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的藏与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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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沉浮:晚清官场的圈子圈套(2)

左宗棠在湖南省署历时很久,虽无仕名,而实则做着巡抚的工作。湖南全省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在左宗棠的计划之中。当时有人甚至评说左宗棠“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骆秉章明知湖南省出了一个“左都御史”,名声远超自己,但心中并无忌意,始终依为靠背,每遇公事则说:“问季高先生,公可亦可,公否亦否。”

左宗棠对太平天国运动怀着深仇大恨,一直想镇压之。他看到曾国藩编练湘军与太平军死战到底,便利用自己可以驾驭湖南一省的力量,努力为湘军提供饷项和兵源。当时两湖也是两军交兵的要冲,经济、财政都很困难,左宗棠瞄准为湘军供饷的目标,开源节流、整顿吏治、改革税收、裁汰冗吏、打击中饱、收加厘金,把大批兵员、粮饷、船只、枪炮、衣物,源源供给湘军。曾国藩自然深知,湘军能在前方支撑局面,与湖南左宗棠的努力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他一直极力保奏左宗棠,希望他能出仕,直接帮助自己经办湘军。

然而就在此时,左宗棠却遇上了一桩案子,差一点丢了脑袋,幸赖曾、胡、骆等人维护,方免于难。原来永州镇总兵樊燮,一日晋见骆秉章,左宗棠也坐在旁边。

左宗棠素知此人为官贪墨,在整顿吏治时风闻他的贪污行为,只是国家正在用兵之际,没有查处他。现在见到了樊燮,以左宗棠的为人,自然面有不悦之色。而樊燮乃一武人,见左宗棠板着面孔对他并不热情,于是也不向这位“左师爷”问候,只向骆秉章行礼。左宗棠本来就心有恼火,见他竟不理睬自己,于是质问道:“樊将军进门不理睬,出门也不告别,是何道理!”

樊燮见左宗棠对他板着脸,心里也有气,认为一个无品无位的师爷,竟敢摆这么大的架子。现在,他竟质问自己为何不向他行礼,于是火气一来也大声回答:“朝廷体制,哪一条有命官见师爷非要行礼的?”

左宗棠平日里最恨别人笑他是幕僚而多年没能混上个真衔实职。一听樊燮之言,气得火冒三丈,瞪着环眼冲向了樊燮,挥拳打了过去。此时,骆秉章一声大喝,止住了左宗棠举在半空中的拳头,同时也将樊燮让了出去。

樊燮受了左宗棠的呵斥,咽不下这口气,便到湖广总督官文那里去告了左宗棠的状。以湖南布政使文格为首的一批官员,本来对左宗棠的一些改革做法就心存不满,于是便趁机煽动。很快,官文便罗列了左宗棠的罪状上奏给咸丰皇帝,说左宗棠把持湖南,无视朝廷命官,独断专行,无恶不作,是东南数省出了名的“劣幕”。

咸丰皇帝虽然了解过左宗棠的一些情况,但毕竟所见不实,现在湖广总督具折告发他这么多罪行,咸丰认为如果不是实情,也不会惊动官文,更不会因为一个幕僚而告到朝廷这里来。于是,他亲批此案,并让在武昌主持乡试的考官钱宝青查办,如果确有官文奏折上的实情,即把左宗棠就地正法。

谕旨颁到武昌,胡林翼连忙通知曾国藩、骆秉章,设法拯救左宗棠。于是,他们一面写保折,一面请王运、郭嵩焘在京活动。这时,王运正在肃顺家里做家庭教师,郭嵩焘正在南书房供职。王运向肃顺求情,并说官文所言皆非事实,左宗棠是一位难得的人才。肃顺对左宗棠的情况很熟悉,也有意提拔他,但碍着官文的面子,皇帝已发了谕旨,不能直接过问。肃顺示意王运:让人向皇帝保奏左宗棠,他从中说情。

于是,保奏左宗棠的折子犹如深秋里的落叶,片片飞向京师,落入皇帝之手。奏折中最生动的一句话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咸丰帝接到两湖纷纷寄来的奏折,知道此事没那么简单;再加上肃顺从中说情,才没治左宗棠之罪。

在官场办事,是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像左宗棠这样耿直而又自傲的人,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得罪人。如果得罪的是君子还好一些,一旦得罪了小人,就难免会招来横祸。在官场里,类似于这样的争斗,天天都在发生。如果你想在仕途上发达,就一定要学会见招拆招,化解各种危险和中伤。

2.暗箭伤人的事,在官场里很常见

在官场里最常见的“流血事件”,就是暗箭伤人。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在官场里,不练习练习“凌波微步”,还真说不好哪一天就被暗箭射伤了。

据史料记载,曾国藩在沙河、贾鲁河一线“剿捻”不利,马上便引来了言官的群起攻击,皇上的严责之旨也随之劈头盖脸地压过来。老于政治斗争的曾国藩明知其中另有原因,亦知这次劫数难逃。刚开始时他曾迷惘不知,但很快他就明白:这是满汉矛盾的风浪再起,其导火线是曾国荃不识时务,中了湖广总督官文的暗箭。

这场“官场战争”的全过程是这样的。在攻下天京中立下头功的曾国荃,在曾国藩的劝说下,功成身退回到家乡隐居。不过,后来清廷又让他重新出山,前往湖北任巡抚。但曾国荃的到来,使久与曾氏兄弟有矛盾的湖广总督官文心生敌意。

官文坐镇湖广,是清政府插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钉子。湘军、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满洲贵族是不放心的,而利用官文控扼长江,是清政府对付湘军、淮军的一个筹码。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知道其中缘由,所以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矛盾暴露,湘军进攻安庆时他不发兵、不供饷,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他奏调多隆阿去陕甘“剿回”。但当时清廷用得着湘军,曾氏兄弟与他亦无多大干系,所以矛盾也没有公开爆发。可是,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国荃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并没把他这个满洲贵族放在眼里。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整一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

官文与湖北臬司唐际盛商量对策,唐际盛为官文出谋划策,让官文出面给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让他率军去鄂北“剿捻”,离开武昌,驻兵襄阳,拔去这个眼中钉。官文依计而行,谕旨很快批复,正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不知是计,他一直带兵打仗也不知“帮办军务”的官衔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只好写信给大哥。曾国藩回信说,帮办军务属于毫无实权的空名,如李昭寿、陈国瑞等降将,刘典、吴棠等微品职衔时,都曾得到过帮办军务之名目。故此不必谢恩,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权当没有此事,以后在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不然会惹人笑话。

恰在此时,湖北粮道丁守存向曾国荃拨弄是非,说湖北“新湘军”组建,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但官文却不让给“新湘军”供粮。原来这个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官文敲诈了他大部分家产才没有参劾他,他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报复官文。曾国荃把这两件事合起来考虑后,大为恼火,决定向皇帝告发官文。

曾国荃幕中并无文吏,恰在此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到湖北,他遂同侄子商量拟稿。曾纪泽时年已27岁,由于父亲的熏陶,已知官场之险恶,叔叔之鲁莽。所以当即提出官文是满洲贵族,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要弹劾他实非小事,最好先同父亲商量后再定。然而曾国荃却认为自咸丰八年(1858年)复出后,哥哥的胆子越来越小,反而办不成大事,这次弹劾官文最好不要让他知道,以免被他阻挠。曾纪泽只好按九叔提供的内容拟稿,最终稿成,列举了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肃顺党孽等多条罪状,此折从襄阳郭松林营中发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弹劾官文的利害,也不善于具疏与人争辩。因此奏折过于草率,文字洋洋数千余,语言也未甚斟酌,参劾内容虽多是事实,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国藩闻听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恐此举会遭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脚,或可设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认为所奏倒是事实,但言辞涉及军机处和“肃党”,怕是要引出更多的麻烦。于是,他立即写信给九弟,让他隐忍、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不要“因强而大败”,信中对儿子反复责怪,不该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举。

曾国荃读罢哥哥的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着事态的发展。曾纪泽受责,赶紧离开武昌,避开了这个是非圈子。

正如曾国藩所料,曾国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折中牵连军机处,说官文笼络军机处,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等,立即引起军机处的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慈禧太后,说曾国荃诬告官文,指责军机处,存心不良,所奏情事亦多不合,要求拟旨驳之。还说曾国荃指官文为“肃顺党孽”,更是凶险之词,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诬陷之罪。

慈禧只得让军机处派人去湖北调查,给调查者一个钦差头衔。调查湖北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北京回奏时,把奏折所列各条全部驳回,要求朝廷下旨治曾国荃之罪。慈禧对此颇感为难,她一见奏折,就知事出有因,表面上是曾、官督抚相争,实则是满洲权贵与湘、淮军阀发生矛盾。曾国荃背后有一大批湘、淮军阀,官文背后有一大批仇视汉官的满洲贵族。她既不愿惩处官文,也不想在需要湘军、淮军为她打仗之时开罪这些军阀。

正在她思考如何处理之际,忽然戏剧性地接到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两个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国藩所上;一折说曾国荃劾官文一疏,是当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为证,指责官文种种劣迹,要求太后、皇上对官文惩处,以昭朝廷公正。原来曾国荃折劾官文之后,湘、淮诸大员频繁交换意见,大多认为曾国荃鲁莽,不该得罪权贵。李鸿章为曾国藩出了一招,让他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洲贵族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但远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手握兵权,处于清廷不得不重视之地位,听到曾国荃疏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称心,于是在西北战场上给朝廷上了那篇词气亢厉的奏疏。

慈禧见湘、淮大将都表了态,只好从中维持“和局”,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把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

官文调走,未加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未加指责,使此事宣告结案。官文调走后,湖广总督由李鸿章担任,因苏抚一职暂不能脱离,调其兄李瀚章暂署湖督,让淮军首领李氏兄弟从中拣了个大便宜。

曾国藩满以为此事有了结果,九弟平安度过险境了,然而他远没料到这仅仅是他步入险境的开始。

3.抓住对手的某个失误进行反击报复,是派系斗争的常用伎俩

当捻军冲过曾国藩设计的贾鲁河防线驰入山东时,调入京师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动,并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国藩。他利用位高权重的有利条件,暗中煽动那些满洲贵族,重弹多年老调,认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统大将占据地方的许多高位,并非国家之福,规劝太后和皇帝,重视汉人宜防的祖训。当太后不以为意之后,官文又拉拢一批满员。联合地方权贵,收买言官,掀起反对曾国藩的一个浪潮。这就是曾国藩所不理解的,“河防大计”仅仅在一次战役中失利,就出现一群言官上疏弹劾,而皇帝也连下谕旨申斥之原因了。

本来慈禧太后在曾国荃对官文的劾案后已和平解决了曾、官的矛盾,对此案反映出的满汉矛盾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经官文暗中一拨弄,京城内外便掀起罢免斥责曾国藩的浪潮来。太后和皇帝也改变了态度,对曾国藩及湘、淮大员,尤其是湘系地方大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裁制。曾国藩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他对“河防”的暂时失利不服气,而对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责,但他自刻了一枚写有“会办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开去各缺,仍以散员身份留在军营效力。他蛮有把握认为清政府会发下“温旨慰留”,让他继续任前线统帅,直到把捻军镇压下去为止。

但是这次他想错了,等了一个多月,却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二十一日等来了一通“严旨切责”,并无让他留任“剿捻”钦差之意。

曾国藩接旨后心里很是气恼,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庸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他心里仍不想离开前线,嘴上说打算向皇上“一连数疏”,申请回家养老了事。然而他又估计错了,信发出去才两天就接到朝廷谕旨,令他把钦差大臣关防“赍送徐州”(此时曾任济宁)由李鸿章护理,休假一个月后回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见清廷对他如此无情,干脆宣布他既然不能胜任钦差“剿捻”之任,不如连两江总督之任一同开去干净。10天之后,上谕以日递500里的速度送到济宁曾国藩行营。上谕说:“曾国藩当体仰朝廷之意,为国分忧,岂可稍涉嫌虑,固执己见!着即懔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专意剿贼,迅奏肤功。”寥寥数语,使他看到了慈禧太后那愤怒的面孔,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只得悻悻南返,回任两江总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