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咸丰皇帝这个大老板，在对待他的区域经理曾国藩的态度上，比当下企业的大老板在对待手下员工时要过分多了。因为咸丰皇帝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既要曾国藩替他卖命，又不给人家实权和粮饷！尽管清廷对曾国藩左防右防，将信将疑，搞得曾国藩好不烦恼，但曾国藩还是成了“有实无名”的“东南之主”。最终，他还成功闯过了“狡兔死，走狗烹”这一关，得以寿终正寝。
——作者题注
一、能不能当官，全是形势说了算
很多时候，皇帝这个大老板，在对待他的员工——臣子的态度上，比现在大多数企业的老板在对待手下员工时还要过分。现在的老板轻易不会卸磨杀驴，但皇帝，尤其是清朝的皇帝，卸磨杀驴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是，当他们需要你替他卖命时，又会装孙子，千方百计地让你出来为他们奔忙。
1.你忠心耿耿、忧心忡忡，不见得皇帝就听你的
为了表现自己的“血诚”，曾国藩曾与咸丰皇帝有过一次面对面的言语交锋。曾国藩的这次直谏，虽然是为国家安危着想，为皇帝着想，但却处处说到了咸丰皇帝的痛处，让他很没面子。让皇帝尊严受损可是一件大事，因此，曾国藩差点因此丢了官丢了命。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自从做了京官之后，曾国藩刻苦攻读儒家经典，在自省自律、自我教育的过程中，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目标出发，改其名为“国藩”，意为“为国藩篱”，立下“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愿，由“内圣”而去做“外王”之事。
曾国藩“为国藩篱”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改革弊政，使腐败没落的清朝政府坚强、健康起来，肃清全国的农民反抗运动，实现儒家理想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
1850年初，道光皇帝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中抑郁死去。咸丰继位之初，为了挽回人心，渡过难关，罢黜了权臣穆彰阿、耆英等人，同时下令开言路、求贤才。曾国藩见到为国出力的时机到来，便连上奏折，希图采纳，使咸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整顿，革除各种弊端。
当年，曾国藩上奏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议汰兵疏》等。这些折疏中所言之事似乎已不太新鲜，但出自曾国藩对清廷的忠耿之心，妙手之文恳切、生动。奏折中揭示了人民的种种疾苦、钱贱银贵等情；官场黑暗，官吏无能、腐败、害民扰民之实况；还提出兵伍不精，徒费国用，建议裁汰5万绿营兵，以裕国用；并提出选拔有用之人，制定严格的培养、考查、升黜制度等。还推荐了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江忠源、严正基5人，认为堪当大用。
可惜，这些奏折没有发生任何实际效果，甚至连皇帝看没看都很难说。当时上的折子也太多，咸丰虽值英年，又主动征求言路，但是国家问题实在太多，上奏提的问题又大致相同。所以，皇帝看得多了也就懈怠了，哪能一一回复，大不了批个“知道了”，也就算不错了。
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却急遽发展。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桂平爆发，短短几个月就接连打破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围追堵截，突出重围，扯旗北上，称王封制，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同年3月，咸丰任命他的舅舅、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担任前线总指挥，任命顺天府尹邹鸣鹤为广西巡抚，协办军务。当时，赛尚阿的职位最高，与咸丰帝的关系也最密切。派他直奔广西前线，在朝野之中，引起极大反响，大家认为这次的形势可不一般。
曾国藩更是着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发牢骚说，自己的多篇上疏、大臣们的许多奏章，皇帝多置之不理，或以“勿庸议”3个字了之，或下一旨空文，而后“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不相及”，对将“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表示不满。
“为国藩篱”的“血诚”，促使曾国藩于1851年5月上了一个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自己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上的此疏，因为曾家受恩深重，自己身为二品大员，诰封三代，此时不尽忠直言，则对不起国家黎民。他认为，新君登位，满朝谨小慎微，“唯阿之风”正在刮起，这对青年皇帝来说不是好事，若是滋长了皇帝的“骄矜”，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性，那可就是国家的祸事了。
出于“济世以匡主德”的大目的，曾国藩进行了这次冒死的犯颜直谏，他几乎因此而丢了前程甚至是脑袋。
这次上疏的内容的确也非比寻常，他是直接给皇帝提意见，是揭皇帝的短。其宗旨包括3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批评咸丰苛求小节，疏于大计，对广西前线的将帅安排不当；第二方面是批评咸丰文过饰非，不求实际；第三方面批评咸丰骄矜，出尔反尔，刚愎自用，骄傲自满，言行不一。
据说，曾国藩的这个疏稿不仅呈给了皇帝，而且他怕又像上几篇奏稿那样石沉大海，在上朝时曾把要害之处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背了出来。
自广西桂平金田起义后，前线的风声越来越紧，咸丰的朝会也就很多，所议内容也多是战争之事。在一次朝会上，曾国藩跪奏了那篇稿子的主要内容。
开始一段，他跪奏了“防琐碎之风”，举的例子是皇帝自继统之后，往往以小节归咎大臣，因小失大。而广西的军事用人，也是因小失大，筹措中皆有失误。
曾国藩操着不易听懂的湖南口音，唯恐皇帝听不真切，他说得很慢。朝堂上的百官清清楚楚地听到曾国藩句句指责的是皇帝本人，因此鸦雀无声，不知道会如何收场。
咸丰听完了第一段，克制着火气，又往下听。曾国藩第二段讲的是“杜文饰之风”，举的例子是皇帝广开言路，但对群臣所奏，大抵以“知道了”3个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以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曾国藩先批评皇帝处理广西军务失措，又批评皇帝广开言路是文过饰非。
随后，曾国藩又跪奏了第三段“防骄矜之气”，指责咸丰“饰非拒谏”、“娱神淡远”、“恭己自怡”、“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
曾国藩在百官面前如此指责咸丰皇帝“骄矜”、“虚文”，而且举出了一大堆例子，至高无上的天子尊严受到了挫辱。于是，龙颜大怒，大喝：“狂悖！”“该当何罪！”马上要令军机处拟曾国藩之罪。
幸亏大学士祁寯藻、左都御史季芝昌出班跪求，说他罪该万死，但他冒死直陈，是出于对国家的愚忠，原视皇帝为尧舜，自古“君圣逆直”，望免其罪。咸丰这才没有加罪于他。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虽未成功，但影响极大，他的“鲠声”在清朝官吏中传扬开来。尤其是湖南的知识分子，如刘蓉、罗泽南、郭嵩焘、彭玉麟、朱尧阶、欧阳兆熊、江忠源等人一齐夸赞曾之“大疏所陈，动关至计，是固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说此举可“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
2.是不是让你当官，全是形势说了算
在帮咸丰皇帝打工期间，优秀员工曾国藩没少受气。朝廷让自己替它卖命，但却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搞得曾国藩借机回家了事。
话说曾国藩刚开始创立湘军和太平天国交战时，他并没有实权。这使得曾国藩在征调军饷和让绿营兵帮忙的事情上，都有着极大的困难。由于难以舒展手脚，所以，初期与太平军交战时，他遇到过极度的苦恼和困难。好几次，他都陷入了想放弃但又不能放弃，不放弃又干不下去的矛盾之中。
正在极度困难和苦恼之时，他突然接到了其父曾麟书于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四日死去的讣告。闻此噩耗，曾国藩反而感到是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于是立即向咸丰皇帝陈报丁忧，并要求开缺守制。他不等谕旨允准，便与弟弟曾国华自江西返乡奔丧。在陈情奏折中，他除以孝道为由，坚决要求开缺外，还说此时返乡守制并不影响大局。因为自咸丰六年（1856年）秋，太平军发生内讧，使整个战局发生了逆转。在江西方面，湘军逐步夺回了被太平军占领的广大地区，武汉也被胡林翼和李续宾攻克，湖北绿营军和李续宾湘军联合东下，长江上游沿江城镇又被夺了回来，大军来到江西，与曾国藩湘军一部又包围了九江，江西的吉安、瑞州等要地虽还在太平军手中，但也都被湘军包围了。所以，曾国藩说，此时返乡，把军队交代给部下，同自己未离去是一回事。
曾国藩到家多日后才收到从江西转来的皇帝的批复：只准他3个月假，不允许开缺。3个月假满之前，咸丰下旨命他立即返回江西军营。曾国藩再次上奏，要求给假3年，在这个奏折中，他向咸丰表明了不愿再回军营的理由。他说：自古带兵者从未有他的困难大，领兵打仗却没有军权，自己“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湘军虽担负了两湖、江西的抗敌重任，但却没被国家和地方承认，领兵人员都没得到武官的实缺，自己要为湘军将领申请个奖赏，还必须得到地方官的同意，经由地方官上奏。还说：湘军无军饷，行军作战，奖功恤死，都得向地方官讨钱，而地方掌握了政权与财权，视湘军为累赘，打击、排挤、陷害者有之，就是无人给军饷。又说：自己担起了出省作战的命令，但并无出省作战的资格，地方官也没接到皇帝给的接待湘军的旨意，军中连个正式印信都没有，湘军在别的省客位虚悬，处处受刁难。他明确表示：在江西带兵，不给个巡抚实职或钦差头衔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如果还像前几年那样，就让江西巡抚和提督、将军去带兵作战好了，他不会再回去了，就让他留在家里尽孝道好了。
咸丰看了曾国藩的奏折，见他直接伸手向皇帝要实权，考虑再三，最后认为，太平军的势力一天天衰落下去，不一定非要曾国藩才能打赢太平军；另外，让曾国藩又有军权，又有督抚大权，也太危险。遂顺水推舟，批准了让他在籍守制3年的请求。这样，曾国藩便离开了湘军，开始了乡居生活。
看来，是不是给你个大官当当，全是形势说了算。
3.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是清廷内部斗争的结果
清朝的统治者是非常现实的，这些老板和股东绝对是一帮浑蛋，当他们不需要你来帮他们打工时，他们就冷酷无情地把你踢走，一旦发现没你不行，又厚着脸皮把你请回来。在曾国藩的身上，这样的事情就发生过好几回。比如下面这一次。
据史载，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曾国藩终于被清政府授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曾国藩自创办湘军，对抗太平军，艰苦转战7年多，清政府一直不把地方政府的大权放给他。只是在迫不得已之时，才不得不向他放权，曾国藩终于成了坐镇东南的封疆大吏。清政府之所以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是由于太平军再度打破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同时，挥军东指，挺进苏杭。
江南大营是清政府建于天京城外的营垒。早在太平天国于咸丰三年（1853年）建都天京时，钦差大臣向荣即在城外孝陵卫建立大营，围攻天京。咸丰六年（1856年）曾被太平军打破，向荣败死。咸丰八年（1858年），钦差大臣和春、提督张国樑攻抵天京城下，再建江南大营，于城东、西、南三面筑垒挖壕，长达百余里，包围天京，给太平天国以巨大威胁。同时，清政府依靠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皆由和春节制）对抗太平军，清廷有军可恃，才不给湘军统帅曾国藩重要官职。
天京外围咫尺之地便是清军的大营，太平军始终在进行着破营战争。江北大营被攻破之后，又决心攻破江南大营，粉碎清军对天京的包围。咸丰九年（1859年）春，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自香港来天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军师，总理朝政。1860年，在各路将领共商破营之策时，洪仁玕献“围魏救赵”之策：发兵进攻杭州，攻敌必救，等到江南大营分兵救杭州时，再回军进攻江南大营，必可破敌而解天京之围。
洪秀全采纳了此计，于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派李秀成猛攻杭州城，打死浙江巡抚罗遵殿，江南大营果然分兵救杭州。敌人中计之后，李秀成疾速回兵，会合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打破了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占苏南广大地区和常州、苏州各城。和春、张国樑、浙江巡抚徐有壬皆败死。
建立7年之久的江南大营被攻破，清政府在江南再也无力组织起威胁天京的军队，在惊恐之下，无计可施，只好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曾国藩和湘军身上。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湘军集团的人物都把江南大营的存在看作是湘军取得政治地位的障碍；他们也估计到江南大营的覆灭，是清政府放弃依靠绿营军，转而依靠湘军镇压起义的开端。
当江南大营溃败之后，曾国藩心里最清楚这个缘由，但并不溢于言表。而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却幸灾乐祸，喜形于色，额手称庆。左宗棠说：“这真是天意呀！江南大营的庸将弱兵如何能担起扫平贼氛的重任，今日被洗荡，正是后来者立功的大好机会。”胡林翼断定：“江南大营覆灭，朝廷必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之事可以措手了。”可见，江南大营被打破，表面上是太平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而实际上却为湘军走上政治舞台扫清了障碍，其潜在的危机较表面的胜利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