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朴寿心里也清楚，把希望全寄托在孙道仁身上也不现实。因为底下的士兵一旦被煽动，上层未必能控制局势。因此，他又命令给旗营中13岁以上的男子发枪并带300发子弹，妇女则每人发一把剑。据说，朴寿还组织了一个500人的“杀汉团”，并在满城口外安置大炮并埋设了地雷，准备在受攻击时与汉人居住区一起同归于尽。
在紧张的局势之下，福建咨议局的士绅们忙作一团。他们四处奔走，试图劝说松寿让出政权，争取和平解决。但松寿为朴寿所困，提议被拒绝了。在下层士兵的支持下，由许崇智、彭寿松等人率领的革命军开始攻击满城，旗兵们则用复仇性的大火攻击了邻近的汉人居民区，引起了一片火海。由于革命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并在山上向满城开炮，加上福州旗兵本来就没有多大的战斗力，因而攻击只用了一天时间，满城即挂出白旗，上面写着“请求停火，全部缴械乞降”。
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朴寿一面组织抵抗，一面将旗人集结到八旗中学，准备集体自焚。在此过程中，闽浙总督松寿吞金自杀。另有数百名旗兵和家属自殉，他们投井或跳入了闽江。镶黄旗协领定煊自缢。捷胜营队官郎乐额兄弟三人及十几名家属浇上煤油烧死了自己。据事后革命军的统计，旗兵死亡280余人，而革命军一方只死亡了13人。至于福州将军朴寿，其在旗营投降后被生擒，愤怒的革命军士兵将他的尸首剁成了四块。
3天后，据某殷姓目击者回忆，当时的福州满城，“都统署尚存两进，余皆为瓦砾之所场。妇女成群，露宿乞食。至御河桥下，犹有大小尸体数具未及掩埋。哭声惨状，不忍闻睹，然本地人士寂然莫动于中（衷）”。据他的解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之前旗人过于骄横，以至于汉人切齿痛恨所致。
战事结束后，除朴寿因其愚顽不灵而被杀，福州旗营并没有发生屠杀抢掠的报复性行为。相反，革命军对战败的旗人颇为宽容，被推为都督的孙道仁甚至为自杀身亡的原总督松寿举行了追悼会，“杀汉团”指挥文楷也被释放。不过，革命军政府拒绝了咨议局所提出的“继续向旗兵提供俸禄”的请求。据通甫的回忆，旗兵们被就地解散，每人发一元（没辫子的发三元），旗人们则发一两银子和一些大米，让他们自谋职业。
福州革命后，省内局势依旧紧张。据革命党人傅柏翠回忆，他和一些同伴加入同盟会后返回县城，“某次，几个人一起走到江边，看到江中正驶着一艘船，我们怕它夹带旗人逃走，就招手呼喊：‘船上是些什么人？’船上人见呼喊的人是没留辫子的‘革命党’，十分惶恐，急忙回答‘船上并无满洲子’，边说还便打躬作揖。”这一案例，似乎也说明当时的革命风潮并未过去，满汉关系依旧极其敏感。
在各地纷纷响应革命的大潮中，也有“反革命”得势的案例，譬如宁夏哥老会的起事失败。宁夏并无新军队伍，当地哥老会首领刘华堂、刘跃鲤在听得陕西革命成功后，也带着一些人马，拿着十几枚爆竹突入镇署，居然起义成功，夺得不少库储军械。次日，刘跃鲤自任宁夏镇，刘华堂任宁夏道，随即攻打满城。哥老会们没想到的是，宁夏满城虽小却颇为坚固，而且城中藏有原罢职提督董福祥报效朝廷的快枪1200支，结果革命军1000余人对阵旗兵1000余名，双方交战两小时，革命军大败而归，刘跃鲤、刘华堂等各自逃走。宁夏起义，竟告失败，为辛亥年中独有之案例。在西北伊犁，在革命军起事时（主要为左宗棠征西时留下的湘军及当地哥老会），锡伯族旗兵顽强抵抗，后在前任伊犁将军广福的调解下才交出武器，和平解决。但伊犁将军志锐被处死，少数旗人也在战斗中被杀死。
更有拼死抵抗并占据上风的，这就是因反对立宪而被革职的原陕甘总督升允。西安革命爆发时，升允碰巧去城外草滩办事，侥幸躲过一劫。得知事变后，升允只身急赴甘肃平凉，后在陕甘总督长庚的举荐下，清廷命升允署理陕西巡抚，督办军务，以镇压陕西反清革命。在长庚的协助下，升允组织了马安良、张行志等部共40余营兵力，分南北两路攻入陕西并连克长武、彬县，后在西安近郊的乾州（今乾县）一带与陕西革命军展开激战。升允所部，志在复仇，其俘虏的革命军士兵一律处死，一路上堪称杀人如麻。
升允坚决反对南北和议，他曾致电资政院，指责北方谈判唐绍仪等人勾结革命党，其与南方革命政府签订停战约是“长寇志，慢军心”，并要求清廷严查唐绍仪等人的“庇匪之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升允在清帝退位后仍指挥所部继续进攻，陕西革命军兵马都督张云山派行营执事官雷恒焱为代表赴乾州十八里铺面见升允，告知南北和议成功，要求双方停战。孰料升允非但不听，反而下令将雷恒焱割耳削鼻，弃尸于荒野土窖之中。退守咸阳的陕西革命军标统丘彦彪派曾任过升允卫士的先锋总队长朱长春前往礼泉，劝其罢兵和谈。升允竟下令把朱长春钉死在礼泉东城门上示众，并将俘虏的革命军全部处死。血淋淋的事实证明，革命与反革命的烈度与凶残，原本即在伯仲之间。
升允的暴行激起了革命人士的强烈愤慨，孙中山特致电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直斥升允为“民国公敌”，要求袁派北洋军入陕援救革命军并驱逐升允。曾被升允通缉的陕西革命党于右任也致电袁世凯，称：“升允涂炭西北之人民，扰乱五族之平和，及今不除，后患滋大。”在各方压力下，袁世凯担心升允破坏和议大局，随后调派河南毅军赵倜部赴陕增援。
陈忠实先生的名著《白鹿原》，其前篇即以升允史事为历史背景，陕西军政府曾派与升允交谊深厚的乡贤名士牛兆濂、张晓山前往礼泉与升允谈判议和。升允终被劝服并痛骂袁世凯误国，其声称：“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唯有一死以报圣恩。”但撤军后的升允仍不死心，他一面封锁清帝退位消息，一面企图迎溥仪到西北建立小朝廷。回到平凉后，升允又致电袁世凯，要求由他取代张凤翙出任陕西都督，但袁对此未予理睬。直到1912年3月下旬，在清帝退位的消息已经遍及营中，军心已乱的情况下，升允这才在无奈地交出军权，后带着家眷走往西宁。至此，辛亥革命的战事才算是真正结束。
3.和平之路：
越激烈的反而越宽容
民国作家李劼人在小说《死水微澜》中对成都满城有这样一段描述：“满城里最清静，最凉爽，一道矮矮的城墙之隔，顿成两个世界：大城这面，全是房屋，全是铺店，全是石板街，街上全是人，眼睛中看不见一点绿意。一进满城，只见到处是树木，有参天的大树，有一丛一丛密得看不透的灌木，左右前后，全是一片绿。绿荫当中，长伸着一条很宽的土道，两畔全是矮矮的黄土墙，墙内全是花树，掩映着矮矮几间屋；并且坡塘很多，而塘里多种有荷花。人真少！比如在大城里，任凭你走往那条街，没有不碰见行人的，如在几条热闹街中，那里更是肩臂相摩了；而满城里，则你走完一条胡同，未见得就能遇见一个人；而遇见的人，也并不像大城里那般行人，除了老酸斯文人外，谁不是急急忙忙的在走？而这里的人，男的哩，多半提着鸟笼，肩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肢，梳着把子头，穿着长袍，靸着没后跟的鞋，叼着长叶子烟竿，慢慢地走着；一句话说完，满城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极萧闲而无一点尘俗气息，又到处是画境，到处富有诗情的地方。”
四川一向被誉为“天府之国”，人口稠密，但成都的满城却是一个例外，这里因为人口密度小，所以与外面的世界判若分明，外面到处是人，拥挤而忙碌；满城里却是风景优美，轻松悠闲。不过，保路风潮兴起后，悠闲的日子就一去而不复返了。
四川的保路风潮被誉为武昌起义之先声，但在各省独立次序中却排名倒数第二，直到11月下旬，四川才宣布独立并成立“大汉军政府”。话虽如此，制造“成都血案”的原总督赵尔丰仍旧躲在背后，新都督蒲殿俊不过是个傀儡。12月8日，巡防军索饷哗变，蒲殿俊去职，原四川陆军小学总办尹昌衡施计诱杀赵尔丰，随后自任四川都督。
兵变之时，成都将军玉昆命营中旗兵闭城自守，军政府则以重兵包围满城，战斗似有一触即发之势。或许是鉴于之前的悲剧和其他城市和平解决的先例，四川士绅们四下奔走，以避免战火重燃，而成都将军玉昆也在犹豫不决中命令旗兵不得妄动，不得施放火器，以静观事态发展，暂时保持可能的一点和平希望。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四川军政府派“耆宿负人望，旗籍诸生多出其门”的徐炯前往旗营劝降，玉昆随后派出与汉人士绅关系良好的赵惠民等前去谈判。会议十余次后，双方达成协议：在旗兵缴械后，革命军承诺予以保护，决不妄杀，成都旗营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这在辛亥年中实属难得。
广东一向为革命的策源地，革命党人活动频繁，但出人意料的是，广州旗营最终也是以和平方式解决而未发生流血事件。广州驻防八旗最初是康熙年间平定三藩后设立的3000名汉军旗（原尚可喜部），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原汉军旗中拨出一半削籍为民，让出的名额由京城八旗补充，兵额仍为3000名，清末也大体上是这个数额。
辛亥年的广州一直不太平。4月8日，广州将军孚琦在看完归国华侨冯如的飞行表演后被42岁的南洋华侨温生才当街刺死，接着革命党人集同盟会之精华举行了惨烈的“黄花岗起义”；之后，镇压起义的水师提督李准屡遭暗杀；10月25日，新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刚一入城，即被革命党人李沛基投弹炸死。
武昌起义后，广州城内气氛一度十分紧张。广州旗兵在旗民交界处设立铁栅栏，城门紧闭，只留大南门半掩虚开。在革命党人的排满风潮下，广州的“八旗子弟因思不战亦死，战或得生，表示坚决死里挣扎，少壮者防守城垛及旗民交界处，老弱者梭巡内街，昼夜提高警惕，已陷入战时状态，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紧张局势下，当地士绅名流邓华熙、梁鼎芬、江孔殷召集各大团体商议和平解决之道。会上众人主张“无论满人、汉人、本省人、外省人、中国人、外国人，凡在我广东者，皆可享受共和平等之福”。两广总督张鸣岐对此表示认同，之后又传集八旗协领征求意见。旗人代表自知清廷大势已去，遂明确表示：“连日八旗会议皆如此主张，各团体提出维持公安问题，无不赞成，甚望能达此目的，使广东同享幸福。”
达成和平共识后，旗营中推出傅祥康、张世杰、黄谦、门安朝等八位代表与省城各团体共商解决之道，广州的形势也一度走向缓和。但是，由于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公开反对独立，局势再次变得紧张了起来。一时间谣言四播，城内“人心惶惧，居旗满界者搬迁已尽，城厢内外铺户居民亦纷纷搬迁。街上行人稀少，满目荒凉，真令人不忍目睹”。
为缓解广州的紧张局势，当地士绅们多次联络八旗代表以示亲善，各方最终达成协议：满汉民团独立，旗兵缴回枪炮，接受保护地位。会后，各大团体发出满汉融合公函：“佥以本省满汉八旗官绅，既与各团体迭次会议，共维公安，彼此并无意见，现经同仁公决，极力保护满汉八旗生命财产，即将来新政府军队来粤，亦必代为要求，与汉人一律看待。查湖北军政府已宣示宗旨，所持系政治革命，非种族革命，所有满人，均一视同。”
关键时刻，屡遭暗杀而未死的实力派、水师提督李准态度突然发生转变，他一方面表示赞同广州独立，另一方面又劝说两广总督张鸣岐及广东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龙济光顺应历史潮流，不要做无谓抗争。与此同时，手握重兵的李准还献出虎门要塞，以示自己的诚意。
在李准的促使下，张鸣岐也只好同意广州独立的主张。11月9日，省咨议局召开全体会议，到会的满汉代表作出十项决议，其中即包括“所有旗满人，一律看待”。会后，广州正式宣告独立，原两广总督张鸣岐被推为都督。但是，张鸣岐、李准等人自知与革命党怨仇甚大，随后便潜逃香港寻求避难。
昔日的军政大员们相继出走后，广州城内群龙无首，局势又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为防止局势恶化，省咨议局的士绅们再次集会。当他们得知胡汉民此时正在香港后，于是派人将之请回，由胡汉民来充当广东都督。胡汉民之所以被推举为都督，原因有二：一是胡本人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二是胡曾中过举人，在士绅们眼里，他无论如何都应该归入名流的行列。
胡汉民到广州后，随即按之前协议将八旗新军（按西式兵法操练的一部分旗兵）改编为警卫军，其余旗兵改为粤城军，照旧发饷。三个月后，陈炯明、胡汉民等军政府要员召开秘密会议，之后以检阅为名，下令粤城军旗兵一律携带枪支前往到东校场集合。检阅过程中，主持人一声令下，全体缴枪，不得违抗，于是每名旗兵各发两个月饷银（另说是每缴枪一支发十元遣散费），就地解散。由此，广州的旗营也就成为了历史。
在各地纷纷独立，辛亥年即将结束之时，也有不甚和谐的事件，这就是原直隶总督端方及其三弟端锦被杀事件。在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时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的端方受命带兵入川，但行至资州时，被所带的湖北新军士兵割下头颅，连带那个曾在日本学习铁路的弟弟端锦也做了无头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