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王阳明与谢迁的处境差不多。他在1506年11月被刘瑾投入了监狱中，而这个监狱正巧是当时受皇帝关注的锦衣卫监狱。这里森严恐怖，但是对王阳明来说，在这里要比在被太监们所控制的空间里强一些。王阳明之所以会落得如此下场主要是因为他的那份上疏惹恼了刘瑾。此时，王阳明仍然对大明王朝抱有希望，因为他认为皇上只是一时被刘瑾蒙蔽了，只要能够向皇帝上疏，就能够让圣德复明。其实这正是王阳明“致良知”的一种说法。
通过静思，王阳明发现要想自保就要从容应对。此时，王阳明已经不可能也不能做到急流勇退了，那么能做的只有保全性命。他所谓的从容应对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一种深奥的智慧哲理。他没有像蒋钦那样反抗，也没有像焦芳那样对刘瑾进行谄媚。他所做的就是不卑不亢，从容应对。这或许就是王阳明心学的一种独特智慧。
很快，王阳明被分配到了贵州龙场做驿丞。这个官职虽然微乎其微，但是比起那些被当场杖毙的文官应该算是万幸了。这也很符合王阳明曾经在狱中与难友们离别时写下的诗：“愿言无诡随，努力从前哲。”这流露出了死而复生的乐观情绪和期望感，也流露出了王阳明那种寂然无我、从容应对的智慧哲理。
然而，王阳明的这种为官哲学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悟出来的，只有自己真正地去面对和经历的时候才能明白。王阳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说明了不被外物所牵绊，不因逆境而低下，面对急流时从容应对，自然就能够化险为夷，得以自保。
6.功成弗居、全身而退乃是为官大智慧
《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功成弗居，是以不去。”这句话令王阳明十分感慨，他认为千年前老子就有如此超脱的精神，而且这种一针见血般的犀利让众人在他面前甚是渺小。的确，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有些人却将它们当成是一生追逐的目标，最终沦为功利的牺牲品。而那些真正能够超脱，且能在功利诱惑下功成弗居的人，才是真正的智慧化身。
王阳明能够在平定叛乱之后辞官归乡，专心做学问，十分难得，可以说拥有如此心胸的人才是大智慧者。功成弗居，王阳明正是这样做的。在明末的腐败官场，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而且最终还能够做到全身而退是非常不容易的。上有昏君，下有权倾一时的宦官，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王阳明依然能够立足，可想而知他的确是拥有大智慧的人。
王阳明的避祸方法就是功成弗居、全身而退。其实在王阳明的内心世界中一直有这样的一种感念，那就是“为官者，无欲无求才是最大的智慧。”其实这也就是告诉人们要想做到功成弗居、全身而退，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能够舍得。舍得放下眼前的一切，这主要包括功名、利益和权势。王阳明认为只要抛弃了这些，那么想要做到避祸自保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回顾历史，那些因政治斗争丧生的官员大都是为了权势和利益而亡。这样的人称不上是智慧的，更谈不上是精明的。王阳明看开了这一切，他将功名利禄完全抛在了脑后，舍得放下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
王阳明认为，为官者在适当的时候选择放弃名利而隐退是一种避祸自保的有效方式。这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急流勇退，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在乱世之中。
范蠡在帮助越王复国之后悄然退出，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而范蠡终究还是个有才之人，他虽然隐居经商，成为富贾，但是其名声还是十分响亮。齐国的大王也看中了他的才气，所以想要让其担任齐国的相国。范蠡意识到了老子的那种功成弗居的精神，所以他婉言拒绝了。
其实，范蠡也深知如果自己成为齐国的相国，那么自己在朝中将会是一国之相，在政治之外自己又是富甲一方的商人，这等荣耀和名利双收的结果的确是令人羡慕的。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久而久之自己就会树敌无数，最终也不会有好下场。所以，范蠡毅然决然地拒绝了齐王的厚待，而且他马上将自己所有的钱财都分给了众人，然后悄悄地离开了齐国，到了陶地，继续隐姓埋名做生意，最后被人们称为陶朱公。其实，范蠡之所以会离开越齐，远离政治，主要就是他能够舍弃那些功利，真正地做到了功成弗居、全身而退，而这最终也就使他能够得以自保。
而与范蠡相反的是战国时期的商鞅。众所周知，商鞅是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他也凭借商鞅变法奠定了自己在秦国的地位。然而不幸的是，商鞅没有及时地做到功成身退。
起初，商鞅在秦国积极地开展变法，为秦国的强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令商鞅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变法深深地触动了当时旧贵族的利益，也就是说，商鞅在朝中不经意间给自己树立了大量的敌人。尽管当时有秦孝公为其撑腰，但是他还是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威胁。根据《战国策》的记载，秦孝公曾经在顽疾缠身的时候想要将王位传给商鞅，但是商鞅辞而不受，这其实只是秦孝公对商鞅的一种试探。显然，这也是秦孝公在暗示和怀疑商鞅了。按照常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商鞅完全可以功成身退。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也只有这样，商鞅才能够保全自己，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其实在当时，谋士赵良也曾经劝商鞅全身而退，并且还引用“以德者荣，求力者威”的典故来提醒他，但是商鞅不听赵良的劝说，依然固执地留在了朝堂。最终秦孝公去世之后，那些反对商鞅的人纷纷在新王面前进谗言，最终以谋反之罪将商鞅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
商鞅之所以会死于祸端，就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老子那种功成弗居的精神，没有做到功成身退。也就是说，他只知道进，不知道退，最终使自己树敌无数，惨死而终。
因此，王阳明认为，智者为官的理想结局就是功成身退，辞官归乡，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哲学。与此同时，王阳明还认为，一个懂得功成身退的人其实也是一个十分识时务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他明白如何自保，如何避祸。在王阳明心中，也只有这样的大智者，才能够以儒雅洒脱的风度来笑对官场和人生。
7.功不倨傲、名不恃名——遵循大道的避祸之方
王阳明非常欣赏一句十分犀利的名言：“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在他看来，傲气能够让一个人踌躇满志，也能让一个人走向末路。尤其是在官场中，那些永远不懂得功不倨傲、名不恃名的人最终是不能自保的，反而还会陷入祸端的旋涡。
王阳明提倡功不倨傲、名不恃名的为官方式。这其实就是一种避祸自保的良方，也是一种遵循大道的为官哲学。而那些懂得功成身退的人，往往都能够做到功不倨傲、名不恃名。
明朝正德十一年，王阳明便开始奉命平定全国各地的大小叛乱，一直到嘉靖七年王阳明于征途中病故。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王阳明经历了六次规模较大的叛乱和众多数不清的小叛乱，而且每次王阳明都能以少胜多，几乎从没打过败仗，这样的结果让人们很惊讶。王阳明之所以每次都能够获胜，其原因不仅在于王阳明在军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更重要的是王阳明内心一直坚守一个信念——功不倨傲、名不恃名。
显然，一个赢得多次战争的人是会受到朝廷的奖励的，比如加官晋爵、增加俸禄等。但是，王阳明将这些功利看得很淡。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次升官的机会，其中有五次是因为他平定叛乱有功而得来的，但是他每次都找借口推辞掉。
实际上，在王阳明的哲学观念里，要做到功不倨傲、名不恃名需要一种较高的修为，这不仅是一门哲学，更是一门极深奥的艺术。那些有大智慧的人总能够在声名显赫的时候急流勇退，能够藏锋敛迹，只有这样才能够避祸自保。
王阳明生于明朝晚期，但对明朝前期的一些事情了如指掌，他曾经精心研究过明朝初期的一些历史，他认为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能够打下江山，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一批有勇有谋的良将。但是朱元璋在成为皇帝之后，却对很多大臣进行了迫害。王阳明也看到了有一些大臣躲过了这场朝堂政变，他们做到了避祸自保，王阳明对这些人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比如，开国第一大功臣徐达就是王阳明十分尊敬的对象。
徐达出生自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幼时曾经与朱元璋一起放牛，徐达从小就十分聪慧，可以说这也直接造就了他的有勇有谋。之后，他跟随朱元璋一路艰辛地带军打仗，成功地帮助朱元璋赢得了天下，为创立大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深受朱元璋的厚爱。
徐达虽然战功赫赫，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明朝建立以后，他本想辞官隐退，但是朱元璋以巩固大明江山为由没有答应他，所以徐达只好继续经常带兵外出打仗。每年的初春，徐达就带兵出征，然后冬天归朝，归来之时徐达都会将帅印亲自交到朱元璋手中，然后回家休息过朴实的日子。
其实，朱元璋对徐达的厚爱也存在着一定的示威性。有一次，朱元璋曾经夸赞徐达的功绩，并且想要将自己的旧宅邸赐予他，想让他好好享福。徐达明白，朱元璋所谓的旧宅邸其实就是前朝吴王居住过的，所以他婉言相拒了。后来，朱元璋请徐达到旧宅邸喝酒，并故意灌醉了徐达，送入卧室休息，徐达半醉半醒间问身边的人自己身处何地，身边的人告诉他是在旧宅邸。徐达当时十分惊讶，连忙从床上跳下来，跪在朱元璋面前大喊着自己该当死罪。朱元璋看到徐达如此谦卑，心中的石头也终于放下了，于是下令在旧宅邸前修建一座新宅邸送与徐达，并钦赐“大功”二字。
1385年，徐达病逝于南京，当朱元璋听闻此消息之后十分痛心，并且追封徐达为中山王，并赐予他“大明开国第一功臣”的称号。其实，朱元璋自登基以来杀害的功臣足足有几万人之多，这些人包括战功赫赫的蓝玉以及其他有关的将士。朱元璋为了强化其统治还立下了酷刑和罪名。而徐达早就知道朱元璋的秉性，他也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要辞官归乡，全身而退，无奈朱元璋不答应。于是，在朝为官的徐达为了自保从不居功自傲，一直恭谦做人。也正是这一点才让朱元璋意识到了徐达的忠心和不争的念想，所以在朝廷的杀戮之中，徐达才没有被牵连。
由此可见，徐达正是用功不倨傲、名不恃名的方法获得了自保。这是王阳明所看到的大智慧，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徐达的做法对自己是十分有利的。可以说，功不倨傲、名不恃名是遵循大道的一种避祸方式，在朝为官能够做到像徐达这样也算是达到一种极高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