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很精彩，可以出入庙堂，可以光宗耀祖，可以受人尊重，可以旱涝保收，可以施展才干。当官也很无奈，有很多条条框框把你束缚，有很多责任要你去负，有很多黑锅等你去背，有时还会被老百姓指着脊梁骨骂。这种种滋味，对于在晚清官场上沉浮了大半辈子的曾国藩来说，体会得要比绝大多数官员都深。
——作者题注
一、为官者都有一段辛酸史
曾国藩在28岁就点了翰林，从此官运亨通，到37岁时，已经连升10级，从一个七品官晋升为二品大员。他的升官速度和发达传奇，在整个大清朝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在有些人眼里，曾国藩的一生，肯定是如意快活的一生。
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一段辛酸经历。尽管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但曾国藩在仕途上遇到的并不都是美丽的风景，更多的是灰头土脸。有些事情，更是让他不堪回首。在曾国藩当官路上的辛酸史里，有几段让他特别难忘。
1.初办团练，搞得灰头土脸，狼狈逃走
前文已经提到过，曾国藩初办团练时，以杀人为营生，赚了一个“曾剃头”的恶名。张亮基做湖南巡抚之时，处处让曾国藩放手去干，曾国藩还混得下去，但不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武昌失守，湖广总督徐广缙被革职，张亮基调往武昌，补了湖广总督的缺。湖南巡抚由布政使潘锋署理，不久原湖南巡抚骆秉章又重任旧职，布政使是徐有王，按察使是陶恩培，都是刚刚从外地调来的。这三个人对曾国藩的做法并不买账，因此曾国藩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
本来地方团练大臣们的地位就很尴尬，他们既不是地方大吏，又不是钦差大臣，只是辅佐地方组织地主武装，协同维护地方秩序，这个举措是清政府的应急手段。而曾国藩却一味蛮干，以钦差大臣自居，支持他的张亮基一走，新任巡抚和地方官便认为他是个多余的人了。既然地方大员对曾国藩都不支持，文武官员也就更加不配合了。于是，很快争端便发生了，还几乎闹出了大事。
事情是由曾国藩越权干预绿营兵而引起的。原来，按照清朝常例，绿营兵由总督统辖，由各省提督统带，负责训练等事务。团练大臣只能管辖团勇，对地方绿营兵的营务更无权过问，可是曾国藩却通过塔齐布对湖南绿营兵加以干涉。
塔齐布是满洲镶黄旗人，托尔佳氏，是由火器营护军提升为三等侍卫的。咸丰元年（1851年）他被派往湖南任都司，在助守长沙之战时升为游击。曾国藩担任湖南团练大臣时，看到塔齐布生性忠勇，剽悍骁健，并无旗人和绿营军官中的腐败习气，于是非常看重他，并聘请他为教师，帮助自己训练团勇。塔齐布对曾国藩唯命是从，认真做事，因此两人的交往便变得越加密切。
曾国藩在训练团勇时非常严格，既有军事训练又有政治教育，同时还要与绿营兵一道会操，即使是在长沙盛夏酷暑之时，也不许停止。曾国藩不许练勇停止会操，绿营兵也就得陪着练勇们一起训练，因为绿营若不参加，又怎么谈得上是会操呢？于是，曾国藩的做法便引起了湖南绿营骄将惰兵们的反对。长沙协副将清德对曾国藩干预绿营早就不满了，于是便利用部队的懒惰情绪，拒绝听从曾国藩的命令，拒绝参加与团练的会操，也不再听曾国藩的训话了。
有一次，曾国藩发出了会操的命令，却只有塔齐布率领所部前往，其余驻扎长沙的绿营兵都拒绝参加。这些人还群起指责塔齐布谄事曾国藩。曾国藩大为恼火，以清德惰于操练、临阵退却而参劾之。清德不服，便前往湖南提督鲍起豹处申诉，反过来控告曾国藩以炎热气候强令军队操练，是虐待士兵，而塔齐布令绿营与练勇会操是在破坏营制。
鲍起豹护着清德，便要对塔齐布进行惩处。绿营兵在鲍起豹的纵容下，更加嚣张，乃寻衅挑起纠纷，鸣号列队前去攻击塔齐布的军队。曾国藩慌忙出来干预。但此时鲍起豹已经挑动军队，包围了塔齐布的营房，捣毁了营房和居室。绿营兵还攻入曾国藩的团练大臣公馆，用枪打伤了他的随员和护兵，还几乎击中了曾国藩。
无奈之下，曾国藩、塔齐布只好狼狈逃走，才免于被杀伤。曾国藩的公馆与巡抚衙门仅一墙之隔，骆秉章却装聋作哑。直到曾国藩仓皇跑来，他才不得不问。然而，他的处理结果竟然是，让曾国藩、塔齐布他们向肇事者赔礼道歉，还没有追究鲍起豹和清德的任何责任。
事后，长沙城里的各级官吏都认为，曾国藩干预绿营兵的事务，是自取其辱。此时，曾国藩已经明白，自己在长沙城再无立足之地了。于是，在1853年9月的某一天，他自动离开了长沙，移驻衡州。
曾国藩的初办团练，其结果是很惨的。这是一段在曾国藩心中极为酸楚的往事。不过，经过这件事后，曾国藩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打造一支属于自己指挥的、打上自己烙印的军队。后来，他果然“知耻近乎勇”，练出了战斗力强劲的“湘军”。
2.在曾国藩极其困难之际，李元度叛逃，李鸿章溜掉
如果说曾国藩当初在长沙办团练时，最后以自己灰头土脸地狼狈出走而告终，实在是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的话，那么下面这件事，则更是让他每每想起来，都要心酸到发痛。
话说曾国藩由于战功和现实需要，被朝廷实授了两江总督之后，为了照顾下游的战事，他曾拟派兵援江、浙的计划，以履两江总督之职。于是，他在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三日上奏，自宿松提兵由皖南祁门下攻溧阳。实际上，他与李鸿章等人商议，选中祁门为驻营之地，认为祁门地连赣、浙、苏三省，可以同时照顾。
但是，李鸿章当即表示反对，提出“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让曾国藩驻营于此。
祁门是个县城，位于皖南的群山环抱之中，一条大路贯通该县，东连休宁、徽州，南达江西的景德镇，是安徽、江西、浙江三省的交界处。曾国藩看到该地四周有大山环绕，地点是三省交会，远可贯通三省全局，近可以大山护蔽营盘。而李鸿章看到的是该地四周环山，进退皆有不便。于是，两人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议论了很久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
曾国藩最终坚持己见，决心进驻祁门。他把自己率领的部队，留下了曾国荃一支，继续围攻安庆，然后抽出鲍超的6000人，朱品隆、唐训义的2000人，杨琪魁的1000人及张运兰的4000人，共计1.3万人，随他渡江南下，进驻祁门。
一到祁门，曾国藩就后悔不该早早地把驻军此处的决定上报皇帝。这里果然如李鸿章所说的，是一块“绝地”：四周山势陡峭，与外界可通者只有一条大道，人烟稀少，土地贫薄，东西方向的大道若被堵住，这里便成了死地。
李鸿章跟随曾国藩看了祁门的地形，再次进言：“祁门确属兵家忌地，万不可驻，不如及早改驻东流，傍江依山，攻守进退自如，万无一失。”曾国藩心里思忖，出发前议论多日而终究决定驻军于此，行军半个多月，刚到这里又要改向东流，他这位统帅如何能这么轻率？所以，他只是沉吟不语。李鸿章以为老师下不了决心，又说：“若长毛闻讯提兵来攻，只须数千人马就可把出路堵死，我们将束手就擒！”
曾国藩听了此言老羞成怒，厉声责问：“你们如此厌恶祁门，是不是害怕了？若胆怯，可各自散去！”自此，李鸿章虽不再劝他移营东流，但心里却结了老大一个疙瘩。况且，李鸿章也的确害怕太平军前来进攻，使祁门陷入绝地，自己也难以活命。因此，他开始考虑自己去留的问题了。
不久，又发生了李元度事件。当曾、胡集中兵力进攻安徽，围攻安庆之时，太平军将领集会于天京，商讨如何打破湘军对安庆的包围。他们使用“围魏救赵”之策，取得攻破江南大营的军事胜利。之后，他们又再次运用这个策略，打算分兵两路合取武昌，攻湘军必救，从而解安庆之围。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天京军事会议决定这个战略计划由陈玉成、李秀成去完成：陈玉成由江北进军，李秀成由江南进军，于第二年三月在武昌聚齐，合攻武昌。这个计划是相当高明的，当时湘军、湖北军皆集中于安庆一带，湖北省自黄州以上无湘军一兵一卒，武昌仅有官文率少数绿营驻防，若攻下武昌，湘军在安庆的战略攻击将失去意义，必然不攻自破。
曾国藩见太平军大举西进，也赶忙分兵防守长江两岸的城池。派周天受守宁国、李元度守徽州、左宗棠守景德镇、吴坤修守九江、鲍超和张运兰守休宁。
诸守军中，曾国藩对李元度最不放心，其原因是，李元度对曾国藩虽忠心不贰，但他的军事能力很差，任人唯亲，放纵部队，战斗力很弱。徽州离祁门大营不远，若徽州失守，祁门也就危急了。因此，在派兵之日，他再三告诫，要李元度遇太平军攻城，只可困守，不可出城迎战。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太平天国西征军（史称第二次西征）南路杨辅清、李世贤、黄文金、刘官芳、古隆贤等著名大将率部进入皖南。八月六日攻克宁国，打死湖南提督周天受。八月二十五日进攻徽州城。李元度仰仗自己有6000军队，轻易开城与李世贤大军决战。结果他的部队不堪一击，他见形势危急，便首先逃命而去。最终，李元度全军溃败，徽州失守。
李元度逃到浙、赣边境徘徊游荡，经久不归。及至返回祁门大营，也不自责自悔，竟擅自取走饷银，私自溜回湖南。曾国藩对李元度的举动十分气愤，但对他的处置却犹豫不决。李元度自编练湘军之初就追随曾国藩，无论在多么艰难的岁月，都始终不渝，曾国藩说他是自己的“辛苦久从之将”，是“生死情谊交厚之将”，明知他的领兵才能很差，却始终信任他。虽然丢了徽州，造成祁门大营的万分危急，但对这位生死与共多年的朋友，曾终于不忍制裁。然而，李元度竟然不反省丢城之责，反而不辞而逃，曾国藩再也不能容忍，于是决定具疏劾之，以申军纪。
曾国藩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却遭到了李鸿章等人的坚决反对。据载，李鸿章怒气冲冲地率领一帮人找到了曾国藩，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则说：“我自属稿。”李鸿章听后便大声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曾国藩一听，便用手一指门外：“听君之便！”
曾国藩拟定奏稿，把李元度弹劾去职。李鸿章见到祁门大营的奇险万状，于是便借着与曾国藩的翻脸，愤然辞去。
李元度回到湖南后，通过关系投到了浙江巡抚王有龄的门下。由王有龄保奏撤销了革职处分，升任浙江按察使，并募勇8000人，名曰“安越军”，追随王有龄。曾国藩对李元度的背弃行为既痛心又气愤，发誓说，自己与李元度“公私并绝，无缘再合”。后来，他再次弹劾李元度，加上其他人的参劾，终于使李元度被革职、充军，受到了严惩。
在曾国藩极其困难之际，李元度叛逃，李鸿章溜掉。本来，二李分别是他最知心的朋友和真正的弟子，他们的如此行为对曾国藩内心的打击是很大的。他百思不解，李元度与自己患难与共六七年，在自己屡遭困厄之时，连郭嵩焘、刘蓉那样的朋友都曾置自己于不顾，而李元度却始终忠诚地支持自己。李元度对自己有过“三不忘”之谊，即在靖港之败时，李元度对他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这是他一生不能忘的；九江之败后，李元度特立一军，专门保护湘军水师，护卫根本，这是他第二不能忘的；樟树镇之败后，曾国藩大营中没有军队了，而李元度犹艰苦支撑着，直等到援军到来，救了曾国藩，这是他第三个不能忘的。
一直以来，他都想着李元度的情谊。庄子曾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但曾国藩认为，李元度对自己的恩情是“无涯”的，是终生难忘的。他表示，自己的朋友很多，而唯李元度与彭玉麟二人最为知己，交情最厚。但是，这个交情最厚，使自己有“无涯之感”的朋友竟背他而去，让他如何不痛心疾首？
二、官场如战场
从回乡帮办团练开始，曾国藩便投身到了一个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环境里。无论是与太平天国角力，还是后来镇压捻军，曾国藩对战场和战争真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他自己，也是依靠战争，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当然，尽管战争成就了曾国藩，但这并不能说明曾国藩就喜欢战争。其实，无论是哪一个正常人，都不会让自己去面对残酷乃至恐怖的战争的，都不愿意投身到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
然而，有一个战场也足以令置身其中的人感觉到毛骨悚然，在这个战场上没有硝烟，没有兵器，没有血肉横飞，但同样变幻莫测，同样存在着致命的危险。这个战场，就是官场。
在明枪实弹的战场上，并不会天天上演血肉相搏，但在官场这个战场上，却天天上演着争斗，而且多的是暗箭，有的是从背后打来的黑枪。
且看几场曾国藩亲历的争斗激烈得可怕的官场战争。从中你会发现，并不是刀剑枪炮才可以致命，权力斗争的危险程度绝不亚于战场上的战斗。
1.在官场，保不住哪一天会大祸临头
首先要讲的“官场战争”故事发生在左宗棠身上。
前文提过，左宗棠曾以举人身份一直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充任僚属。骆秉章才力平庸，每遇巡抚政务，莫不向左宗棠请问方略。久而久之，巡抚衙门诸官往往先向左宗棠问计，而将巡抚丢在了一边。骆秉章信任左宗棠，称之为“左师爷”，而别人则称之为“左都御史”，意思是说，左的才气、学问和实权大过了骆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