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太过锋芒毕露，就很难得到重用。急于求成、心急火燎，只会使自己一无所得。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要活用中庸处世之道，低调处世，收敛锋芒，势不使尽，从而让自己进退有度、左右逢源。解决争斗的最佳方式，是善于“妥协”，即主动降低条件和要求，表现出主观上的高姿态及行为上的低姿态。
——作者题注
一、锋芒毕露者前途无“亮”
一个人太过锋芒毕露，就很难得到重用。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往往不是因锋芒毕露而走向成功，而是极易因屡受挫折而一蹶不振，以致被逐渐磨去了锋芒，成为毫无棱角的钝器。
1.锋芒毕露者前途无“亮”
锋芒本义是刀剑的尖端，就像人们显露出来的才干。一个人若无锋芒，那就是立不起来的藤蔓、提不起来的豆腐，在社会上是不可能行得通和站得住的。所以有锋芒是好事，是个人立世的前提，事业成功的基础。但锋芒是把双刃剑，它能刺伤别人，也会刺伤自己，因此显示自己的锋芒时应该小心谨慎，平时应将其收敛在剑鞘里。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自视颇高的人，他们锐气旺盛、锋芒毕露，处事则不留余地，咄咄逼人，有十分的才能与聪慧，就十二分地表现出来，结果他们在人生旅途上屡遭波折。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就在这方面吃过亏。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后，与官文同城。官文是旗人，所以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他是被清政府格外看重的。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官文是湖广总督，两人有很多来往。胡林翼深知他树大根深，得罪不得，于是处处都让他三分，官文倒也识趣，很多事都罩着他。这使得湘军在许多地方都得到了官文的方便。胡林翼死后，官文和湘军的关系就变得有些疏远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的曾国荃却调任至此，自此没少忤逆官文，两个性情暴烈的人很快就剑拔弩张。
正是在这时候，与曾国荃的挚友黄冕仇隙很深的湖北按察司唐际盛怂恿官文，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便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曾国荃得知后大怒，对官文加深了怨恨，开始了明争暗斗。锋芒毕露的曾国荃依仗曾国藩在朝的威望和自己的资历，自然不惧怕官文，于是先上本告唐际盛的状，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没有文员，他把折子写得乱七八糟的，语句也多不中肯。
而慈禧太后心里清楚，此事的实质是湘系和满洲权贵的权力之争。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慈禧太后又离不开湘军、淮军，最后把官文调到了京里。然而，不久之后一大批湘军官员就纷纷被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等。
事后，曾国藩告诉曾国荃，这些事可能就是参劾事件所引起的后果，起码也是间接后果。清廷对曾家的冷淡和疏远以至于此，令人寒心，但也让曾国藩兄弟对为宦不得罪巨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曾国荃作为锋芒毕露者的典型，在为人处世方面少了一根弦，以致屡屡在新的人际关系圈子中未能处理好包括上下属关系在内的各种关系，加上在工作上又不注意讲究策略与方式，结果不仅妨碍了个人才能的发挥，还招来了妒忌、猜疑和排挤。
由此看来，锋芒毕露的结果是没给自己留一点退路和余地，把自己暴露在炮火纷飞的壕沟外，容易招致明攻和暗算。一个人太过锋芒毕露，就很难得到重用，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往往不是因锋芒毕露而走向成功，而是极易因屡受挫折而一蹶不振，以致被逐渐磨去了锋芒，成为毫无棱角的钝器。《菜根谭》再三告诫世人，君子不可太露其锋芒的思想，否则会适得其反，自作自受。
因此，人立于天地之间，要学会磨砺锋芒，又要隐其锋芒，从而学会用低调去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
2.迂回曲折，藏巧于拙
有些话不能直言，便得拐弯抹角地去讲；有些人不易接近，就少不得要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搞不清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要投石问路、摸清底细；有时候为了使对方减轻敌意、放松警惕，我们便要绕弯子、兜圈子，甚至用“顾左右而言他”的迂回战术，才能达到目的。
曾国藩与朝廷和同僚打交道的方式很值得我们学习。他每次向朝廷有所请求时，都得避免朝廷对自己的猜忌，所以他一向都是迂回曲折、旁敲侧击，尽量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对于那些比较敏感、涉及多方利益的问题，他更不会把话挑得太明。
比如有一次，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他用很委婉的方式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就是曾国藩的部队，只是为了增援湖北而暂时借给了胡林翼。如今湖北省城武昌和其他一些城市已经收复，这一部分队伍应当归还给曾国藩节制了。当然，他的措辞是绕来绕去、迂回曲折的。
曾国藩的做法显然是稳妥的。他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而胡林翼也是一个善看眼色的人，他对曾国藩的用意心知肚明。于是，他有意命李续宾、杨岳斌统率的湘军水陆师东下，而自己并没有随军指挥。这就等于给了曾国藩一个暗示，曾国藩自然是心领神会，立即赶来会晤李、杨二将，顺势将部队接收了回来。
再看一看曾国藩是怎样与清廷周旋的。曾国藩对清政府的很多做法都不满，但他并没有轻易表露。太平天国该如何平定，他的想法和清廷其实一直不尽相同。在战略上，清廷一直把北防作为重点，一再催促湘军北上。但曾国藩有自己的认识，他说：“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翦除枝叶，并捣老巢。”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就是曾国藩所谓的“窃号之贼”，在曾国藩的眼中，他们与石达开、捻军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庆，就不会“北窜”；因为“窃号之贼未有不竭死力以护其本根者也。”
现在我们回顾湘军与太平天国的那几场重要战役，在曾国藩已进驻安庆20余里外的高桥时，清廷因江南大营溃败，命他领军支援。曾国藩当时苦于分身无术，就没有听命。显然，在清廷看来，复苏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曾国藩不这样看。他认为必须以上游为立足的根本，“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下安庆则显得尤其重要。江南大营就是因为未占据上游而失败的，如果再放弃安庆而援常、苏，就会带来双重恶果：一是重蹈覆辙，二是打乱了皖北的部署。
曾国藩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说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不假，但如今常、苏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就当它不存在好了；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这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要命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常、苏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湘军如果立即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曾国藩身处非常敏感的高位，他不会与清廷发生过于激烈的争执。为此，他先将大营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门，并上表朝廷立即组建新军，作为数月后将大举东援的表象。
后来的事实证明，清政府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军高层则清醒得多，所以才能制定坚持保上游、争上游以清下游的方针。我们可以重点看一看曾国藩处理分歧时的方法。他不是简单地与清廷争吵或消极对抗，而是在认识上耐心地寻求共识，同时照顾清廷的面子，只是在部署上进行巧妙而模糊的处理。这样，就做到了既不放弃正确的方针，又不与清廷发生正面的冲突。不久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方法的高明。围攻安庆，太平军并未北进；攻下常、苏，太平军又未及时进攻浙江。在这种情况下，见识浅薄的清政府最后也就只好让曾国藩自己见机行事，不再乱指挥了。
曾国藩这样做也是出于自保的目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很多事情当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去硬碰硬。玩一玩太极手段，将事情比较难办的部分绕过去，等机会合适时再表现出自己的才能。
3.倚人而起，不着痕迹
在任何社会里，一个人要想发达，如果没有人提携，成功路上必是困难重重。因为人不是孤立的人，特别是越走向高位的人，社会关系越复杂，而且风险越大。曾国藩在一路升迁的过程中，也有不少贵人相助。曾国藩深谙为官之道，他不但对传统文化摸得非常透，而且借助势力总是做在暗处，尽量不让人都知道都清楚，从而达到了飞黄腾达而又明哲保身的目的。为此，他总结了一条谋进策略：“倚人而起，不着痕迹。”
曾国藩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官运亨通。从最初的翰林到侍读、侍讲，到后来擢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4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10年7迁，连跃10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于深山、出身于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
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善于不着痕迹地倚人而起，得到了祁寯藻、穆彰阿等人的垂青与举荐。后一条尤为重要。
在任职翰林院编修的时候，曾国藩是七品官员。但他非常有心，把许多上级都尊称为老师。因为自己不善于“跑官”，所以可以用来交换的资源很少，于是他便对这些老师表现出一种尊敬、诚意。曾国藩考进士过程中，祁寯藻是考官，两个人之间就有了“师生”关系。有一次，祁寯藻过生日，曾国藩到琉璃厂购买了最好的宣纸，写下260个寿字送给他，这让祁寯藻非常感动。这一招为曾国藩日后升官打下了基础。
然而，在曾国藩的辉煌仕途中，真正的大贵人则是穆彰阿。
穆彰阿当时甚得道光皇帝的信任。多年来，他利用衡文大权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曾国藩会考中式，正总裁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师生之谊，时相往来。而曾国藩与穆彰阿真正交好，则来源于共同的爱好，那便是对于古书画的喜爱。有一次，曾国藩到穆彰阿家做客，看到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唐朝周昉的仕女图，从用笔、用纸、用绢看，都是唐时风格。但是对古书画有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的曾国藩却发现这不过是一幅赝品。当曾国藩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后，同样沉迷于古诗画的穆彰阿虽然有几分尴尬，但是并没有责怪曾国藩，而是对他十分看重，邀请曾国藩在家就餐，自此，两个人的距离也一下子拉近了。加上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
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在此之前，曾国藩之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5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不难想见，穆彰阿在曾国藩的升迁过程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若不是穆党中人，他怎会有“速化”若此的官运。
这就是曾国藩倚人而起的策略，高明的是，曾国藩并没有大张旗鼓地与穆彰阿交好，而是不着痕迹地以师生、志趣相投来维系，表现出“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表象，可谓是倚人而起，却不着痕迹。这种低调的谋进策略也为其后来减少了许多麻烦。
1850年，道光皇帝崩逝。咸丰皇帝即位后，穆彰阿被罢免，永不叙用。由于曾国藩的低调，很多人没有看透他和穆彰阿的关系，所以少有人认为曾国藩算是穆党，从而也没有牵连他。
曾国藩发迹前期依靠穆彰阿，中期靠谁呢？主要依靠掌握朝政的肃顺，曾国藩靠他疏通关系。曾国藩后期依靠两个人，一个是奕，另一个则是文祥。奕是“洋务派”，当时他与叶赫那拉氏争权，想拉拢曾国藩，曾国藩没有直接回信，而让别人对奕力说感谢的话，但是最后委婉谢绝。所以曾国藩始终没有什么把柄留下，但得到了实惠。
在祺祥政变中，肃顺被处死，受到牵连的人很多。当时，慈禧太后查抄肃顺家时，没有查到曾国藩跟肃顺来往的证据，曾国藩也因此获得了慈禧太后的信任。
曾国藩在倚人而起方面拿捏得非常好，他一直和这些人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能获得靠山的支持，又能避免靠山倒台后受到牵连。
曾国藩的谋进策略告诉我们，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我们需要发展和维系自己的人脉，但是对于这种关系，我们一定要保持低调，而不应该大肆张扬。有些人自恃某某同学是某某局的领导、某某朋友是某某厅的干事，就自以为了不起，耀武扬威、狐假虎威，到头来却卷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旋涡中。这种高调宣扬是不足取的，我们要引以为戒，要学会将帮助我们前行的各种人脉记在心上，而不是挂在嘴上。
二、势不使尽，进退有度
急于求成、心急火燎，只会使自己一无所得；高调前进，只会使如火的激情加速熄灭。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要活用中庸处世之道，低调处世，收敛锋芒，势不使尽，从而让自己进退有度、左右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