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苦没落，不思振作，乃至于自甘堕落，一些旗人的表现让旗人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据《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咸丰年间的权臣肃顺在主政期间对旗下官员极为粗暴，视同奴隶般喝来唤去，但对汉员却很谦恭。他的口头禅是：“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们那枝笔厉害得很。”据说，他受贿也只收满人而不收汉人的。“辛酉政变”后，肃顺被擒下狱，在押赴刑场的途中，旗人们拍手称快，他们一边大骂“肃老六，你也有今天”，一边还拿泥巴往肃顺的囚车上扔。足见此公的群众基础之差。
与张之洞、张佩纶等人齐名的清流党盛昱（肃亲王豪格七世孙，光绪二年进士）喜与汉人名士交往。他曾这样菲薄本族人：“‘穷奢’二字，实可为我满人写照。愈穷愈奢，愈奢愈穷，此两字当作如是解也”；而被称为“旗门三才子”之一的清末名宦端方，也常在私下里“偏诋满人为不肖”。更有甚者，据说光绪皇帝在王士珍补授副都统后对他大发感慨：“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
旗人的自贬自贱，本族人看不起本族人，在清末可谓是屡见不鲜。由此，昔日的八旗铁骑与曾经的荣光，还有两百年前的豪迈之气，也就日复一日被消磨在穷困窘迫的叮当败落之中了。
4.满汉畛域：
长痛，还是短痛
戊戌变法时，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新进官员张元济上书建言“融满汉之见”，其中提出了六条改革建议：一是关内旗人（满蒙汉）全部划归为民，归地方官管辖，结束满汉之间的行政隔离（皇族除外）；二、结束满汉在社会与职业方面的隔离，废除“满汉不婚”及“旗民不交产”的规定，满人可以自由择业、自由迁徙；三、结束满汉共治，满汉官员适用同样的选官标准；四、逐步废除旗兵的固定津贴，出缺后不再续补；五、在京师和驻防地设立劝学工坊，培训旗人就业技能，以备将来自谋生计；六、改革限于关内，东北、内外蒙古、新疆、青海可暂时保留原制度。
光绪皇帝收到上奏后很以为是，随后破格召见详询（张元济于1892年中进士，当时官职未及四品）并下诏调查办理，但由于变法很快失败，此次建言也就不了了之。事后，张元济因为这次的上书而遭到革职处分。心灰意冷之下，张元济绝意仕途，后在上海创建商务印书馆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由此，中国近代史上少了一个改革派官员，而多了一位声名卓著的出版家。
至于旗人们，他们听说要变革旗制后都大为惊恐。老舍先生在小说《正红旗下》中对他们的心态做了极为生动的描绘：在他们看来，一变法，就是“旗人必须自力更生，朝廷不再发给钱粮了”，那他们可真就着急了，所以旗人们都激烈地反对变法。在老舍的另一部作品，话剧《茶馆》的第一场里，故事背景则放到了戊戌政变之后，几位旗人茶客是这样对话的：
茶客甲：谭嗣同是谁？
茶客乙：好像听说过！反正犯了大罪，要不，怎么会问斩呀？
茶客丙：这两三个月了，有些做官的，念书的，乱折腾乱闹，咱们怎能知道他们捣的什么鬼呀！
茶客丁：得！不管怎么说，我的铁杆庄稼又保住了！姓谭的，还有那个康有为，不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
茶客丙：一份钱粮倒给上头克扣去一大半，咱们也不好过！
茶客丁：那总比没有强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自己去谋生计，非死不可！
但是，旗人们的高兴劲并没有维持多久。庚子年后，清廷在沉重的赔款压力下不得不将八旗兵丁的钱粮再次减额发放，旗人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所谓“穷则思变”，八旗制度的改革也就在清末提上了日程。
1901年，在清廷宣布实行新政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了十二项改革措施，其中第九条，即“筹八旗生计”。折中建议，旗人可自由迁徙、自谋生路并逐步停发钱粮，同时多设八旗学堂，鼓励旗人学习士农工商兵各业。数年后，入京觐见的张之洞在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辞行时，“力请两宫化去满汉畛域”，其中建议满人中的官职如将军都统等也兼用汉人、旗人犯罪适用同等法律，慈禧太后对此表示认可。而与此之前，山东巡抚周馥也提出“官职对满汉同等开放，司法同等对待”等的“平满汉”建议。
在张之洞等人的触动下，慈禧太后于1902年2月下令准许满汉通婚，旨称：“旧例满汉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此后，少数满汉官员带头联姻，如袁世凯第五子袁克权娶端方之女陶雍，庆亲王奕劻与后任山东巡抚的孙宝琦结为亲家，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与大学士那桐之女结婚等。毫无疑问，这些满汉大臣间的亲事多属政治联姻的范畴，但在当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表率作用。至于一般旗人，满汉通婚虽说是禁止的，但旗人娶汉女通常都在默许之中。只是此类婚姻极少，因为旗人本来就人口太多，他们并不愿意外人再来分这二三两银子。直到清朝覆亡后，旗人被彻底地推上了社会，“满汉不婚”的藩篱才最终成为历史。
对于舆论颇为诟病的满人专任官缺问题，清廷也打破原有惯例，并任命了几名汉人官员担任八旗内官职，如之前提到的王士珍，还有如冯国璋出任正黄旗副都统、李国杰任广州汉军副都统等。另外，在柳条边关禁放开后，山东等地的汉人掀起“闯关东”的热潮。原为将军管辖的东三省随后改为省治，当时任命的总督、巡抚也大多为汉人，如第一任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等。
清末新政时期，满汉习俗上的同化有加速之势，比如旗人中流行改汉姓，如端方的托活洛氏改成陶姓（其自称先祖是迁徙到东北的浙江汉人，后汉姓改成满姓，如今算是又改回来），瓜尔佳氏改为关姓，赫舍里氏改为贺姓等。另外，在官场称谓上，原旗人对皇上称“奴才”（满语为“阿哈”，在旗人看来，称“阿哈”似乎更加显示是自己人），汉人称“臣”，在清末新政后改为满汉均称“臣”，旗人不必自称“奴才”，以示文明进步。
1907年，湖南举人李蔚然在上书中提出废除满文，称其“久为具文，无关宏旨，徒于国人耳目中，悬一满汉分界之迹”。李蔚然的建议固然大胆，但其所说也是事实。在历经两个多世纪后，作为征服者的满人固然以“满汉不婚”隔绝了血缘的融合，但时间如同潮水，满人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本身的文化（作为游牧民族的他们本身也没有很高的文化）乃至语言与文字。如《异辞录》中说的，“茫茫禹域，真亡国灭种之利器矣。推原其故，以小量加诸巨量，譬如一杯水对一车薪之火，不特水不胜火，而火犹将胜水，其势然也。清自满洲崛起，君临天下，悉主悉臣，鉴于前代之事，满人不求文学，唯重骑射。八旗兵分防各省，扼诸险要，画地而居，不与居民杂处，不与汉人联姻，备之未尝不周。然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时至光绪后，“皇帝典学，尚知国语（满文），余则自王公大臣以下，佥不知其为何物矣。清末满大臣带领引见，太后前则易，皇帝前则难，以太后不通国语也”。
身为最高统治者的“国母”慈禧太后尚不通满语，旗下其他兵民就更不足论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保存的满人官员奏折中，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清初时的奏折只写满文，中期满汉文并用，到清末就不再有满文而只用汉文了。即使远离汉人区的黑龙江呼兰，他们所保存的档案也反映了同样的规律。在清末时，呼兰只有1%的旗人认识满文，而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会讲满语。事实上，清末旗人官员唯一需要使用满语的场合，只是在给皇帝奏折的最后须加上一句满文的“祝皇上万岁”。至于各级衙门里，早已是全部使用汉语，有的旗人宗谱也已改用汉文书写。就连旗人中独有的萨满（即萨满教巫师，跳神之人），她们也只能用汉文音来诵唱满文巫语。仅有的例外，是偏远地区的驻防部队，如新疆的锡伯族八旗，他们一直使用满文（至今）。
另外还有辫子问题。为方便起见，清末新政时期改穿紧身新军服的士兵及警察被允许将辫子剪短三分之二（但不是剪除），由此引发了一场“辫子”问题的大讨论。1909年，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在奏折中直接提出了“剪辫易服”的主张，而一年后，回国述职的驻美公使伍廷芳也上奏请求剪除辫子。伍廷芳声称，居住在美国的七万华人因为脑后长鞭而被外人歧视，而且他们在操作机器时容易引发危险（据说国内有位大员在视察工场时因辫子被机器卷入而险些酿发惨案）。因此，华人们在他归国前向其请愿，请求朝廷允许他们剪辫易服并在回国时不被治罪。伍廷芳的个人意见是：同意剪除辫子但不赞成改西式服装，因为中国的衣料便宜而且适合四季穿着；事实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也保留了本国服饰而只是在正式场合才穿着西式服装。
或许是鉴于“国辫”的象征意义，清廷对于汤寿潜与伍廷芳的意见并未做出正式回应。但真实的现状是，“剪辫”在清末最后几年中几成风潮。譬如陆军部尚书荫昌在上任后即剪除辫子，这使得很多武备学堂及其他学校的年轻学生纷纷效仿。当官长怪罪下来时，他们就以荫昌的事例为自己做辩护。至于那些从日本及欧美归来的留学生，他们中大多已是“牛山濯濯”（即已剪辫之意，不过很多人在回国后又在帽子后戴了一条假辫子以遮人耳目）。后来出任过民国总理的颜惠庆在其回忆录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滑稽戏：1910年清廷在保和殿举行第二次留学生归国考试。考生们身穿朝服，很多人的帽子后面则连缀着一条假辫子。监试的蒙古亲王那彦图见天气酷热，于是允许考生们将帽子摘下。结果在巨大的红色殿柱上，挂满了缝有假辫子的帽子，情形极为可笑……但清廷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同年，载沣之弟、从美国访问回国的载涛也公开表示认同剪辫，一时引发了京城的讨论热潮。1910年12月，资政院议员开会时明确提出议案：官员、士兵、警察、学生四类人剪辫，民众可自由选择；清廷应对国内外服饰进行考察，如果将来易服，只限于官员，且新服饰的衣料均采用国内产品；请摄政王和皇帝率先垂范，模仿赵武灵王和明治天皇，接受外国礼仪惯例。
在此情况下，摄政王载沣不得不作出回应。但他最终采用模糊政策，声称“前经农工商部具奏，已降旨宣示中外矣，著仍遵照前旨办理，此奏即毋庸议”。载沣对资政院的请求模棱两可，他既不公开反对，又不明确允许。结果引发了一场“头发上的大混乱”，剪与不剪，大家不知所以，所以各行其是。1911年1月，伍廷芳在上海张园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典礼，30个理发师为数百上千人剪除了辫子。结果引发了上海剪辫的热潮。一些擅长短发的日本理发师还趁机发了一笔小财。事后，剪发浪潮的蜂起使得学部大臣不得不发布命令，要求各校停止剪辫行动，这才使得这场混乱稍微平息。但是，在各大城市中，一些脑后无辫的年轻人公然行走在大街上，已被人视以为常，见多不怪了。
1905年考察宪政五大臣出访回国后，也向清廷提出“平满汉”的举措。其中，皇族载泽提出不能以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为代价来顾及满人的狭隘利益，中国需要团结而不是分裂。他在上奏中要求结束满汉共治和族群隔离（庆亲王之子、后来因“妓贿”而去职的商务部尚书载振也曾提出，以能力而不是族群背景来任命官员才是唯一的正确之途）。
另一位出使大臣端方则提出，满汉关系类似于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他们的争斗分裂了哈布斯堡王朝。尽管目前满人汉人的语言、信仰和风俗已经大为接近，但满汉之间仍保留了一定的族群差异，革命党人正是利用这一差异误导了大批听众。然而，镇压不是解决办法，在那些君主与民众对立的国家，君主或许能赢得首次胜利，但最终的胜利还是属于民众的。因此，要想平息革命党的反满言论，最好的补救就是实行立宪来燃起被疏远的年轻人的希望。身为旗人的端方对本族人的生计问题关注多年。早在新政之初，他就提议“民旗杂居，耕作与共，婚嫁相连，可融满汉畛域之见”，这次更是请求明降诏旨，“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端方特别强调，“平满汉畛域”为消弭革命的必要措施，其中又以“官员任免不分满汉”及“撤各省驻防旗丁编入民籍”为最要（但端方没有提及京师八旗，或许是因为其阻力太大的原因）。
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事件引起了慈禧太后对“满汉畛域”问题的高度重视。徐锡麟出身官宦世家，乡试中名列副榜（未中举人，但两次副榜可参加一次会试）。他曾于1903年留学日本，后在表叔俞廉三（曾任山西巡抚，恩铭为其门生）的推荐下出任安徽警察处总办、巡警学堂监督等职。被杀的安徽巡抚恩铭系荆州八旗人，举人出身。他在推行新政过程中不遗余力，口碑甚佳，对徐锡麟也颇为倚重。他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莫名其妙地丧命这个徐锡麟的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