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革命军下令停止屠杀。据凯特的估计，旗人死亡的人数“不下万人，他们为了避免更悲惨的命运，要么被杀死，要么自杀”，换句话说，至少有一半的旗人被杀。整个满城也被抢劫一空，而存活下来的人，有钱人被敲诈，小女孩被绑到富人家做婢女，年轻的妇女则被迫成为穷苦汉人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驱除出西安。
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1911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在事后的回忆中，陕西革命士兵党自新也不无隐晦地承认，攻破西安满城后，各战斗队伍分成若干小队在城内逐巷逐院的进行搜索战。在此期间，一些士兵和领队军官杀死了一些不必要杀死的旗兵和家属（这段话可与前面凯特所说的相呼应）。
李约翰在《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中引用英国外交文件称，西安为革命党所占据，男女老少约有一二万人的驻防旗营（满蒙八旗）实际上被全部消灭，8名外国侨民也在混乱中被杀（这些文件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根据当地传教士的报告后发给外相格雷爵士的电报）。李约翰是知名传教士李佳白之子，也是庚子年使馆之围中年龄最小的外国避难者。当年中外间的血腥杀戮想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革命时期西安旗人被杀戮的情况，上海《申报》也有过两次记载，一次是当年12月10日以“译电”专版记载说：“北京接西安府十月初六日来函，谓旗人八千被杀”；两年后也就是1913年12月27日，《申报》再次记载：“当革命发难西安，旗人被戮者约有三千余户”。两则报道都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滞后的新闻在真实性方面略具优势。只是当时西安究竟有多少受难者，各方说法不一，加上中国人一向对数字马虎，目前恐怕只能有个大概的印象了。
与其他各省革命不同的是，陕西革命因为会党色彩浓厚，他们不但攻击旗人，而且还攻击洋人。1911年10月23日晚，当地哥老会攻击并烧毁了位于西安南郊的北美瑞挪会学校，2名外国传教士和6名外国学生被杀，史称“南关教案”。受此影响，其他教会也遭到攻击，一些传教士被打伤，教会学堂被烧毁。
因为这个意外的因素，各国公使加强了对西安事件的关注，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收集了一些传教士的报告并转发给了外相格雷爵士，其中包括这样几封电报：“传教士肖乐克先生11月11日的来信，该信说，西安府的满洲人几乎已被歼灭净尽”；“至于西安府的情况，曼勒斯先生证实了我们已经收到的关于在头两三天内屠杀满洲人的报道。他估计普通的满洲居民有两万人，并确证了肖乐克先生所说的大约一万人被杀一事”；“盖士利主教来函中的一份中文附件说：西安的……满城遭到攻击，所有的满洲人除了六名在四川陆军部队服役者外，几乎统统被屠杀。”
革命中的滥杀，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事的江湖会党所造成的。当时的西安，革命党十有八九都是哥老会成员，仇满情绪极为激烈。与事的同盟会员，这些人因为受过一定的教育，他们认为不应对驻防旗人进行过于残酷的屠杀。双方为此争执不下，最后会党势力占据上风，西安满城由此变成了残酷的兵燹场。
陕西革命党人张奚若回忆说，革命后的西安完全被哥老会所控制，就算是革命党出城也须经会党首领同意。领导陕西革命的分别为会首张云山及同盟会张风翙。张云山混迹兵营多年，后在陕西新军中开香堂，吸收上千名新军士兵，势力很大。但是，会党是一群骚动不安而极其凶险的乌合之众，由其充当主力（哪怕是会党士兵）的革命难免出现各种混乱，其中也不免失控性的杀戮。对此，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也不无遗憾地表示：“对于人道，殊近残酷。”
民国时做上江苏监察使的渭南革命党人严庄，他当时也在西安闹革命，后在街上碰见个旗人小孩，砍了四五刀，血流了一地，小孩仍未死。严心软了，回来放下刀，再也不去了。事后，一些革命党人却嘲笑他无用。无用的还不止严庄一人，前面提到的革命党张奚若也在事后承认：“我当时不在陕西，若是在的话，不知要怎样才能杀得了人呢！”
革命中的西安无疑发生了一场大悲剧。这是一场类似于太平天国期间发生在南京和杭州的悲剧。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带有种族屠杀性质的屠城行为。一周后，与陕西毗邻的山西太原也发生了类似的悲剧。不过太原满城的规模比西安要小很多，那里只有644名旗兵及数千名旗人。在10月29日的革命中，太原满城遭到了革命军的大炮轰击，旗兵并没有组织抵抗，但当地“满城被屠甚为惨烈”。据天津《大公报》的报道：“当乱起之时，该满城地居城之东北隅，并未得有消息。迨闻炮声，始知事变，遂始逃奔。迨奔至营门，已被围住。是时炮弹如雨，营内房舍尽毁，全城无一逃生者。”当然，“无一逃生”的说法略显夸张，但满人伤亡严重，满城被焚毁却是事实。
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说，“尽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除非理性转化为情感，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的理性不会对大众有什么影响”，“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哲学家利用理性逻辑来指责旧制度的弊端，激发人们改革的愿望，神秘主义逻辑依靠一个社团，根据某种原则来发展其会员，激发人们的信仰；情感逻辑则释放了人们多少个世代以来一直受到禁锢的热情，并导致最恶劣的放纵”。
当反满从“主义”变成鲜血淋漓的生死场后，那些亲历了惊魂荡魄的杀戮场面的人无疑陷入了迷乱与沉思，反满主义的动机、目的及实践方式，无一不被重新反思、质疑甚至放弃，就像革命党人严庄最终弃刀而去一样。很显然，之前似是而非的反满主义已无法直面残杀，继续支持他们坚定地挥剑而立。因为各种原因，辛亥年旗人殉难的具体数目已无从可考，《辛亥殉难录》中所记的有姓有名者，西安驻防2248人，江宁驻防706人，荆州驻防403人，京口驻防320人，福州驻防98人，不过这些仅仅是驻防兵丁而远非所有受难的旗人。
为证明革命的合法性，辛亥年对旗人的杀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有意隐去。但历史终究是历史，革命也具有多样性，它不可能像处女一样的清白。辛亥年，凡是有满城的地方，都出现过滥杀的情况，只是程度上往往因地而异。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辛亥年悲剧发生时还是有很多汉人设法去保护那些无辜旗人。如武昌的士绅要求军政府禁止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旗人。一些西安幸存的旗人也在事后回忆称为汉人老百姓所救。在鲜血与生命的面前，人性的善良终究要高于那些莫名的革命冲动与无逻辑的理念。
客观的说，非理性的“驱除鞑虏”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要为这些不必要的杀戮负责，特别是起义酝酿期的“排满”宣传与动员，其负面效应极大。武昌起义后，以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布的布告中就直截了当地指明：“须知今日满贼，并非我汉家儿”；“藏匿满奴者斩”；“能搜献满人及接济军械、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者，均有赏。”陕西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张钫也在《辛亥西安东征举义日记》中说：“西安革命党人起义后，行至街中，向空中放枪数百响，到处宣言此举排满，与我汉人商民无关，尔等勿惊。识者门口备茶水，贴兴汉灭旗字样。”
激变时期的民众心态与和平时期不同，在革命者的潜意识里，杀满是为了给“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汉人复仇，这种一而贯之的宣传使得革命者在屠杀中丧失了罪恶感。相反，他们在从事杀戮时心中充满了神圣感甚至正义感。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以效果论，没有什么比仇恨更能激发士兵的战斗力了。据武昌起义中的革命者回忆说，测绘班制图科科长王肇鋐的儿子王继祖，这个年纪很小的学生也要参与行动，后来大家劝令他不必参加；王不肯，彼此争执至于泪下；到汉口，革命队伍经过一个名叫喻义的同学家门口时，他向家里关照一声说：“我来汉口和满人打仗呀！”他的叔叔听了跑出来双手搂抱不让他上火线，喻同学把他猛力推开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与灭绝性的宣传不仅令旗人惊恐万状，其他民族和汉人士绅也为此感到大为不安。曾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古者督军元戎而举仁义之师，大兵到处无不以民命为重，谅仁者之师，必能开恩赦宥于无辜。钢刀虽利而不杀投降之卒，为何有不容满军投诚之令命？”
武昌起义后，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避居上海的江亢虎在目睹了至为激烈的排满风潮后，不胜“疮痍满目，不忍见闻”之感而发表了一封致武昌革命军的公开信，信中就“兴汉灭满”的种族革命提出了十二点“大不可”，其大意是：种族革命，有悖于人道，易失民心，并且与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共和精神相牴牾；以复仇为义，冤冤相报，本为大谬，也容易引起外人干涉，导致瓜分惨祸。两年后，此信收入《洪水集》，江亢虎还特别附记：当时人心狂热，舆论沸扬，大有暴民专制之势，而上海各报纸，无敢稍持异议，除《天铎报》匿其姓氏刊录，没有哪家报馆敢登出此函。信件发表后，江氏立即收到了革命军驻沪事务所的来函痛斥，并且还有多封匿名警告信，谓其“倡邪说以媚满奴，疑乱军心，当膺显戮”，“汉奸”“满奴”的称号一齐掷来，甚至有人宣称要用炸弹对付他。革命还是不革命，理性还是非理性，在这则故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纪律约束的会党分子造成革命中的滥杀，但悲哀的是，在很多时候，他们自己也会成为被杀戮的对象。譬如在四川，引发革命大潮的“保路同志军”多为“袍哥部队”。据时人所见，他们或拥一城或踞一寨，称都督、号大王，拥众自雄，莫能相下，“他们的装束打扮都很奇特而复杂，有的头缠白帕，有的打着英雄结，有的戴瓜皮小帽、斗笠、草帽、藏袍、短褂，或将长衫剪去一截，有带红绸结花的腰刀或腰插短枪匕首，有穿麻耳草鞋，上结红花或穿元口平鞋、滥衣破裳，真是五光十色，甚至戏装，几乎应有尽有”。各哥老会进城后，什么“公口”“茶哨”“办事处”的灯笼都挂了出来，并勒令商民富户缴纳饷需，而各派之间又意见不和，互相仇杀，几无宁日。
广州光复也是如此，进驻省城的各路革命军五光十色，俯拾皆是。据估计，当时革命军约有十万之数，而其成员又以会党、绿林及贫苦农民为主。在这些革命军统领中，以“石字营”统领石锦泉最为凶恶。此人原是打石匠，后兼营头发生意，曾用头发包运军械接济革命党人，有些许功劳。石与新军标统秦觉有嫌怨。革命后，秦畏惧石的凶焰躲进咨议局第一师司令部（第一师师长钟鼎基与秦为日本士官第六期同学），谁料一出局门，便被石的党羽劫持，当场将秦生剖（警察郑家森在革命后也被生剖，因其捉拿了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革命烈士温生财）。除石锦泉外，还有一个叫“百二友”的民团（或称会党）也在街上横行无忌，导致广州秩序异常紊乱，商民叫苦不迭。
孙中山回国后，胡汉民陪同走往南京，继任都督陈炯明对民团们痛下杀手，先是石锦泉与其参谋长自寻死路，其手携土制炸弹冲进都督府索要饷项，结果被卫队官兵捆起，当天下午即执行枪毙，石字营被强行解散；接着，王和顺、杨万夫、关仁甫的司令部被新军用炮轰毁。强压之下，其他民团缴枪的缴枪，解散的解散，广州这才得以安靖。至于那些“百二友”，也被广州警察厅长陈景华消灭得八八九九。陈的命令，凡是穿白鞋、绿袜、吊带和头上前留一小撮头发的，都是“百二友”，一经捕获，即绑去东校场枪决。据时人所述，东校场分作四个杀人区域：一个是陆司令的，一个是海军司的，一个是广阳绥靖处的，一个是广州警察厅的，各区域都竖有几根黑旗，押到囚犯，各就黑旗旁边枪决，以绥靖处和警察厅两个区域杀人最多。
革命与反革命，时有反复，但杀戮是相同的。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沈从文就曾这样描述了家乡湘西凤凰县的辛亥年：10岁的他，“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
一个甲子以前，太平军时曾国藩以杀止暴，革命本以暴力为最后仲裁，而能止暴者者，唯有更具组织之暴力。清亡后，武夫秉国，结局也就可想而知。
2.抵抗与反攻：
革命碰到硬骨头
武昌、西安等地的消息传出后，恐慌情绪迅速弥漫到其他各省的驻防八旗。在本能的疑惧心理及各种夸大失真的传闻渲染下，旗人们往往产生“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与其不抵抗而死，毋宁抵抗而死”“不战亦死，战或得生”的想法。譬如荆州，当湖北革命军前来讲和时，荆州旗人并不相信都督黎元洪的承诺。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武昌旗兵和旗人的遭遇，而这些受害者又绝大多数来自于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