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前途黯淡，身心颓萎
元宵节一过，他觉得通身无力，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他知道，自己不能在北京再待下去了，否则身体会支持不住的。于是他赶紧离京，奔向保定任所。7天后到了保定，接任直隶总督。
到保定后，他和赵烈文谈了自己北京之行的体会，尤其是陛见和接触清政府核心人物的体会，认为赵烈文之前所见洞若观火。他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龄，亦无从测之……恭邸（指奕）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博川（即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即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这时的曾国藩终于明白，清王朝已经是一艘风雨飘摇的朽船，只会一天天沉没，再也没有什么“中兴”的可能了。
前途黯淡，国运衰微，“中兴”之望破灭，使这位“中兴”名臣的身心一下子颓萎了。长期与太平军作战，以及“剿捻”无功，早已弄得他心力交瘁。但那时候，似乎还有一种潜在的希望和力量在支撑着他，使他尚能勉为其难。但是，自从北京之行，陛见回归保定后，似乎他自己也如一个腐心的萝卜，“根本颠仆”了。先是眼睛昏暗，视物如隔迷雾，接着是疼痛难忍，吃药针灸全无作用，不久右目全盲，左目仅余微光。后来又得了眩晕之症，耳鸣脑涨，日夜惶惶，无法办公，只得具疏请假。皇帝准假，下旨问疾，让他好好治病。
从此，曾国藩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
从此，曾国藩的官运已经由极盛转衰。
从此，清王朝也迅速走向灭亡。
四、流血的仕途
在曾国藩官场生涯的前期，可谓是一介文人，但从回乡帮办团练开始，他就过上了“以杀人为业”的生活。
可以说，曾国藩在京城之外当官期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见惯了腥风血雨，真可以说是“流血的仕途”。当然，这个流血，并不是曾国藩自己流血，而是他的士兵和敌人在流血。当然，一将成名万骨枯。主帅的成功，往往是属下们流血换来的。这是战争历来的必然，主要责任不在曾国藩们的身上。
1.坚持“治乱世，用威典”，被称为“曾剃头”
曾国藩的“以杀人为业”并非开始于军旅生涯。1853年初他被任命为团练大臣时，其职责一是“练兵”，一是“搜匪”。在“搜匪”一事上他也非常用心，还在公馆中设立了审案局，并把所练“大团”的部分兵力作为他弹压群众反抗的武装。
为了得到湖南官绅的支持，他先后发出《与湖南各州县书》、《与湖南省城绅士书》、《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等，命令各州县官吏迅速从严“剿办土匪”，称“自粤匪滋事以来，各省莠民常怀不肖之心，狡焉思犯上而作乱，一次不惩，则胆大藐法，二次不惩，则聚众横行矣”；指出如果各县力量不够，尽可派人前来禀报，审案局立即发兵前往协助“剿灭”，“惟期迅速，去一匪，则一乡清净，剿一巢，则千家安眠”。他主张采取治安联防的办法，要求长沙的地主士绅，“贼踪远去已在千里之外，而犹恐其分股回窜长沙重地”，所以必须严加预防，“查拿奸细”，“以本街之良民，查本街之土匪”；每一栅栏之中，择良民四五家专司其事，白天留心查访，晚上轮流看守，遇有形迹可疑者，则扭送至审案局查办。这样，“内奸既清，外寇自不得入”。在要求湖南各州县普遍推行并村结寨、团练保甲经验的同时，曾国藩还以严刑峻法来打击“莠民”的反抗，对那些“素行不法者”、“造言惑众者”，由各团练处死也无不可；“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如有“剧盗”成群，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则发兵“剿杀”无余。
曾国藩的做法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咸丰帝给他批示：“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在长沙城里，曾公馆的审案局一时成了恐怖的代名词。凡遇到被指控为“盗”、“匪”的，重则立即枭首，轻则严刑拷打。有一次长沙城内捆绑了“匪类”准备解送善化县衙，也被曾国藩强行提到审案局，立即斩首。在这种氛围中，士绅们纷纷告密，捕人送官，动辄擅杀，受到曾国藩的大加鼓励。一时间不少湖南官吏纷纷效仿，如蓝山知县张嗣康在两年任期内，仅清乡就杀戮群众数百人，自称“秉性慈善”的宁远知县刘如玉，在3年之中“实共杀匪一千二百四十七名”。不少地区的秘密会党宗教，遭到了严重破坏，骨干力量或者被杀，或者外逃，剩余的则藏匿不敢活动。长沙宁乡一带，当太平军再度入境时，响应的力量微乎其微。曾国藩的“霹雳手段”收到了成效。
滥施刑罚、动辄杀头的办法也为曾国藩赢得了“曾剃头”的称号。曾国藩自己承认，对于所谓乱民，“闻信即提来”，“即时讯供，即时正法，无所期待迁延”；处置的方式是，“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三科”。前两科是死，后一科也是非死即残。曾国藩却认为这种手段还算不上威猛，1853年春天的3个月“仅戮五十人，于古之猛烈者，曾不足比数”。据统计，到同年8月，前后杀戮已达200多人。“曾剃头”的称号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当然，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曾国藩“治乱世，用威典”的措施，确实成功地扑灭了太平军过境湖南时所掀起的革命热潮，为湘军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基地。
2.“杀人安人，杀之可也”
中国历来有珍视生命、反对杀戮的思想传统，主张推行仁义、兼爱及人，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则强调天下“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同时又有“杀人安人，杀之可也”的说法。
曾国藩能够滥施杀伐而心安理得，就是“杀人安人”思想在起作用；他认为这种“霹雳手段”包含了“止暴”之意，所以他自称为“以菩萨心肠”行事。在北京期间每日读书写字、修身养性的曾国藩，可能连一条狗也不敢杀；而到了审案局却能一季度杀50多人犹嫌不足，后来到了千军万马中，这个数字更是以“万”来计算了。
有人说，杀一个人是犯罪，杀100万人则只是一个统计——人们对太大的数字常常麻木。战场上的狙击手被认为是最冷的杀手，有的狙击手在生活中连见到鲜血都眼晕，却能在战斗中射杀几十上百的敌人，因为在远距离他们看不到死者的鲜血和痛苦——人们对间接的伤害常常麻木。
同理，作为湘军主帅的曾国藩，可以在奏折中绘声绘色地汇报杀人如麻的战绩，可以在营帐中下达痛剿“长毛”的命令，可以在危险万状的大营里写遗嘱、安排后事，这并不代表着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凶残、嗜杀的人——虽然事实上他间接地杀害了许多无辜和“有辜”的生命，也间接地伤害了为数更多的死者的亲人。
安庆争夺战是湘军与太平军最为惨烈的战事之一，只要看一看这场战事，就会知道曾国荃为什么会产生“杀戮过多，到阴间怕遭报应”的担心，也就会知道曾国藩为什么会说自己是“以杀人为业”了。
安庆是当时安徽的省城，也是战略重镇。太平天国中后期在西部战场主要就是围绕这个城市而展开行动的，曾国藩的湘军为夺取安庆也付出了最大的力量。
从1859年11月开始执行安庆会战计划，到1860年6月完成对安庆的合围，再到1861年9月夺取安庆，历时达两年之久。曾国藩冒着极大危险驻军皖南祁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牵制太平军、保证皖北安庆战场的胜利。他曾对曾国荃说，安庆之得失，是关系曾家气运的关键，也是关系大清王朝安危的关键，无论遇到什么险恶情况，都要设法坚守至少5天的时间，因为在5天之内他一定会调集精兵前来救援。当时在这个战场上，集中了曾国荃、鲍超、多隆阿、李续宜、成大吉等几乎全部的湘军精锐之师，李秀成、陈玉成多次调兵增援，都被湘军的打援部队所败。太平天国在决策上的犹豫不定和“添柴”式的增援方式，以及各支战略部队缺乏有效的配合，终于导致其在安庆战场上逐渐失去了优势。
湘军主攻安庆的将领是曾国荃，当时他已有善战之名，由于他擅长围壕困城，又坚忍顽强，被军中称为“曾铁桶”，比喻他围城就像铁桶一样风雨不透。参与围城的鲍超是湘军中头号猛将，在安庆城外的赤冈岭一战中，太平军将士3000余人壮烈牺牲，守将刘琳率800勇士坚守最后一垒无望后下令突围，又遭湘军水师攻击，勇士无一幸存。刘琳被湘军水师俘获后，惨遭杨载福肢解而死。刘琳是曾国藩极为佩服的一个人，曾国藩曾致书曾国荃，称刘为“琳先生”和“琳翁”，说“敬其人，故称先生”，“爱其人，故称翁”。当曾国藩听到太平军万余人分别被鲍超和成大吉部消灭、刘琳被杀害的消息时，他和胡林翼都感到十分得意，称此战之功超过攻破太平军的一座坚城。
在会战的最后时刻，陈玉成、杨辅清率太平军主力部队又一次向湘军发动猛烈进攻，对安庆做直接的救援。安庆城外，枪炮声震耳欲聋，有战场目击者记载：太平官兵手持束草，蜂拥而上，掷草填壕，顷刻塞满。湘军开炮轰击，每炮皆冲出一条血路，然太平军前进如故。前者仆倒，后者继进。湘军壕墙上所列各炮装填不及，便密排轮放。又调抬枪、鸟枪八百杆，连珠施放。太平军死伤极众，积尸如山，道路为之截断，于是将尸体拖走一层，继续攻壕。
当时湘军的武器装备较太平军先进，火器及火药较多，据曾国荃所部统计，曾在一日一夜之内用去火药8.5万千克、铅子25万千克。
战斗最惨烈时，湘军一个士兵向太平军投掷火药包，由于引火绳过长未能及时爆炸，反而被太平军战士拾起重新掷回湘军阵地，将壕内所积存的火药引爆，湘军士兵溃退10余丈，太平军的七八名勇士迅速越过壕沟勇猛冲锋。曾国荃亲自赶来督阵，才挡住了太平军的攻势。
安庆城被围日久，城内粮草用尽，陈玉成曾用小船偷偷向城中运送粮食，城池被合围以后又靠一些外国商人偷运粮食入城以接济守军，也常常是每人每顿只能喝上一碗粥。曾国藩听说后，下令凡发现有外国商人的运粮船只，都以高价收购。这样城中便断了粮。湘军攻入城内时，守城太平军已经数日未进水米，很多人饿晕在地，眼看着湘军攻入城中却无力反抗。
1861年9月4日夜，湘军成功地用地道爆破炸开了安庆的北门，安庆被攻陷了。冲入城内的湘军官兵，先是见男人就砍，见女人就强逼着跟自己走，太平军被杀者达1万余人，城中妇女被掳者也多达1万多人，鲜血染红了城中的道路，哭喊声不绝于耳。随后入城湘军又开始了空前的大掠夺，城中店铺及百姓都遭了殃，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不可取的则全被毁坏，有的勇丁竟一人抢得金银700两，抢不到东西的士兵甚至挖掘坟墓开棺搜寻。
在此之前，从曾国藩留下的文字记载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血腥味十足的文字和残忍的屠杀记录：江西兴国、大冶战后获俘虏134人，“一概剜目凌迟”；九江城外获俘虏12人，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13人，“就地挖目凌迟”；武昌城外太平军新兵战败，“带回700余人，全数斩决”。而安庆城破后上演的这一幕，是湘军成立以来杀人最残酷、破坏最严重的一次。身在一线的曾国荃在耳闻目睹之下，深感如此杀人如麻有些过分。对于湘军抓获的一万余名太平军俘虏，他向部下表示自己不忍亲自动手杀害，而让部下代为处理。已经久历戎行的曾国藩则有些见惯不怪，他在信中谆谆告诫曾国荃：“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杀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
“以杀人为业”，真是一点都不假啊！凭借“杀人为业”，曾国藩以及湘军将领，都官运亨通，势力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