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勇一卒，而当时湖南已有江忠源、罗泽南、王錱三支湘勇，他们各有一定势力。曾国藩却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湘军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曾国藩突破深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满洲人塔齐布、多隆阿，四川人鲍超等也受其重用。这些都得力于曾国藩坦荡的襟怀和识才善用的本领。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是宽以待人的道德要求。“道人善，即是善”，“扬人恶，即是恶”。这种与人为善的德行，反映了一个人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
第三，以德报怨，化敌为友。
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靠他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
一次有人来投。此人言辞伶俐，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时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左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骗。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觉得新奇，就让来人到军营中查看他所用的人才。第二天此人像煞有介事地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切地问：“何人？”答曰：“涂宗瀛、郭远堂。”曾国藩大喜称善，待此人为上宾，任用他监督制造船炮。多日后，兵卒报告曾国藩说此人挟财潜逃，请发兵追之。曾国藩沉默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又喃喃自语：“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人听言想笑又不敢笑。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追捕此人，曾国藩说：“如今太平军、捻军活动猖獗，这个人只是骗点钱，要是逼紧了，他会到敌营里，那样危害更大。这点钱和我本人恋谄受欺的名声又算得了什么。”足见曾国藩的远见和胸襟，以“恕”取大。
4.谦：君子大过人处，只在虚心而已
《周易》中说：天道亏盈而益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满招损，谦受益。谦虚不仅是做人的美德，还是人际交往的处世准则。“谦虚”实质是卑己高人，以足为不足，永远不自足，始终给自己留下追求的空间，不断进取。曾国藩说，“人若保持一段谦光，自可进境无穷”。
第一，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
谦恭礼让是儒家在人际交往中的处世原则。历代以来，谦虚都是评价一个人时最常用的词。《周易》中有这样的语句：谦谦君子。即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谦虚，才能算作真正的君子。明代理学家王阳明也说：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其意是说，谦虚是众多善行的基础，骄傲是诸多过失的罪魁。曾国藩也说过类似的话：人必虚中，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
谦虚的实质是卑己以高人，以足为不足，永远不自足，时时、事事、处处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保持上进之心。
曾国藩崛起于清季乱世之中，仅仅不到10年时间，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飞跃至名高位重的封疆大吏。其发迹的原因，一是时势造英难，但最主要的是靠他的智谋和修身之法。究其根源，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
第二，傲为凶德，以“谦”之概之。
满招损，谦受益。骄傲是对自己尊大，对他人轻视。
骄傲自大的人，只看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短处，觉得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强；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和短处，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任何人在他的眼中都不值一哂。这种人在人际交往中神气十足，盛气凌人，不尊敬他人，盲目自大，当然就无法得到他人的尊敬和亲近。不真正地关心人爱护人，就无法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曾国藩将“谦”字视为立身之本，同时视之为保家安身之道。其首要功能，就是戒除骄气。因为他认为骄是败征，古今名臣大家，无不败于“骄”字。所以他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
他认为，富贵子弟多骄纵，那些世家子弟大多是膏粱之德，靠的是父祖的荫封，而自身却胸无点墨，整天只知道声色犬马之娱，丝毫没有进取之心。他曾说道：“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谈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谈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曾国藩曾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我们家现在到了满盈的时候了！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曾国藩以为，天之“概”人原本无形，必然要假手于人。比如霍光盈满，魏相来消灭他，宣帝也来消灭他；诸葛恪盈满，孙峻来消灭他，吴主也来消灭他。到他人来“概”而后才悔悟，就已经晚了。我们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概”、人来平，我与诸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来“概”。
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他的子孙中没有一个堕落为花花公子。他们大都兢兢业业，自强自立。在曾国藩的影响下，4个弟弟除了曾国潢在家管理家务外，其他3个均走上了“立功立业”的战场。至于儿孙，经过他的教诲引导，大多琢玉成器。
在从政方面，曾国藩总结说，万勿恃贵而傲，“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曾国藩得出“傲为凶德”的断语，认定“骄则满，满则倾矣”。
第三，谦亦有度，过谦则近伪。
谦虚固然是美德，它是持身保家的重要方法，也是自我修养的必备手段。但是谦虚必须有一定的分寸，要清楚什么时候该谦，什么时候不该谦，谦到什么程度，都有一定的艺术性。其中分寸，无一定之规，因人而异，也因时代不同、社会风气不同、具体事情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
四、大成靠严：吃苦当吃补，严师出高徒
无论成就任何事业，如果没有严格的要求和坚持到底的恒心，是不可能做到的。
要成就大业，自然是要遇到无数的困难和吃很多的苦。然而，正是因为你能够解决掉大多数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敢于吃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吃的苦，所以，你才成就了大多数人成就不了的伟大事业。
历史和身边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吃得天下第一等苦，就能做天下第一等人。当然，要吃有价值的苦。而严格要求自己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吃有价值的苦。
传统的主流文化对大成功有一个评价体系，那就是我们都熟悉的立德、立功、立言。一个人如果做到这几个方面，就成功了。曾国藩之所以在中国的近代被称为完人，是因为他有道德，有军功，有文章。
而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就必须靠严格修身，靠敢于吃苦，靠坚持一生的恒心。
在“严”上，最高境界是“慎独”。换言之，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你都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按照最高的准则来对待自己。这是修身的最高境界。
曾国藩从二十几岁开始严格修身，一直贯穿了他的后半生。在此后的30年中，即使身为军事统帅，每天在杀戮声中度过，他每天也仍然“三省吾身”。可以说，严格修身是曾国藩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1.以严为师：欲正人先正己
一个人要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就要对自己严格要求，要用超出常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懒散、懈怠是成功的大敌。曾国藩作为一个热衷于仕途的人，对此自然有深刻认识。他在科举成功后，在京担任闲职，有不少时间可以用于学习。在此期间，曾国藩曾经拜会众多博学有名望者，希图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一些为学之道。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三日，曾国藩向倭仁请教修身之道。倭仁告诉他：“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工夫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刘念台曰‘卜动念已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倭仁还告诉他要写“日课”，“当即写不可因循”。倭仁这里所说的“研几工夫”就是要曾国藩注意从小事做起，严格要求自己，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同时还要写日课，将自己每天做的事情及时地记载下来，不可偷懒，从这些具体、烦琐的小事上培养一个人谨严的作风。一旦有了不符合古圣先贤要求的思想或行为的苗头，就要及时地改正，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严于律己应该说是古圣先贤的一致作风，欲正人，自己先要正。只有以身作则，才会起到带头作用。为此，他们要求自己不仅要在众人面前树立良好的榜样，而且，即使在独处一室的时候也同样严格要求，不放纵，这就是“慎独”。要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这才是修养的最高境界。
曾国藩对自己严格要求，因而朋友在与之交谈时，才敢直抒胸臆，尖锐地指出他的一些弱点。对此，曾国藩极为感谢，并引为知己。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记有这样的话：
岱云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责人者。陈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直哉岱云，克敦友谊。
这里，岱云（即陈源兖）非常尖锐地指出了曾国藩待人严苛的做法，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给曾国藩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这是曾国藩自己体会不到的。后来，曾国藩在反躬自己与人交往发生的不愉快时，就深深自责：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