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翰林那年，曾国藩虚龄才28岁。要知道，大多数成为翰林的人，顺利一点的，由秀才、举人、进士，一阶一阶地爬，熬到这一阶少说也得四五十岁，而多数士子根本连翰林的边都沾不上！有些人，中个举人就已经是两鬓苍苍了。就拿曾国藩的父亲来说吧，数十年的努力学习都没有什么结果，直到40多岁才考上了一个秀才！
可见，28岁就当上翰林的曾国藩，真可谓是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了。
二、10年京官，连升10级
在晚清的官场里，曾国藩的仕途之顺畅，足以令人眼红。
曾国藩不仅少年得志，而且在京为官的十几年中，升迁极快。他1838年中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1847年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1849年迁礼部右侍郎，以后的4年兼任过兵部右侍郎（1849年）、工部左侍郎（1850年）、刑部左侍郎（1851年）、吏部左侍郎（1852年）。从官阶上看，从翰林院检讨的七品，升迁到了礼部侍郎的正二品。
对于自己在官场上的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曾国藩是十分得意的。他在写信通告亲友们时，曾说自己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清朝的官制一共是“九品十八阶”。每一品级有正品和从品之分。也就是说，一个官位上有正、从两级。这样算起来，曾国藩在10年京官期间，由七品到正二品，的确是连跃了10级。他自己认为，环视左右，纵观官场，极少有人升这么快的。在给弟弟的信中，他更是说：“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1.穆彰阿的援引和扶持很重要
在晚清官场中，曾国藩飞升之快、官运亨通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他个人非常勤苦努力，对自己的要求极其严格，同时又广泛地结交京内名流，在京官中造成了勤恳好学、为人正直、谦恭的普遍声望。连他自己都说自己“在京颇著清望”。
当然，在封建官场之中，如果没有实权派的大佬赏识和提携，即使你有再高的才学再大的名望，也未见得能官运亨通。曾国藩能够在官场上迅速飞升，其实也离不开朝中大佬的着力提拔，其中主要是穆彰阿的援引与扶持。
学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对穆彰阿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历史书上，他被认为是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陷害林则徐，并被骂为“道光年间的秦桧”。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朴，号鹤舫，满洲镶蓝旗人，郭佳氏，翰林出身。穆是曹振镛一类的人物，曹是“多磕头，少说话”处世哲学的创造者，穆彰阿奉之为金科玉律。曹、穆二人极得道光宠信，穆为军机大臣20余年，尤其控制了中央科考选拔官员的大权，自嘉庆至道光两朝，进士考试、殿试、朝考、庶吉士考差、翰詹大考，他都参与或主持。这是“衡文大权”，亦即选官大权。凡由阅卷、主考官手下产生的进士等功名者，都视考官为最亲近、终生不改的“老师”，自己是考官永久的门生，比学校中最亲近的真正的老师还要尊重。
穆彰阿利用几十年的“衡文大权”，利用门生故旧，广结党羽，时称“穆党”。凡是他想要推荐或打击的人，没有不成功的。例如罗衍、何桂清、张芾是同年翰林，张、何散馆后都拜穆为“老师”，唯罗衍不拜。结果张、何同得考差，唯罗因“年轻”未得考差。实际上三个人里边罗衍是年岁最长的，在上谕待发时，穆彰阿恼罗不拜自己为师，竟让皇帝收回了成命。
曾国藩会试之时，总裁官就是穆彰阿。考试之后，曾国藩便拜见了穆彰阿。穆对曾的文章、学问和行事都十分赞赏。1843年翰林散馆大比，穆彰阿又是总考官。试后，曾国藩又亲自拜见了穆氏，并把自己的考卷誊清，呈给了穆彰阿，于是曾国藩又得到了好成绩。
不仅如此，穆彰阿还对曾国藩在进见皇帝、加官晋爵的关键之处直接指点扶植。有一次，皇帝要召见曾国藩，曾预先到穆彰阿处请教对答的内容。穆彰阿让一个干练的文员告诉曾国藩，以400两的酬金赠送给某内监，就可以买得皇帝的召对内容。于是曾国藩照此办理了，结果在皇帝召见时，其所问的果然是400两白银买到的“历朝圣训”之内容。此后，曾国藩就更加飞黄腾达了。
当然，对于穆彰阿的鼎力相助，曾国藩是满怀感恩的。事情上，曾国藩对穆彰阿的感激之情非同一般。即使是后来穆彰阿被罢，曾国藩每次在经过穆宅时，还是依然会感慨唏嘘。20年后，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进京陛见时，又专程去拜访了穆氏的后人。后来，他又让儿子曾纪泽去访问了穆彰阿之子穆萨廉。
2.个人努力最关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的成功固然与穆彰阿的扶植有一定的关系，但在京城1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那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且还是一个比较偶然的原因。曾国藩能够取得仕途上的辉煌，其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曾国藩个人的努力。
曾国藩出身于寒门，秉性淳朴，不善于钻营取巧。他每日都会按照儒家“克己归仁”的目标严酷地反省自己，对个人思想中不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私”字，总是能严厉地克制、革除，并每每痛骂自己。
事实上，曾国藩的10余年京官生涯，并未真正成就“曾国藩的大业”，而只是通过自我教育，刻苦修养，成就了“曾国藩的人格”。如果没有京官以后的对抗太平军之经历，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学家，或者会成为一个平平庸庸的官员。但他绝不会成为一个营私舞弊的贪佞之官，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太严格了！前文所述的唐鉴、倭仁帮他制定的“日课”，那12条规，最主要的就是自我反省。这简直就是在当一个清教徒。
曾国藩的《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箴”是十分著名的。100多年以来，不仅当时的文人奉为座右铭，连后来的许多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对之评价都相当高，并把它作为立志、奋斗、修德、养性、做人、处世的经典和楷模。
曾国藩成为达官显贵之后，依然每日自修、自省、自律，从未停止。观其日记、文章、书信，令人十分感慨。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坚持不懈的努力，才使他成功，绝不是一个穆彰阿的扶持能达到的。要知道，受穆彰阿扶持过的，何止曾国藩一个人，但只有曾国藩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了。
曾国藩的自省、自律、自我教育其实已经达到了极深入的程度。请看他的一段日记：“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儒家圣人皆讲求“慎独”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圣人、君子修己之德，丝毫不能苟且放松，在人不知、鬼不觉的“独处”之中，一样要严格、谨慎地要求自己。曾国藩在睡梦之中，梦见别人得了利益，自己羡慕，都会在自己的日记中责骂自己很“卑鄙”、“下流”，这真正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啊！试问这样的自省态度，上下数千年里，又有几个人做得到？
因此说，曾国藩能够在官场中脱颖而出，前途畅顺，不是没有原因的。归根结底，原因不外乎两点：首先是自己每天都在不断努力，其次是机会来了便抓住了。
三、位极人臣，忧多喜少
17年前，曾国藩第一次在京城当官时，10年之间，连升10级，其仕途之得志真是让人嫉妒。后来，他离开京城加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大军，最终带领自己打造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军，成就了千古功名。
17年后，到了同治七年（1868年），担任直隶总督不久的官文因阻击西捻军失败，而被清政府罢去直隶总督，于是，正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被调来当上了直隶总督。曾国藩时别多年后，又回到了京城当官。
1.荣耀盛极，心却悲凉
直隶总督一职在总督地位中是最重要的一席，曾国藩接旨后感到非常不安，便同自己的心腹赵烈文商量。他说，自己“北征”无功（“北征”指的是征讨捻军），回两江不久，政绩也不令自己满意，为什么清廷会在这个时候反而把那么重要的位置让给自己呢？这其中必定另有原因。
于是，他打算拜折辞谢，免得将来进退维谷。赵烈文也认为这般调动，违反常规。曾国藩又说，去年年终考核官员时，他所保奏和参劾的朝廷一律未动，说明朝廷已经不信任自己了，但为什么还要让自己去任直隶总督呢？赵烈文也猜不透个中缘由，但认为在“北征”回任的一年中，曾国藩由协办大学士升为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又加云骑尉世职，说明朝廷是信任他的，也毕竟未泯去“剿长毛”和“剿捻”的功劳，看来由两江总督升直隶总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曾国藩心里疑虑重重，但又拿不出理由辞谢，只好安排上任。同治七年（1868年）十一月八日，他冒着严冬酷寒，顶着北风，率领赵烈文等一般幕僚由江宁起行。他要赶在元旦前进入京师，因为凡是晋升为直隶总督的大臣，皇帝都是要接见的。
风雪交加，北行迟滞。曾国藩边走边深思：他离开京师已整整17年了，如今地方上兵荒马乱，不知京师景象如何，大清朝在如今的太后和小皇帝手中，不知是兴是衰。这时，他想起了数月之前同赵烈文的一次谈话。那天他接到了京中的一封来信，信上说：北京作为一国之都，气象却糟透了！街上乞丐成群，抢劫案不断发生，市民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妇女连裤子都没得穿了。恐怕大变乱不会太久了！曾国藩当时向赵烈文征求了意见。赵烈文回答说：国家安定很久了，势必要走向纷乱。而如果纷乱是在下面发生的话，国家还是有能力去制止的；但纷乱要是在上面发生，那肯定是中央政府先烂掉，然后国家土崩瓦解。这一天的到来恐怕不会超过50年了。这就叫作“抽心一烂”、“根本颠仆”，再也无可救药了。
当时，曾国藩是不相信赵烈文“抽心一烂”的说法的。他认为当今太后大权独揽，遇事能“威断”，恭亲王奕“聪颖”，叔嫂“勤于政事”，为前代所无，这些都不是亡国的条件。但赵烈文却说，恭亲王虽聪颖，但不过是小聪明。他掌握时局，仰仗外人，曲为弥缝。至于国立何地，己立何处，如何立志，却全无理会。尤其是“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并不是真正的大材料。而太后独断专行，手腕诡秘，却造成大臣当面阿谀，背后欺蔽。总之，无论是太后还是奕都扭转不了清朝“抽心一烂”的结局。
1869年，曾国藩到达京师。到达的当晚，他由吏部接至北京东安门外金鱼胡同贤良寺寓居，并传达谕旨：“赏曾国藩紫禁城骑马，明日养心殿召见。”曾国藩得到这份殊荣感到很惶恐，出京17年，这次重来北京，已非昔日可比。但无论是年轻的太后还是年少的皇帝，他都未曾见过，也不知道他们会向自己提出什么问题。
翌日，当他来到乾清门时，早有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人迎候。大家把他引至军机处。正寒暄间，恭亲王奕在侍从的陪同下，大步来到军机处门外，大家一齐出迎。恭亲王对曾国藩久有推荐、依畀、保护之恩，于是赶紧趋前拜见，奕双手扶住，口称：“老中堂免礼！”拉着他的手，一同进入军机处。
奕极尽温渥，恳切称道：“这些年来，老中堂转战沙场，备尝艰险，祖宗江山，实赖保卫，阖朝文武，咸对老中堂崇敬感激！”时过不久，诸王爷及六部九卿皆至军机处，众星捧月般簇拥着这位名震当朝的一等侯爷。此时，曾国藩热血沸腾，过去的辛酸委屈，一时间化为乌有。
巳正（上午10点），奕山才把他从军机处引向两宫和皇帝听政之处养心殿。曾国藩叩拜了两宫和皇帝。之后便是两宫的问好，再后便是慈禧太后的问话，问的全是家常，如“你兄弟几人？”“出京多少年了？”“曾国荃是你胞弟？”“一路上安静吗？”曾国藩一句一句地回答，老想等着问正经事，可偏偏就一句“正经话”也没问，搞得他好些天前费劲背熟的话一句也没有用上。
后来又是3次陛见，每次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漫不经心，不着边际。4次接见下来，曾国藩感慨良多。太后、皇帝“同治”天下，原来如此而已！皇帝做了8年，接见大臣竟一声不吭，简直是个摆设，不要说与12岁亲裁大政的康熙相比了，恐怕与前代多难之主、英年宾天的咸丰也难以相提并论。慈安太后完全是一阁中妇人，不必多论。慈禧太后号称“专断”，4次陛见皆她一人发问，专断是专断了，但连续接见，所论何事？茫无头绪，仔细琢磨，亦不过是直隶练兵之事，似乎是因为他能练出湘军，所以调他来直隶练兵，以便拱卫京师，仅此而已。
陛见之外，朝廷还设盛宴招待他，宴上把他安排在汉大臣之首位，其荣耀风光自是人生之极了。接下来便是名目不断翻新的宴会，王爷专设之席，大学士专设之席，直隶京官席，江苏、湖南、湖北等省京官席，几科同年席，以及众多的旧友私席。花天酒地，歌舞升平，这是1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不曾有的。尤其是参加春节大典、元宵大典，他更是享受了人间之欢、天堂之乐，满汉全席、百全大宴，不亚于康熙、乾隆的“千叟宴”。太后的“春帖子赏”、皇上的“元日御赐”，应有尽有。但是，他一点也激动不起来，心里只有一股股的悲凉涌起，仿佛自己真的进入了《红楼梦》中的即将垮台的贾氏府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