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王阳明采用了自己在兵书上学到的很军事方面的战略，向邻省发出借兵令，而且还写了假文书和书信来欺诈朱宸濠的军队，以此来扰乱对方的军心。在此期间，王阳明很快地组织了江西境内的各种军队，活捉了宁王。
王阳明竟然能够平定声势浩大、规模庞大的宁王叛军，这突出地表现了王阳明的军事才能。当然，也体现了王阳明能够有备无患地来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灾难和难题的能力。如果王阳明在军事上没有造诣，那么也许在面对宁王叛乱的时候就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宁王打进南京，攻破都城，最终天下易主，而与此同时王阳明也必死无疑。再者，即使朝廷及时派人剿灭了宁王的叛军，也会因为王阳明没有妥善处理这件事情而责罚于他。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王阳明都很可能会受到牵连，无法自保。
由此可见，人不可无远虑，只有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才能做到有备无患，进而让自己安全脱离险境。
王阳明说过：“正恐后之罪今，亦犹今之罪昔耳。”意思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没有准备。凡事要有预料，否则将会出现危机。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王阳明不管是在为官还是处世中，从来都不会没有准备地去做事，他总是能够做到有备无患，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危机来临时应对自如。
此外，王阳明在带兵打仗方面也十分有天赋。通过平定宁王的叛乱以及各种战争，就足以说明王阳明在军事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而这一切都得益于王阳明能够熟读《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段话：“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意思是说，在作战的时候，一定要对车马的费用、伙食费用、人员伤亡费用及粮食消耗等各方面都做充分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够行兵打仗，这就是有备无患的道理。作战需要的是众多的兵力、财力，只有做好这些准备才能够保证战争的胜利。而且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任何能够想到的意外都要准备好应对策略，要万无一失、有备无患才能有精力作战。
王阳明通过兵书上的这一点不光是看到了打仗需要有备无患，其实在为官和处世之中同样需要做到有备无患。王阳明认为多做一些准备，承担的风险就会减少一些，而没有任何准备的事情和行为会让人陷入迷茫之中，最终也将会面临失败的局面。王阳明在平定叛乱、外出打仗的时候没有一次是失败的，其制胜良方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王阳明认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应该有长远的目光和充分的准备。有备无患是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它能够让自己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应对自如，减少风险，从而顺利渡过难关。
7.言辞不可露骨，以防让他人抓住“把柄”
王阳明认为，为官者任何一个小小的言辞或者问题都有可能成为他人的把柄。所以，为官不光要深明大义，还应该小心谨慎，尤其是言辞不可露骨。众人皆知，伴君如伴虎，在皇上身边就更应该注意言辞，严谨行事，不可大意，哪怕是一句话或者是一本奏折都很可能会引起祸端。
王阳明所在的官场可以说是黑暗至极，他几经提升，也几次被贬，但是终究还是赢得了美名。对此，王阳明在后期的讲学时认为，自己的几次被贬都是因为自己在言辞方面“犯了错误”。他认为自己没有做到小心谨慎，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一些言辞或做事方法很可能已经被有心人抓住了把柄。所以，后来王阳明在对弟子们传授心学时，反复强调“为官者一定要小心谨慎，言辞不可露骨，切不可因事小而懈怠”。而这也是王阳明居安思危的为官哲学。
王阳明曾经对弟子们说过这样一句话：“言不可尽善，善不可尽言。”意思就是让弟子们注意自己的言辞行令，言辞不能露骨，好话也不能说过。在官场中尔虞我诈，机关算尽，任何一句话或者一个问题都有可能让他人抓住把柄，所以要想安安稳稳做官，就要小心谨慎，注意自己的言辞。
王阳明虽然不是一个喜欢奉承的人，但是既然走进了官场，就应该要站稳脚跟，而这就需要他自己认真琢磨一下官场生存之道。比如，为官者要注意言辞，赞扬的话不能一次全部说出。王阳明认为，有时候尽管是自己发自内心的好意，但是一说出来很可能就会被人误解，这样自然就会弄巧成拙，甚至还会让他人抓住把柄，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另外，还要少说一些狂妄之言，这样就可以圆滑处世，不被他人抓到把柄。
王阳明认为，为官者言辞不可露骨，在官场中既不能阿谀奉承，也不能口无遮拦。在这一点上，王阳明就曾经遭受过一次深刻的教训。他因为不满于刘瑾等宦官的奸佞妄为，所以向正德皇上上疏，为那些同僚说好话，但是最终导致自己也受到迫害。所以王阳明在后来讲学的时候经常对弟子们说：“言不可尽善。”
孔子曾经说过：“可与言之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这说明，人在说话的时候要想清楚，可与之言和不可与之言的这两种人的情况。对那些有诚心、值得信任的人我们可以与之言；但是对方如果是不能信任的人，那么与之说一些心里话就可能会让自己中计，让对方抓到自己的把柄。
对此，王阳明认为，不管是为官处世还是为人做事，都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辞。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对人的性格做出一定的分析，考虑自己要说的话。比如，对待那些傲慢的人就应当言简意赅，尽量不要与之多谈；对那些深藏不露的人应当沉默简言；对圆滑的人说话应当注意用词，圆润委婉等等。王阳明的弟子周道通曾经写信向其表述自己周围有很多人习惯用言语来诽谤他人，他深知这种行为是可耻的，并请老师谈谈这种言语诽谤他人的问题。王阳明在给他的回信中只写了这样一句话：“以言语谤人，其谤浅。”意思就是说，用言语来攻击他人的行为是一种十分肤浅的诽谤行为。
其实，王阳明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实际经历，还因为他饱读诗书，对历史上的成功人士都很推崇，很多成功者的行为都是他极力效仿的，比如隋唐时期的徐文远。
徐文远出身名门世家，但是家境败落之后，只能与父亲相依为命。虽然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是徐文远十分好学。他饱读诗书，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仕途。在官场中他应对自如，最终成为国子监博士，当时的越王还很看好他，并请他担任祭酒一职。眼看着自己官运亨通，但是隋末农民起义泛滥，朝廷也变得十分动荡不安，而洛阳一带又发生了饥荒和灾难，所以徐文远只好外出谋生。
在这期间，徐文远正巧碰到了自己昔日的学生李密。此时的李密已经成为地方农民起义的领袖，他将徐文远请到了自己的地盘并将其请到了朝南的正座上坐着，而自己则带领着手下的人对他行礼。后来，李密邀请徐文远加入自己的队伍，徐文远却对李密说道：“如果你能够将自己的决心效仿古代的伊尹或者霍光，在朝廷危难之际来辅佐皇室，那么我就算年老体弱，也会辅佐你。但如果你要学习王莽、董卓，在国家危难之时想要谋权夺位，那么我也就不能帮到你什么了。”李密听了老师的这番话之后恭敬地回答道：“是，弟子谨记老师的教诲。”尽管李密听到徐文远的这番话内心有些不平，但是他仍然十分尊敬自己的老师。
后来李密战败了，徐文远被王世充拉拢了过去。王世充也是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而且王世充恰巧也是徐文远昔日的弟子。王世充久敬老师的大名，而且也很希望徐文远能够归顺自己，于是他对徐文远毕恭毕敬，提供给他锦衣玉食的生活。而徐文远每次遇到王世充却没有像对待李密那样傲慢，相反的是，徐文远对王世充既恭敬又谦卑。
后来有人问徐文远，同样是弟子，为什么对李密说话的时候总是充满了傲气，而对王世充则谦卑恭敬。徐文远这样回答道：“这两人都曾经是我的弟子，我明白他们的本质。李密是一个正人君子，就算我像郦生对待刘邦一样去对待他，他也定能够像刘邦对待郦生那样接受我；而王世充则是一个阴险小人，即便是老师，一旦得罪了他也很有可能会被他杀死。所以我必须要小心翼翼地对待王世充，一旦我言辞不当，说错了话，那我恐怕就不能存活了。”
再后来，王世充也失败了，并且归顺了唐朝。而徐文远则被李世民所重用，重新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成为唐太宗时的一大忠臣。
由此可见，徐文远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保全自己，主要就是因为他懂得言辞得当。他善于分析他人的性格，然后据此来与之相处。
王阳明对徐文远的这种说话处世方式十分敬佩，所以他在为官生涯中很是注意自己的言辞，时刻注意不让自己的言辞太过露骨。王阳明后来被封为了新建伯，其实这只是一个封号，并没有实质性的地位，当时他也曾十分抱怨。但是，他的父亲王华所说的一句“我以为惧”则让他心服口服。王阳明认为，如果再继续抱怨下去将会说出一些很过分的话，那么别人就会趁机抓住他的把柄，认为他不知足，贪恋权位。于是，他后来就不再抱怨，只是一心做学问。
在朝中为官，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被他人当成把柄，甚至还会引来祸端，所以王阳明认为为官者应该要注意自己的言辞，要懂得“话不可说得太露骨”的道理，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都是为官者应该了解的。王阳明认为没有绝对的忠言，也没有绝对的谗言。在与同僚们相处的时候也要灵活多变，不应口无遮拦，将心中的想法脱口而出。
官场中荆棘遍地，同时也没有明确的明暗之分，而身为一个为官者，很可能背后隐藏着众多的对手，而且对手也会时刻关注着你。所以，注意自己的言辞也是一种很好的居安思危的方式，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在朝堂中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