名，所以说道路要正，要宽广，这样才能走得更远。就这样，乔宇带着王阳明真诚的教诲去南京赴任了。
而很多人因为早就听闻王阳明在贵阳讲学的事迹，都慕名找到了王阳明，令他一时之间陶醉在了自己的讲学之中。尤其是王阳明待人上的真诚，更是感动了那些拜在他门下的弟子。可以说，在这一段时期，王阳明虽身在官场，却把整个心思都花费在了讲学上，于是他的弟子湛若水就把大兴隆寺专门设成了一个王阳明讲学的场馆。一时间，大兴隆寺便越发热闹起来。
很多当时在京或外地的文人学子，甚至不少当朝的文官几乎都成了大兴隆寺的常客。而他们来的目的无非是听王阳明讲学，文人和学者之间无非也就是彼此探讨一下学问，这本无关于政治，却不料被多多少少卷入了政治的旋涡。
其实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当时，王阳明的两个弟子，徐成之与王舆庵本来是一同去外面吃饭的，可一路走回来，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王阳明的心学上，两个人就这样一边探讨着学问一边往回走。进了大兴隆寺的门，事情就发生了，两人像两头互不相让的牛一样在那里争论不休，谁也不让谁。这在一时间吸引了很多吃完午饭回来的学子，听了两个人争论的观点后，不少人竟分别站到了徐成之与王舆庵的身后，成了他们各自的拥护者。于是争吵就这样悄悄地扩大了规模，但学问和观点之争，历来就很难分出孰对孰错，结果两拨人争来争去就找到了他们的先生王阳明。
听了两个人争辩不休的缘由后，王阳明不由在心里乐了，他们的观点和立场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就像是自己早年求学中的思考一样。从王阳明对心学的研究和思考的观点出发，其实徐成之与王舆庵两人根本就没有必要来向他讨问，王阳明讲的是心学，而心学观点本来就是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的。很明显，王舆庵的观点是站在他们的先生王阳明的立场上的。但不知道徐成之最近是怎么回事，他来到京城的大兴隆寺拜王阳明为师求学，所学的不就是王阳明的心学主张嘛，那么自然也就应该支持王阳明所信服的陆九渊的观点，可徐成之偏偏就跟王舆庵较上了劲，即便是站在了王阳明面前，他也丝毫没有服软的迹象。
从心里而言，徐成之与王舆庵这两名弟子，王阳明都很喜欢，他们身上的那股求学精神就像少不更事时的自己一样，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人有着很好的潜质。王阳明左右看看这两个弟子，一时间有些犹豫不决，作为弟子也好，朋友也好，王阳明一直都坚持着以诚待人，但是如果实话实说地回答这两个弟子，看两个人如今的样子，怕是很难在一时间之间扭转思想。思忖再三，王阳明最后做出了一个对他来说十分难做也十分痛苦的决定，他决定支持徐成之的观点，但处世圆融的王阳明还是在这个决定里做了一件“画蛇添足”的事情，也就是他做出这个判定的理由：因为世人都很认可朱学，这是由来已久的定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