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起现代的经济和社会来，是真使我们惊心动魄的。帝国主义者的剥削我们，固然不自今日为始，然而在现代，的确达到更严重的时期了。这个，只要看民国以来，贸易上入超数字的激增，便可知道。假如以民国元年的一万零三百万为百分，民国三年，便超过了一倍。四年至八年，正值欧洲大战凋敝之时，美国、日本等，都因此而大获其利，我国却仍未能挽回入超的颓势。九年以后，其数即又激增。此后十年之间，常在二万万两左右。十九年增至四万万。二十年超过五万万。二十二年，又超过七万万。甚至合一切项目，还不能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而要输出现银了。
新式工业，当欧战时期，颇有勃兴之象，但因基本工业不兴，又资本人才两俱缺乏，所以所振兴的，都不过是轻工业。欧战以后，不但外货的输入回复到战前的景象，抑且因世界不景气之故，而群谋对我倾销，我国新兴的工业，遂大受其压迫，而且所输入的，都是日用必需之品。我国的天产，向称独占市场的，如丝、茶等，则无一不受排挤而失败。大豆近来称为出产的大宗，然而从东北沦陷后，偌大的产地，又丧失了，而且失掉了很广大的国内市场。长此以往，我国的工商业，将何以支持呢？
我国是号称以农立国的，全国之民，业农的总当在百分之八十左右。据近岁的调查，自耕农不过百分之五十二，其余半佃农占百分之二十二，佃农占百分之二十六。即自耕农的土地面积，也是很小的。农民的生活，本来已很困苦了，加以二十年来，内战不息，兵燹时闻，租税加重，微薄的资本不免丧失，或者壅塞不能流通，又或因求安全之故而集中于都市农村的资本，益形枯窘。谷价低落，副业丧失，而日用之品，反不免出高价以求之于外，就呈现普遍破产的现象了。
天灾人祸，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农村之民，日益不能安居，纷纷流入都市。都市中的劳动者日渐增加，劳资问题，遂随之而日趋严重。
虽然如此，总还有一部分人，度其奢侈的生活的。尤其大都市的生活程度和穷乡僻壤，相去天渊。遂贻以旧式生产，营新式消费之讥。
经济是社会组织的下层，其余一切机构，都是建筑在这基础上面的。经济组织而生变化，其他一切，自亦必随之而生变化。况且喜新骛奇，是人们同具的心理，又且处于困苦之中，总要想奋斗以求出路。所以数十年来，文化变动的剧烈，亦是前此所未有。自由平等之说兴，而旧日等位上下之说，不复足以维系人心。交通便利了，人们离乡背井的多了，而旧日居田园长子孙之念渐变；甚且家族主义，因之动摇，而父子、夫妇间的伦理，都要发生问题。新兴的事业多了，成功之机会亦多，而旧日乐天安命的观念渐变。物质的发达甚了，则享乐的欲望亦增，旧日受人称赏的安贫乐道，或且为人所鄙夷。凡此种种，固然是势所必至，亦且人们能随环境为转移，不为旧习惯所囿，原是件好事。然而旧时共信的标准，既已推翻，现代必须的条件却又未能成立，就不免有青黄不接之感了。混乱、矛盾，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现象。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好了，救星来了。救星为谁，便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民生主义。现代的经济，维持现状，总是不行的了，总是要革命的。革命走哪一条路呢？共产、集产，路是多着呢，却都不是没有流弊的。尤其是中国，情形和欧、美不同，断不能盲从他人，削足适履。所以中山先生，提倡这大中至正的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宗旨。而节制资本之中，又包含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两义。
要发展国家资本，总免不了利用外资的。所以中山先生，很早就订定《实业计划》，想利用列国的资本和技术，来开发中国。这不但有益于中国，亦且有益于世界。苦于二十年来，列强则忙于争城夺地，竞事扩张军备，中国亦内战不息，借入的外资，大部用诸不生产之地，到后来，就连借外债也谈不到了，而我国的经济建设，亦就更无端绪。直到民国二十年，国民政府才设立了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国府要人，都被任为委员，所以其所计划，容易见诸实行。设立之初，即致电国际联盟行政院，请其为技术上的合作。国联亦很为赞成，即派联络代表来华，并供给了许多技术人员。从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以来，努力于经济的建设，对于复兴农村、整治水利、改进交通三端，尤其注意。现在和国联，虽不过是技术上的合作，然进一步而谋利用外资，亦非不可能的。资力雄厚，进步就自然更快了。
农村的建设，最重要的是经济的流通。现在国民政府所努力指导农民的，则是合作事业。从十七年合作运动委员会设立以来，各地方的合作事业，便日有进展，尤其是江、浙两省，农民银行业已成立，而其放款，是以合作社为限的，所以尤其兴盛，截至二十二年止，注册的已有两千七百余了。劳工团体的组织，亦是近年的事，民国十一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才开会于广州。其后第二、第三次大会，相继举行。工会的兴盛，要算十六年为最。十七年以后，又逐渐加以整理。《工会》、《工厂》、《工厂检查》、《劳资争议处理》及《团体协约》诸法，亦已次第颁布，果能循序进行，自可达到平和革命的目的，而免却阶级斗争的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