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小册子在湖北新军中流传尤广，革命党人朱恃三在1903年日记中记载：“冬日初三日。今日下午，无聊甚，与袁君至东门郑宅，借回新书十余种，皆革命杂志也。如《新广东》《浙江潮》各两册，又《扬州十日记》一册，《嘉定屠城记》一册。”他看完后，“终夜未寝，恨豫酋南下，杀戮汉人如此之酷，反清革命，心不能忘”。
据朱恃三的回忆，革命党人进入军营后，“暗以种种方法，循诱新军，以粗浅的小说文字，如唱词之《猛回头》《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使其愤怒报仇之心，而坚其反清革命之念。由浅到深，循序渐进。在五路小学以及文武普通、湖堂，都是用这个办法。几个高等学堂中的学生，将粗浅的小册子阅后，即转送别人（小学或私塾学生）。当时虽说禁革命书报，尚不甚严，各县学堂也无向官厅告密的”。
湖北新军中的另一位革命党人江炳灵也回忆说：“当时革命刊物很多，但为免麻烦，多由口头宣传。宣传内容，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太平天国檄文中‘忍令上国衣冠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之句，也时常引用。刘成禺、蓝天蔚、程明超等在日本刊行《湖北学生界》杂志，输入内地，湖北军、学各界，大受其影响。《孔孟心肝》《扬州十日记》等，为军中正课外经常读物。”
南方新军中流传《扬州十日记》等小册子时，北洋军中也在暗中传播。时为北洋兵士的冯玉祥在回忆录里清楚地记载：“有一天，工兵营排长孙谏声到房里来，我正在看曾文正公家书，他就很不高兴地说：‘你还想当忠臣孝子吗？’我说：‘当忠臣孝子难道不好不成？’他说：‘当孝子，我不反对；当忠臣我可不赞成！’又说，‘等一会儿，我拿两本书给你看看，你就知道我的话不错了。’他把两本书拿来，一本是《嘉定屠城记》，一本是《扬州十日记》。记得他给我这两本书时，神色上很有些不寻常。他向四周巡视了一会儿，才从腰里掏出书来。送给了我以后，他很郑重地和我说：‘没人时，你再拿出来看，千万不要叫别人看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据冯玉祥自述，他在看完这两本小册子后震动极大，“关于满清种族上的怨仇，以前我虽然知道一些，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满清入关时，虐杀汉人的种种事实，我是丝毫都不知道的。等我看完这两本血泪写成的书，我出了一身冷汗。闭起眼来，看见靼子们残酷狰狞的面目，听见数百万鸡犬不如的汉人的惨号，不由我咬牙切齿，誓志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
《扬州十日记》给年轻的革命党人留下了极为深刻而沉痛的印象。武昌起义前夕被捕的革命党人彭楚藩在临刑前索笔书供：“鞑虏入关，残暴已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各省驻防，残民以逞。使我炎黄华裔，皮骨仅存。”与彭楚藩等人一同被捕的革命党人牟鸿勋（两湖书院学生）在审讯时大呼：“我所读的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与清初文字狱中遭杀身灭祖的吕留良、戴名世的著作。清廷虐待汉族，对读书人杀得尤惨，兴汉灭清，是我的素志！”
在这种激愤的情绪下，就连保皇派骨干、大才子梁启超也在与革命党人的论战中承认：“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未尝不热血溢涌”；“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
《扬州十日记》只是一本八千余字的小册子，但它对辛亥革命的鼓动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这本“功勋著作”本身就充满了神秘，究竟是谁创作了这本书，书中描写是否属实，它又是怎样被发现及传播的，这一切都存在着不小的争议。
据陈天华在《狮子吼》中的说法：“当时有一个遗民，于万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叙述杀戮之惨。”鲁迅也在《坟·杂忆》一文中说：“另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收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都翻印了。别有一部分人，则改名‘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这些大号，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
鲁迅之说影响甚大，后人遂多以为《扬州十日记》在中土禁绝已久，二百余年后乃复见之东瀛。但离奇的是，这本清初即写就的小册子在之后两百多年中籍籍无名，难道它真的一直静静地躺在日本图书馆中等待着清末留日学生的无意发现，然后革命党“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不仅如此，更有人怀疑这本小册子与日本人有潜在的关系，甚至就是出于日本人的阴谋或是伪造——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陈，1897年他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时，曾向学生宣扬民权思想，抨击科举失政，并“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结果学生们在年关放假回家后，“把课堂讲义出示给亲友们看，整个湖南瞬间哗然”。湖南士绅一向守旧，在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纠劾下，梁启超等人被迫离开湖南北上。但北京的变法也很快宣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化装进入日本使馆避难。营救梁启超的并非他人，正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宗方小太郎1884年即来到中国，此人精通汉语，通晓中国文化，在甲午战争中对母国贡献颇大。《扬州十日记》的重出江湖并大行其道是否与之有所瓜葛，尚不得而知。
晚清以降，梁启超并不是最早接触《扬州十日记》的，革命元老冯自由即在《革命逸史》中的《革命初期之宣传品》一文中称：“兴中会初期，文人墨士极感缺乏，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他对后者不甚了了，但前者“则作小说读之，篇末之多尔衮、史可法二书，更能背诵不遗一字”。冯自由还在自序中特别说明，《扬州十日记》这些禁书“均由余店代为印刷”，时间为兴中会成立初期。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曾以文告等形式挑拨满汉关系，以利于其军事行动。而兴中会则成立于甲午战争期间（1894年美国檀香山），横滨分会成立于次年。由此可以推论，冯自由在横滨印刷《扬州十日记》当为甲午之后而在戊戌变法之前。那梁启超“窃印”的《扬州十日记》及后来留日学生在日本图书馆中发现的是否就是横滨版本呢？这个却又未必。
据晚清名士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的记载：“是日借得《荆驼逸史》二十八本，所收共五十种，皆纪明末丧乱事由。唯《东林本末》《平蜀纪事》《榆林城守纪略》《扬州十日记》《东塘日札》《江阴城守记》六种，曾见过。又复《扬州十日记》一过，悚然增沟壑性命之感”；数月之后，他又在读书笔记上添了一笔，“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极诋史道邻”。
李慈铭为咸丰同治年间的清流名士，其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群书，曾于光绪六年中进士。他书中说的“史道邻”，即明末守卫扬州的史可法。他此篇读书笔记写于咸丰乙卯年（1855年），其中三次提及《扬州十日记》，足见印象之深刻。
《荆驼逸史》是道光年一位名叫“陈湖逸士”的人所编纂的野史集。据《清稗类钞》中称：“今世所传《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等记，皆见之于《荆驼逸史》。此书自《三朝野纪》至《平台纪略》，凡五十种，四十八册，编辑者称陈湖进士，盖当日书禁例严，故深自隐匿其名姓。”
《荆驼逸史》的序中记载了一个颇为怪诞的故事，说这套书发现于荒废的无梦园，“庭阴有枯松一株，虽枝干蜿蜒，而萧然无复生意，命人劚而去之。不数尺，下有石板，叩之铿然有声，启视之，得铜柜一具，不敢轻亵，疑其中有异物藏焉。再拜稽首而开之，无他，乃残书一束耳。字迹潦草，复多漫漶。读书之暇，挑镫细阅，俱系故国遗闻，约有数十种。不忍散弃，爰录而存之，用昭劝惩，以备正史所未逮，可与《天宝遗事》并垂不朽。裒帙既成，命之曰《荆驼逸史》，藏之巾箱，以俟世之鸿博君子采择，庶不负予之一片苦心尔”。
“陈湖逸士”不知何许人也，“无梦园”也未必真有所指，但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荆驼逸史》编印于道光年间，而且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同样激烈反满的太平军却未曾利用此书，说明《荆驼逸史》传播并不广）。关于这套丛书，2005年和2007年分别举行过两次拍卖，版本分别注明为“清道光间木活字印本竹纸线装”及“清道光古槐山房木活字印本”，这也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版本（据台湾方面披露，《扬州十日记》有日本天保五年即道光十四年自修馆刊本，即1834年，是否此版本，不得而知）。
如果继续追踪的话，拍品只能说明目前《扬州十日记》的实物版本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但这显然不是最初版本。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曾向民间征寻各类典籍，其中对一部分所谓的“违碍书籍”下令禁毁，查《四库禁毁丛刊目录》，《扬州十日记》赫然在内，而姚觐元于光绪八年（1882）所刻的《禁书总目》中也曾记述，乾隆时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中列有《扬州十日录》一书。由此可以说明，《扬州十日记》早在道光年前即已问世，其时间可能在乾隆年间甚至更早面世。
从《扬州十日记》的版本路径来看，至少能说明它并不是有些人说的“伪书”，但书的内容是否被人窜改，今日流传之版本是否就是道光年或乾隆年之版本，则需要进一步的考证。据扬州文化研究所所长韦明铧所说，在所有清代禁书目录中，《扬州十日记》总是榜上有名，但它的书名或有《扬州十日》及《扬州十日录》的写法，作者则被写成“无名氏”或不著，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该书内容犯忌，因而民间流传时对书名、作者有所保留，而在这一过程中，内容也不免有所出入。
事实上，作者“王秀楚”的署名在这些版本推演中有一个过程，据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朱宗宙先生称，其所见《荆驼逸史》中的《扬州十日记》署名为“无名氏”。而姚觐元的《禁书总目》中所载的乾隆时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所列《扬州十日录》为“不知何人所撰”。孙殿起在1887年《清代禁书知见录》中则明确署名“明王秀楚撰”。有意思的是，明清史学者谢国桢在1957年出版的《南明史略》注释中标明《扬州十日记》作者系“佚名”，而1981年出版的《增订晚明史籍考》一书中，《扬州十日记》条目却注明“明王秀楚撰”，并有按语：“秀楚为史可法幕僚，记可法率领义师在扬州抗敌城守之事。作者目睹清兵破扬杀戮之惨，及人民英勇抗敌之壮烈。”但可惜的是，谢先生并未说明王秀楚是史可法幕僚的依据是什么。
史可法的幕僚不止一人，其中一些人在扬州城破后留有著述，但吊诡的是，并无一人提及王秀楚。《青磷屑》的作者应建吉系史可法的幕僚之一。颇令人不解的是，他在书中非但未提及王秀楚，而且也未提及城破后的大肆杀戮；另一位明朝遗民、浙江海宁人谈迁的《国榷》中也没有提及“扬州屠杀”，而这本书尚且是原始的手抄本。
王秀楚究竟是何许人也？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似乎无法证明他的身份。但从各种迹象来看，他至少不是史可法的亲信幕僚。颇令人玩味的是，《扬州十日记》的开头一句为“巳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但据应延吉《青磷屑》的记载，史可法到白洋河为前一年的十一月初七日，中间相差近半年。更不可解的是，《扬州十日记》所记载守城一方的历史人物中，除史可法外竟没有第二个可考的人物。
《扬州十日记》的末尾，作者称扬州城破屠戮事“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对此，扬州学者朱志泊曾在一篇颇具争议的文章中提出质疑：王秀楚自称是扬州人而且是扬州大屠杀的目击者，但他对扬州城中的地名记载错漏百出，因而“感觉他非但不是扬州人，而且没有到过扬州，甚至对扬州的间接了解也很少”。这场争论，后来很快被有关部门平息了下去，但作者王秀楚在文中的记述漏洞却是不容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