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弱国无外交，再有理也难以理直气壮
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十九日，曾国藩在天津会见了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罗受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训令，一定要满意地处理好这次天津教案，一定要让中国朝廷屈服，并要他借此机会攫取更多的利益。曾国藩明知这次教案因法国而起，此案的结果如何，罗淑亚是关键人物。
会面一开始，罗淑亚便以外交官的温愠之词，指责中国“暴民”戕害法国领事，焚毁教堂，杀死法国人的种种“罪行”，问曾国藩作何处置。曾国藩则不亢不卑地指出事态的起因来自教堂虐杀中国幼童的传闻和丰大业首先向中国朝廷命官开枪而激起民愤。
双方口舌之争曾国藩毕竟胜于对手。但这并非口舌之争，二者所处地位太不平等了，一个是有恃无恐，压迫一个早已屈服国家的官员，一个是完全被动，等待对手裁决的代表。因此，曾国藩不再想进行毫无意义的口舌之争，决定按照上谕的口径，表示严办杀人凶手，训诫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并对法国方面的损失酌量赔偿。罗淑亚则向曾国藩提出修复教堂等被毁建筑、缉拿凶手、惩办天津地方官、礼葬丰大业等条件。曾国藩听后心想，赔偿损失、缉拿凶手、礼葬领事丰大业都可做到，但对惩办地方官一条却难以接受。当时他一条也未表态，只说请示朝廷旨意再予答复。
总体来说，罗淑亚的态度并不算激烈，所提条件皆在曾国藩意料之中，惩办官吏一条虽不太好办，或有回旋余地。
没想到两天以后，法国公使罗淑亚纠合英国公使威妥玛联名发来照会，指责曾国藩对他们提出的条件未做明确答复，实属故意拖延，毫无诚意。故此重申两国严正要求：中国必须赔偿损失费白银50万两；所有凶手必须立即正法；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总兵陈国瑞系暴乱之首，必须以命抵死难之教士修女。上述条件必须在10天内兑现。照会要挟：法国第三舰队已至红海，英国加尔各答舰队亦已起航。若不如期兑现，两舰队将炸平天津，进攻紫禁城。
曾国藩看了照会又气又惊，他认为英法公使无理已极。中国官员即使犯罪，也应由皇上量罪处置，何况天津地方官本无大错，总兵陈国瑞不过在五月二十三日群众焚教堂时立马桥头助威而已，并未参与行动，也无地方之责，更不犯死罪。若是按两国公使要求兑现，中国还有什么国际地位！
于是，曾国藩让崇厚先口头回绝，自己决定向英、法发出正式照会，予以驳斥。崇厚害怕曾国藩态度强硬，造成谈判决裂，便想以7国武力强大，战火立起相威胁，迫使曾国藩改变态度。然而曾国藩认为以中国官员抵洋人之命毫无道理，遂于六月二十二日拒绝了法、英公使照会中的该条内容。
崇厚提出，若完全拒绝此条内容，洋人必不肯罢休，而因此一项使全局决裂，实因小失大。当务之急，只能委曲求全，不如把张光藻、刘杰交刑部治罪，亦算折中之法。曾国藩也深怕决裂，遂以崇厚之说上奏，并以养病为由，把张、刘二人放回原籍，搪塞洋人，待事态缓和后再予召回，不失两全之法。岂料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一定要对张、刘二人做出明确处理意见，总理衙门派大理寺卿成林来津，亲审张、刘。曾国藩无奈，只得把已经放走的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交成林押解进京。
惩办官员一事结束后，英、法两国又逼迫曾国藩“缉拿凶手”。七月十四日，派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来津向曾国藩透露，只要办好“缉凶”之事，张、刘二人之案可结。于是，曾国藩只得派员四处“缉凶”。
5.曾国藩就这样名誉尽毁，坠入人生耻辱的深渊
曾国藩的态度明朗后，天津人民再不对他抱有希望，当事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曾国藩先后逮捕80余人，其中真正参加反教行动的只有少数几人，余者都无法定案。案中被杀的教士等共计20人，曾国藩必须屠杀20人抵命。但是，20人之数难以凑够，他只得严令搜捕，同时对坚不吐供者以重刑逼供。此时，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忙于战事，无暇顾及天津教案，更无力分兵对付中国。清廷上下看到了这一形势，不少人变得强硬起来，要求皇帝乘普法战争的机会，把法国人，甚至包括各国在华势力赶出中国。京、津民情此时更加“嚣浮”，掀起反侵略、反投降的浪潮。
清廷为了平息民愤，缓和舆论，也向曾国藩下令，让他对法国人的“要挟、恫喝之语”，“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威”，并下令调淮军郭松林等部至京津要隘“以壮声威”。但曾国藩却认为，调兵遣将以备战争可以，但以“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遂起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虽李鸿章兵力稍强，然以外国之穷年累世专讲战事者，尚属不逮”，即使这次趁普法战争之机，侥幸胜利，明年复来，那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所以，“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他还推论说：自道光以来，中外争端屡起，中国之失在于“无一定之至计”。这个“至计”便是“守定和议，绝无更改”。因此天津教案之处理，亦必“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他批驳那些趁普法战争之机，不再追查“凶手”的提议，“皆局外无识之浮议”。他决心不为这些“浮议”所摇动，坚持按原议办理。他自认“委曲求全”是中国“生民之福”，却不料因此而名誉尽毁，坠入了人生耻辱的深渊。
曾国藩坚持以“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引起国人的强烈义愤。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议及捕拿“凶犯”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折辱、软弱，等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劝说、指责，而与他不相干的官绅士人则对他大张挞伐，每天责问他的信件从京津、三江、两湖各地寄至天津，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而“卖国贼”之“徽号”亦加到了曾国藩身上。
京师湖南同乡，都以与他为同乡而大感耻辱。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
王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勋名毁于众谤之中。连六七年不与曾国藩互通书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也通过总理衙门转告他的规劝与义愤态度。
更让曾国藩受不了的是，被他上奏查办的天津道、府、县官员一下子成了被众人尊敬、垂怜的贤吏。听说就要押他们去刑部受审了，天津官绅士子都去慰问，使其门庭若市。慰问者赞扬他们“爱民”、“清正”，敢于同洋人抗争，自然地就联系起曾国藩，曾国藩也自然成了害民、邪佞的卖国官僚。
总之，当时从上到下，由远及近，前后左右是一片指责、抨击之声，真是到了千夫所指、被众口唾骂之地步。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加上这次莫可辩解的耻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
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见曾国藩情绪极度低落，病情又日渐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心力交瘁、痛苦不堪，不再想多说话。他后悔自己在“剿捻”无功之后，没有“退处深山”，以后重回两江总督之任和莅任直隶总督，“皆系画蛇添足”。
6.当官很无奈，当了替罪羊还百口莫辩
回顾自道光朝以来清廷“办洋务”的历史，曾国藩发现，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南京条约》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媾和签约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办事，原已意识到自己要重新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众矢之的。清廷也眼看着曾国藩变成他们的替罪羊、牺牲品，使他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遭受唾骂、有口难辩的困境，但却不置一词。
当曾国藩在内外压迫、全国辱骂之下病情加重，难以再支撑下去的时候，他只得上奏请求另派大臣赴京协同办案。清政府同意了曾国藩之请，派号称“洋务能员”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来津会办。又因丁日昌由苏州达天津需要相当时日（大约10天才能到达天津），遂又派工部尚书毛昶熙先行赴津。不久，崇厚奉命去法国赔礼道歉，毛昶熙便署理三口通商大臣，留在天津，而丁日昌也赶到了。
此时，如过街老鼠般的曾国藩，希望清政府能替他解释，使他不至于过于难堪，能让他办完教案后回得了直隶总督之任。不料，慈禧太后为推卸“卖国”之责，避开舆论的直接攻击，竟然像道光帝一样故技重演，指责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于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二日下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之任，派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无疑等于向国人公开宣布：天津教案办理之失误，责任全在曾国藩一人。是曾的软弱无能，屈辱投降，才办成如此结果，清政府不满意这样的结果，才不得不中途撤换了他。
然而，慈禧太后不过一时之聪明，终究掩盖不了清政府的真面目。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对外屈辱妥协较曾国藩明目张胆多了，他一到天津便大张旗鼓地重修教堂，严刑审讯在押之人，悬赏缉拿“凶犯”，直接向洋人表示道歉。京津人民见丁日昌如此奴相毕露，直骂他为“丁鬼子”，并四处张贴告示，揭露他在江苏巡抚位上的贪污丑行。
丁日昌全然不予理睬，仍然干他要干的“缉凶”、“抚洋”之事，并力劝曾国藩放宽心，安心养病，莫把“清议”和辱骂当回事。
李鸿章接办天津教案后，对曾国藩的判决并没有多大的改动，仅把原来的20名死刑犯改为16名，4名缓期执行。而天津府、县官员被送达刑部后，也愈判愈重，刑部判张光藻、刘杰发遣，慈禧则钦判发往黑龙江极边效力赎罪。曾国藩听到反而觉得判罪过重，亲自为张、刘二人筹集白银1.5万两，以求稍作补救，借以挽回一点自己的名声，同时表示自己的愧疚之意。
“天津教案”最终就这样完结，却赔上了曾国藩一世荣誉，使他由一个众人推崇的贤人，成为了人人可以唾骂的“卖国贼”。
当官的无奈，在这一件事上，可以说是到了极致。因此，不要只看到当官的风光无限，还要看到当官的左右为难。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坏事，也没有绝对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