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回中，作者吴趼人对某穷困而又好面子的旗人做了生动而又尖刻的描述：某日，一旗人自己带着茶叶到茶馆泡茶，他打开纸包后把茶叶尽情放在碗里，堂上的人道：“茶叶怕少了罢？”那旗人哼了一声道：“你哪里懂得！我这个是大西洋红毛法兰西来的上好龙井茶，只要这么三四片就够了；要是多泡了几片，要闹到成年不想喝茶呢。”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小说的主人公高升听了奇怪，便走过去看看，只见他那茶碗中间飘着三四片茶叶，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那一碗泡茶的水，莫说没有红色，连黄也不曾黄一黄，竟是一碗白泠泠的开水。高升心里直发笑，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掏出两个京钱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子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什么字，原来他哪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是拿舌头舔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叫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看他写了半天字，桌子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想了一会，忽然又像醒悟过来似的，把桌子狠狠地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什么呢？原来他吃烧饼时，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它不到嘴里，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里了。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讽刺小说，其中不免有文学的夸张之处，而这个在小说中出尽了洋相的旗人，虽然他家里早已一贫如洗，吃了上顿就没下顿，但他口里还不服软：“咱们吃的是皇上家的粮，哪里就穷到这个份儿呢！”可是，现实毕竟是现实，皇上家也没余粮，即使想赈济他们，恐怕也是有心无力。
相比而言，东北的旗人境遇要好得多，因为他们还可以耕种田地或狩猎捕鱼来改善生活。那些为主人耕种旗田的“包衣”们也比普通旗人强。至于城里那些既不会耕田也不会种地的旗兵们，他们靠每月3两的饷银和只能糊口的老米养家实在过于的微薄。但每月3两，积少成多，于朝廷则成为极为沉重的负担。最令人不堪的是，这些银子仅仅为了养活他们，而非其他。
普通旗人贫苦不堪，宗室也好不到哪里去。御史英震曾在光绪初年专折诉说宗室的穷迫之状：“宗室文武仕途，设立员缺无几，且多系京职。以前人数尚少，似觉道路甚宽，今则人数日盛，有志上进者每因入仕艰难，不能不退而思转。其闲散宗室养赡钱粮，年至十岁始食二两，年至二十岁始食三两。后复改为十五岁始食二两。当初食饷者有限，各府之甲亦足分赡宗族；今则红名不下数千余人，钱粮按现放章程，食二、三两者仅得一两有余，虽养一身不足，何能仰事俯畜。况谁无父母，谁无妻子，更何所赖。足以宗室案件层出不穷。”
清朝爵位制度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以上为入八分，即准许使用“朱轮、紫缰、背壶、紫垫、宝石、双眼、皮条、太监”这八种待遇）、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共12级，受封者在下一代承继时降一级，即亲王降为郡王，郡王降为贝勒，以此类推，且只限于一人承继。例外的只有所谓的“铁帽子王”，即清初所封的八大“铁帽子王”（礼亲王、睿亲王、豫亲王、郑亲王、庄亲王、肃亲王、顺承郡王与克勤郡王，基本为努尔哈赤的近支子孙并在打江山时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的爵位为世袭罔替，世代均为亲王，并不降袭（但只限一人）。后来，雍正朝的怡亲王（十三阿哥允祥）及慈禧太后时期的恭亲王、醇亲王、庆亲王也加入了世袭罔替的行列，即12家“铁帽子王”。
自顺治七年（1650年）起，清廷实行王公贵族食俸制度，历经演化，宗室俸给共分21等，最高者亲王岁支俸银1万两，最低者奉恩将军岁支俸银110两，每俸银1两，兼支俸米1斛。在《清代皇族的家族结构与财产分配》一文中，作者赖惠敏通过对玉牒上的统计，大体勾勒了清朝皇族的大概情形：从1640年到1910年，清皇族的男子数为36946人，其中有爵位的为2065人，承爵比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1840年到1859年间，皇族男子4595人，有爵位者214人；1860年1879年间，皇族男子3766人，有爵位者173人；1880年到1899年间，前者为4773人，后者147人；1900年到1910年间，前为2057人，后为44人；1890年前，有爵位的比例为略高于4%，1890年后，只有2%左右，这与同治、光绪连续两个皇帝无子嗣有关，也与庚子之乱有关。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明室财政，自英宗后即失绌。其弊端之大者，一曰内府。明自孝宗以后，内府供奉渐广。至嘉隆间，光禄岁用逾四十万，厨役多至四千一百余名。王室之骄奢，与内官之跋扈相为因果，牵引至于无极”；“二曰宗藩。唐宋宗亲，或通名仕版，或散处民间，明则分封列爵，不农不仕。”阎崇年也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指出，万历朝财政枯竭的原因有三，一是军费浩大；二是加派赋饷，竭泽而渔；三是宗禄沉重。明朝宗室全部由国家供养，开始时人数还少，但经两百多年的繁衍后，朱家子孙越来越多，宗禄就成为国库的沉重负担。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御史林润曾经分析了宗禄情况之严峻：天下每年供给京师的粮食为400万石，而各藩禄米为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林润沉重地警告说：“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繁衍，不可不为寒心。”
清朝皇族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宗室，即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另一类是觉罗，即努尔哈赤的叔伯及兄弟的后代，这些人统归宗人府管辖。至清末时，前者在两万九千人左右，后者有两万人上下。比较而言，清朝内廷开支及享受爵位待遇的人数较明朝为低，但沿袭既久，供奉日薄，昔日的天潢贵胄也难免陷于困顿，甚至有闲散王公替人挑水，府中贵妇为人陪酒之咄咄怪事。对此，时人多有记载。如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所述，“尝见满员进署，半多徒步，其官帽怕尘土，罩以红布，持之以行。每遇朝祭，冷署堂官蟒袍，竟有画纸为之者。且闲散王公贫甚，有为人挑水者。虽勋戚世胄席丰履厚不无其人，其穷乏者究属多数。可见食之者不寡，生之者不众。初制之优待满人，亦适以害之也”。
何刚德举了这样一个实例：庄顺皇贵妃（醇亲王奕譞之生母）的内侄惠某（即醇亲王的表弟）在兵部做笔帖式，人极恭顺。有一次，何问他：“你也算是皇亲国戚，怎么才做个笔帖式？”惠某说：“我与醇王是至亲，与悼（郡）王亦有亲。但醇王穷，悼王尤穷，哪比恭王为军机，有些进款。我房子月租12两，悼王替我出5两，醇王出7两，余外伙食随意津贴。二王均无权，我不就只能做个笔帖式？”后来何碰到部郎恩灏，问他：“惠某为醇王表弟，其贫如此；你是慈安太后的内侄，何以也不阔绰？”恩灏说：“不要说了。我家每年宫中本有2000两的津贴，慈安太后去世后，尚给一二年。后因法国打仗，慈禧太后言国用乏绝，我之外家亦一概停给，此项津贴遂完了。去年我娶亲，给我200两，此外毫无沾光。至于年节，我们却有送礼，鞋子针线，花钱不多，宫中亦以饽饽等物见答。但太监往来，每次须4两应酬。”
清末财政困难，宫中也未必奢侈。据何刚德所说，他有一次勘估宫中工程，“见宫中妃嫔每人各住一院，每院中必排百数十个饽饽，未见有特别厨房。乾清宫后进即交泰殿，俗传皇上大婚住处，其两廊所排列者仍是饽饽，盖宫人食料，固以是为常品也。宫人之不得意者，多自制荷包，令太监售之于外，每套得银四两，其针黹极精致。宫女与人家婢女无异，一律穿红布衫，以月白缎镶边，余随扈东陵时，曾亲见之。可见宫禁之中，崇尚节俭，不似人间富贵家也”。另有一次，何刚德在东陵当差时，“惇亲王（奕誴）至，隔店而住。以亲王之贵，旅行不带厨传，乃呼豆腐干以侑酒。后查之，亲贵不当权，所食不过如此，特五王爷尤穷耳。”
摄政王载沣当政后，亲贵擅权愈演愈烈，但这毕竟是皇族中极少的一部分人，其他血缘已远的皇族到清末已无可避免地陷入没落。与之有几分相似的，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1789年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这个地方的贵族相当和善，但非常贫穷，他们既骄傲又贫困。同他们过去的境遇相比，他们受到莫大的侮辱。使贵族处于这种贫困状态，迫使他们服务，向我们求援，这并非坏政策。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只接纳那些能证明四代宗亲为贵族的人。这个团体未得到许可证，只不过被容忍而已，它每年一次，在总督莅临下，召集会议。他们一起用餐和做弥撒后，各自回家，一些人骑着驽马，另一些人徒步。你会看到这种集会多么滑稽。”
皇族的逐渐贫困化使得他们不得不放下“高贵”的身份，一些闲散宗室也做起了小生意，甚至偷偷拉起了洋车。更有甚者，清末京城中有空房出租时，有的就在帖子上都用小字写着“贵教免问，贵宗室免问”，意思是不租回教徒，因其习惯不同，怕麻烦；不租宗室，则是怕他们交不起房钱。胡思敬在《国乘备闻》中乃至于有宗室贵妇陪酒的记载：“旧制，皇族不得离城，不得经商，不得置产，不得外任，防范极严。生齿既众，贫富不均，专恃公禄赡养，坐食无所事事，窘甚，多不能自给。尝有友人入内城赴宴，各征一妓侑酒。门外车马阗咽，忽见一艳妆少妇，年约二十许，乘红托泥车扬鞭竟入。问从何来？曰：‘王府街宗室某宅。’及入座，遍拜座宾，即侑酒者也。”
乾隆曾说：“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唯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按理，家计困难原本应精打细算，但可悲的是，一些旗人仍沿袭了先前遗留的奢侈攀比风气。正如嘉庆在一道上谕中说的：“我满洲淳朴旧风，衣服率多布素。近则狃于习俗，兵丁等竞尚鲜华，多用绸缎，以穿着不如他人为耻”，旗人们“往往耽于口腹，饷银一经人手，不为度日之计，辄先市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赀用业已告竭。又支领官米，随即贱价售与铺家，只顾目前得银使用，不肯稍为储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来买。”
富足的乾隆年间，旗人们吃点、喝点、玩点或许没有什么，但在朝廷俸禄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这些人仍旧“寅吃卯粮”，一些旗人家庭上半个月大吃大喝，下半个月却只能靠告贷或典当来维持生计，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如老舍在《正红旗下》里的描述，很多旗人的旗田实际上早已卖掉，平时花费全靠赊账，等钱粮发下之后，第一件事是先还旧债，然后再向米铺、油盐店借新债。
混到这份上，一些旗人也不忘摆谱充大。据时人描述，有旗人到饽饽铺买饽饽，伙计用纸包好，他却要留出两块当场尝尝。只见这位爷右手把点心举起来，左手提起饽饽包，脖子伸长，头歪着，张嘴咬饽饽。饽饽是酥皮糖馅，一咬碎皮纷纷落地，这位爷却满不在乎，伸手向伙计要茶喝。伙计递上一杯，他喝上一口后，含在嘴里咕噜了一阵子，然后背过手去，连眼皮也不抬的把水杯递给伙计，再把口中含着的水喷在台阶下，随后右手托起点心包，左手握着鼻烟壶，两个膀子悬空，一摇一晃地走了。
小说《那五》曾这样描述旗人在饮食上的穷讲究：那五是八旗贵族的后代，家道中落后，他是“倒驴不倒架，穷了仍然有穷的讲究。窝头个儿大了不吃，咸菜切粗了难咽，偶尔吃顿炸酱面，他得把肉馅分去一半，按仿膳的做法单炒一小碟肉末夹烧饼吃。”
吃喝还是小事，一些旗人整天无所事事，成了梨园的常客、职业的玩主，甚至沾染鸦片、赌博等恶习。当时有首竹枝词这样讽刺他们：“衫敞前襟草帽横，手擎虎叭喇儿行。官差署里原无事，早饭完了便出城”——出城做什么呢？遛鸟、玩鹰、放鸽子、斗蟋蟀，有些人为此负债累累，甚至倾家荡产而不顾。这些在《正红旗下》里都有极生动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