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将宁静致远当成自己的座右铭谨记在心。王阳明因为得罪刘瑾等人被流放到贵州龙场做了一个小小的驿丞，龙场是一个十分贫穷偏僻的地方，而且驿丞又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官，所以当时的人们都认为王阳明很可能一去不复返了，这相当于是被朝廷宣判了死刑。在龙场，王阳明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沉浸在痛苦之中，反而是更加勤奋地修习做学问。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境界才有了后来的“龙场悟道”。王阳明在山洞里静坐，发现自己能与自己的心对话，并明白了很多的道理。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该放弃，但是要懂得进退。他不再与刘瑾等人争辩，也不与他人争利，更不会因为官场上的钩心斗角而使用阴谋诡计，他完全成了圣贤，追求着宁静致远的心态。王阳明深知自己所处的大环境，所以他超凡脱俗般地进行着自己的心学研究，另外他亦是无所求地保持着经世救国的思想。在旁人眼中，王阳明已经宛如一个急流勇退的人。
不与陷害自己的人计较，不参与争权夺利的活动，不急于立功回朝，王阳明用这种宁静致远的境界来让自己避祸自保，最终不但成就了自己的官场地位，还确立了自己心学思想的地位。从这一点上来看，王阳明着实已经达到了心外无物、寂然无我的高深境界。
在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中，宁静致远一直是一种十分有效的避祸方式。这或许与急流勇退在表面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事实证明王阳明正是用这种方法避免了很多祸端。可以说，每次王阳明在危险的时候化险为夷，都是凭借着那份宁静致远的心态。
众所周知，谢安是晋朝的一位名臣，在朝廷中可以说是顶梁柱。当时晋简文帝时期，有位权臣桓温十分傲慢霸道，一心想要篡夺皇位。简文帝后来病重，桓温想要让简文帝将帝位禅让给自己。但是谢安等人誓死想要拥立简文帝的后代即位。简文帝驾崩之后，恰巧桓温不在皇都，于是谢安等人便立即拥立太子为新皇帝。这让人在外地的桓温十分愤怒，气急败坏之下，他于宁康元年的二月决定率领大军杀回皇都，找谢安等人问罪。桓温还想趁此机会起兵造反，横扫皇都，以改朝换代。
当时朝廷中人心惶惶，上下不安，各位大臣也是非常恐慌，当时的新皇帝司马曜更是害怕至极，于是他下旨让谢安等人到新亭准备隆重迎接桓温，以此希望他能够收敛。
当时二月的皇都非常寒冷，寒风萧萧，桓温要到来的消息更是让众人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甚至感到一股杀气。桓温到了皇都之后，众位大臣纷纷跪在道路两旁迎接他，很多大臣连头都不敢抬。当然，这些大臣中也有很多位高权重的，他们在威风凛凛的桓温面前变得十分温顺。只有谢安例外，谢安既没有下跪，也没有低头，而是直面威严的桓温。在桓温面前，谢安没有表现得胆小如鼠，也没有阿谀奉承，而是坦然地说道：“诸侯有道，会命守将们在四方边疆防御敌国入侵。而如今明公进京会见百官，还须在城内外布置众多守卫之士吗？”此时的桓温一下子就被谢安的这种气势和不畏惧的态度所震慑了。于是，他赶忙说：“我也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接着，他当即下令解散了城内外的兵马，此时皇都城外的那种紧张的肃杀气氛一下子就消失了。
桓温当时立即打消了争夺皇位的念头，而且还摆设酒席宴请谢安等大臣，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中，东晋也避免了一场宫廷政变。
谢安的这种“泰山崩于面前而不惊”的心态与王阳明倡导的宁静致远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这样的定力和心态是很少有人能够拥有的，在内心里谢安的气势已经完全将桓温压倒了。王阳明认为，谢安的这种心态正是将一切都置之度外了，而此时能够避祸自保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宁静致远，让自己远离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身外之物，正是王阳明所倡导的一种思想。可以说，良知是生命本源的一种感性的思觉，而宁静的意义就在于此——它能够让一个人减去那些沉重的压在良知表面上的一些负荷。因此，宁静致远是一种修养和境界。有时候，人不需要太过于急功近利和追求身外之物，王阳明认为与其追逐那些权势地位，而让他人抓住把柄，不如放空一切，敞开心胸，将自己的心放在静处。这样一来，得与失也就不能左右自己了，而这在为官之中也正是一种特殊的避祸自保方式，它比真正的急流勇退更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
4.水至清则无鱼——自损清名是最隐晦的避祸之道
俗语有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句至理名言在很多场合都适用，在官场尤其适用。当然，这也是王阳明的为官哲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王阳明虽然很赞同功成身退的避祸自保方式，但是在他心中自损清名与急流勇退有一定的可比性，而且自损清名可以说是一种比较隐晦的避祸自保方式。当一个人将自己的缺点和污点宣扬出去后，就能够减少他人对自己的防范之心。
当年，萧何与韩信等人一起为刘邦攻打楚霸王立下了汗马功劳。韩信“兔死狗烹”的悲剧其实与萧何脱不了干系。当刘邦坐拥天下的时候，他开始消灭异性王族，韩信就是其中一个。韩信不像张良那样懂得功成身退，所以他最终难逃一死，萧何却在这场肃清中安全自保。他所使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人们都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韩信等人的死其实与萧何和吕雉有着极大的关系。可以说是吕雉利用萧何的计谋对付了韩信等人，但是按理说对付完那些人之后，萧何也必定难逃一死。但是历史总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萧何正是用自损清名的方式得以自保的。当萧何设计杀害了韩信之后，他就以“假贪”来自毁清誉，这让刘邦和吕雉以为萧何原来只是个贪图富贵之人，而且萧何用很多计谋充分地显露了自己对钱财和豪宅的贪恋，这让刘邦和吕雉认为萧何在权势上没有非分之想，所以久而久之就消除了对萧何的防范之心，最终使萧何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可以说，萧何的这种自保方式就是典型的自损清名的隐晦自保方式。萧何正是意识到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哲理，所以将其运用在了官场上，从而准确地分析出了刘邦、吕雉等人的心理，进而避免了祸端，得以自保。
然而，自损清名的方式也不仅仅是局限在故意损坏自己的名声，它还包括甘愿落后于他人、不与他人争功抢风头、自嘲等方式。
在秦始皇的坟墓中，出土了一千多尊兵马俑，但这些兵马俑几乎没有一个不被损坏，而多年前人们发现了一尊跪射俑，它是唯一一尊没有损坏和未经人们修复的兵马俑，人们甚至能够在它身上看见衣服的花纹和发丝线条。而这尊跪射俑也成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馆中的“镇馆之宝”。
凡是看过这尊兵马俑的人都很好奇，为什么只有这尊兵马俑是完好的呢？它是如何得到保存的呢？后来，科学家们经过了大量的研究发现，这尊跪射俑之所以能够完整地保全自己，就是因为它的低姿态和甘愿跪着的形象。原来，秦陵属于那种地下通道式的建筑，一旦顶棚崩塌，那么土木结构就会塌陷，而这时候那些挺胸抬头站着的高大的兵马俑自然就首当其冲地受到摧残，而跪着的这尊兵马俑就避免了这些冲撞和压迫。而且由于它是跪着的，所以其两脚和右膝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这样一来就更能够稳定地支撑整个上身，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自己，即使在两千多年过去之后，它依然能够得到完好的保存。
由此可见，有时候放低自己的姿态也是可以自保的。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但凡那些成功的官员大都能够做到自损清名。比如：管仲不按规矩出牌，以此来鼓动齐桓公争霸，当然也是自我避免祸端的一种方式；王翦也正是因为自毁清名，故意自贱贪小财赢得了秦王的信任，从而得以自保；兰陵王也曾故意以贪财贪色来自毁其名以求自保等等。
因此，在王阳明看来，自损清名着实是一种隐晦的自保方式，而他也曾经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自保。他认为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很难做到功成身退或者急流勇退的，所以就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自保。可以说，自损清名是王阳明在为官之路上的一门重要的心理哲学。
5.急流之中从容应对，才是避祸良方
王阳明经常对弟子们说这样的话：“生活中处处充满了很多偶然和不测的事情，而众人也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这就让人的精神和心理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不安的状态中。而不管是面对顺境还是逆境，都应该学会从容面对。”王阳明的为官心得绝非泛泛之谈，他的这些为官之术很多都是经过自己的实践得出的，对人们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是有意于求宁静，是以愈不宁静耳。”这是王阳明的至理名言，几百年流传下来，定有其智慧所在。王阳明认为，为官者面临的困境重重，想要避祸自保在于自己的一念之差。有些人能够做到宁静致远，有些人能够急流勇退，这都是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而定的。而这些方式也大都是比较实用的。但是在王阳明的为官哲学中，还有一种避祸自保的方式，那就是在急流之中从容应对，巧妙布置。
虽然王阳明所处的那个时代比较黑暗，但他还是对朝廷抱有很大希望，没有在奸臣当道的时刻急流勇退，这足以说明王阳明心系国家，其经世救国之念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每次危险来临的时候，他都能做到自保，这也充分说明了王阳明拥有一种独特的为官之术。
宦官刘瑾在正德时期十分猖狂，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将其集权恐怖化的地步。在那时候，很多大臣都受到了刘瑾的打压，他们要么与刘瑾同流合污，要么就被刘瑾置于死地。然而，也有人对此无所畏惧，比如谢迁、王阳明等。
谢迁的为官哲学与王阳明有异曲同工之处，“静以待变”或许是他们的共同点。当时谢迁选择了急流勇退，但是没多久，朝廷的追夺诰命圣旨就下达了，显然这是刘瑾的阴谋。所有的人都为谢迁感到忧虑并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谢迁，但是最终都于事无补。面对这种情况，谢迁却面不改色，依然与他人下棋品茶，饮酒作赋，完全是以一颗十分坦然的心来面对的。可能大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物极必反，刘瑾的猖狂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最终只能从高峰上跌落下来。最终，刘瑾伏诛，谢迁得以官复原职。而官复原职的谢迁并没有被这种幸运冲昏了头脑，依然是一副十分坦然从容的样子，这种气度绝非一般人能够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