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鸿渐好端端的话，明明是没有任何攻击性，孙柔嘉也要鸡蛋里挑骨头，制造虚拟的矛盾，把对方说成是满怀恶意，恰恰是因为孙柔嘉太关注方鸿渐话语中哪怕是潜在的、细微的意向，而关注的方式，又是把莫须有的差异，转化为敌意，达到了不讲逻辑，不讲道理的程度，其目的，就是要在精神上，在话语上，实行预警监控。钱锺书之所以给这样的对话以如此之多的篇幅，就是要展示，夫妻之间在某种情况下的对话，语意、逻辑哪怕有九十九条通道可以达到心心相印，只有一条通道，语意相错，逻辑错位，人们的选择恰恰就是那错位的一条，在错位中享受着胜利的快感。这里就有钱锺书的睿智：爱的“幸福”并不仅仅是情投意合，而且还有相互争胜，对于对方的感情、潜在意向、潜在语意全盘占领，容不得任何隐私，不能有任何自由空间。浪漫的爱的名义越是神圣，就越是可能变成专制，也就越是可能瓦解爱情。从这个意义上，钱锺书看到了现代文学中浪漫爱情的局限。鲁迅通过涓生子君的悲剧，看到了社会环境的原因；巴金沿着这条思路，揭露了家族、阶级的原因。但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些悲剧原因消除了，两性之间，是不是就能绝对心心相印了呢？试想，鸣凤没有自杀，跟着觉慧到了上海自由结合了；四凤没有死于触电，跟着周萍到了矿上，她们就不会变吗？觉慧和周萍就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吗？我们的现代文学在这方面几乎没有思考，而萧军和萧红却在没有任何社会干预的情况分手了。钱锺书把社会环境淡化的原因，就是要在相爱的人们白己的心灵深处找到悲剧的根本原因。两个人就是两条心，浪漫主义的心心相印的诗意是空想的，心心相印的追求，就是自由的剥夺，剥夺得越是彻底，爱的危机越是严峻。
能不能这样说，爱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人性本身？
似乎是可以的，但，那就不是太完全的。钱锺书的意识深处，人性，在爱情领域里，不是普遍的共同性，而是人与人的不同性，就是爱情，也不可能达到完全认同。当然，我说过了，西方人，古希腊人，可能是意识到两个人之间，不可能有绝对的同一性，故柏拉图在《会饮篇》想象出男女双方，本来是一个人，恋爱不过是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而已。当然，这是很天真的。
在钱锺书看来，人在相爱之初，当然是两个，因而是自由的，可是一旦要求两颗心变成一颗心，这个人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就由灵魂的同盟，变成灵魂的霸主了英国人说，爱上的人跟原先爱上的不一样。杨绛女士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钱锺书以全部《围城》对之做出了形象的注解。从这里，可以找到“围城”现象的根本答案。为什么好不容易进入了围城，自由结婚了，又要离呢？因为发现跟原来不一样，不堪忍受自由被剥夺。为什么悲剧反复演出，还要进入，还要结婚呢？因为在想象中，那种心心相印的情境，太浪漫了。
这就是人的傻气，或者是，人的生存的困惑。为什么钱锺书那么煞风景地把人当作“无毛的两脚动物”呢？意思是，人在这方面的智慧并不比动物高明多少。这本是希腊哲人的定义，是把人与动物作比较的：无毛，狗是有毛的，人无毛。狗是四只脚，人只有两脚。鸡不是两只脚吗？但是鸡是有毛的。这样的理论，从字面意义上讲，还不是人性论，而是人的动物性。人不是万物之灵吗？但是，人在爱情方面，人在人的个性方面，他的智商，就这个水平。（大笑声）当然，钱锺书在小说中，并没有把男男女女都当作动物写，他描绘的还是人的“根性”，人的个人性，以他特有的“酷”，表现他对这样的根性，非常瞧不起。
七、人性：个人性和二人性的喜剧
在《围城》里，你爱上的和原先爱上的不一样，你自己选定的对象，并不是别人强迫你要的，偏偏并不是意中人。婚前婚后完全是两个人。孙柔嘉就是这样的女人，在《围城》里，有两个孙柔嘉，一个是结婚以前的，一个是结婚以后的。
钱锺书对爱情的解构，主要集中在孙柔嘉的二人性上。
她本来是方鸿渐的助教，在国难时期，一个单身女孩子，颠沛流离，是要受到照顾和保护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是小心翼翼的，虽然不是小鸟依人，可也是单纯无知的样子，对方鸿渐充满了尊敬和依赖，完全是个弱者的形象但是，她又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女人。当她意识到需要方鸿渐这样的丈夫时，就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一种风声来，说是，方鸿渐和她好上了。在那样一个小地方，一下子成了轰动性的大新闻，弄得方鸿渐干脆宣布订婚。这以后，她就逐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方与孙结婚以后，哪怕是蜜月期间，二人的交谈也不是水乳交融的、相反，哪怕是一件普通的事，完全可以好好商量的事，却总好像是聋子的对话：不但不能交流，相反总是节外生枝，裂痕随机而生，随时都可能爆发两性之间的战争、孙柔嘉总是无端挑起冲突，在话语中埋伏下进攻的、压倒对方的意向。所用的大都是反语，以伤害对方，逞自己嘴皮子为痛快，对方越是受到伤害，自己越是有占上风的称心。其实两个人，并不是不想妥协，尤其是孙，但总是把好意藏在内心，不让对方看到，用凶狠的语言刺伤对方这里没有社会逼迫，也没有革命纪律的约束，而是人，自己在自我折磨。
钱锺书把他们的一场对话形容为“刺猬的对话”是很准确的。
孙柔嘉得知赵辛楣建议方鸿渐到重庆去工作，心里不赞成，当然是因为不想夫妻分开。这完全是出于爱意，是可以商量的，但是，孙柔嘉根本就不想商量，似乎商量就是示弱。她采取敌意的姿态，摆脸色让方鸿渐看，方发现了，出去了一回，怎么变成刺猬了！孙说，她是刺猬，不要和她说话。过了一会儿，“刺猬自己说话了”？“辛楣信上劝你到重庆去，你怎么回复他？”方小心地说，他没有回话，还要仔细考虑一下。孙说：“我呢？”意思是有没有考虑到让自己一起去。但是，心平气和的正常交流，在孙柔嘉是不可能的。她脸上不露任何表情，像下了百叶窗的窗子。方鸿渐感到，这是暴风雨的前奏。接下去是孙柔嘉的正面进攻了：
我在听你做多少文章。尽管老实讲得了。结了婚四个月，对家里又丑又凶的老婆早已厌倦了——压根儿就没爱过她——有机会远走高飞，为什么不换换新鲜空气，你的好朋友是你的救星，逼你结婚的是他——我想着就恨——帮你恢复自由也是他。快去罢！他提拔你做官呢，说不定还替你找一位官太太呢！我们是不配的。
孙柔嘉这时还是个新娘子的身份啊！可所用的语言，都是凶狠的反语，说是好朋友，说是快去恢复自由，都是有意冤枉对方，说自己又丑又凶，说是，配不上，说得很差，为了把感情上有问题强加给对方。特别是“说不定给你找一位官太太”，这才是要害，明明是害怕感情转移，却用感情刺激的方法，一点温情都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而语调好像和自己不相干似的。孙柔嘉最拿手的就是把一切对话带上敌意，带上火药味。就连方的母亲和孙的对话，在方听来，都是“参禅似的，都藏着机锋”。连笑容都是勉强的，“仿佛笑痛了脸皮似的”。孙的语言完全是一种女式的歪理歪推，习惯于把正语转化为反讽。不管多么平淡的言词都能变成发难的炮弹，所以孙的性格特别鲜明。
鲁迅的《伤逝》里面的爱情悲剧原因在环境压迫，涓生失业了，这是客观社会原因啊。但是在《围城》里面不是这样的，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吵架并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了，而恰恰是孙柔嘉的姑姑可以给他找到工作。但是方鸿渐觉得这个姑妈的优越感，对他精神是一个沉重的压迫。他拒绝这样的施舍。《伤逝》的深刻在于，爱没有经济基础，就不得不分手了了。而方和孙，则是心理，最亲密的人之间，没有交流所需要的凉解和妥协，而是意气争胜，互相伤害。有了冲突，总是把矛盾激化，双方都忘记了共同利益，真切的感觉都是忍无可忍，说到姑妈给他找丁作，方突然暴怒起来，恶语相加：
谁要她替我找事？我讨饭也不要向她讨！她养了Bobby（按：一条狗的名字）跟你孙柔嘉两条走狗还不够么？你对她说，方鸿渐“本领虽没有，脾气很大”，资本家走狗的走狗是不做的。
把孙柔嘉骂成走狗，而孙柔嘉则宣布“咱们散伙”，反骂他是赵辛楣的走狗：
你自己想想，一辈子跟住他，咬住他的衣服，你不是他的走狗是什么？你不但本领没有，连志气都没有，别跟我讲什么气节了。
自尊心伤害到极点，方就动手了。起初不过是推了一下，被孙柔嘉上纲为“打”，其实二人并不是没有妥协的意向，但，不愿意自己先示弱。他们陷在意气之中，用语言的鞭子鞭打对方，尽可能把对方说得很坏，坏得比自己感到的更坏，以激怒对方为快。孙柔嘉嘶声说：“你是个Coward！Coward！Coward！（懦夫）我再不要看见你这个Coward！”每个字像鞭子，她本想要鞭出她丈夫的胆气来，她还嫌不够狠，顺手抓起桌子上一个象牙梳子尽力扔他。孙柔嘉只听他“啊约”叫痛，瞧梳子打处立刻血隐隐地红肿。
这里凶悍的孙柔嘉，和三闾大学那个怯生生的单纯少女，完全成了两个人，但是，她更是一个人了。这个女人更深刻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对方鸿渐的绝情，相反，她是有和他和好的愿意的，文中有见到梳子打痛了方鸿渐，“倒自悔过分，又怕起来”，但，她无法控制住自己，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语言，相反，她倒是被自己的语言控制了。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了。
方鸿渐就摔门而去，一个人在街上又饿又冷，冷静下来以后想一想，没有必要搞得这么认真，也许回去以后就会和好吧。但是当他回家之后发现孙柔嘉已经走了：
开了卧室的门，拨亮电灯，破杯子跟梳子仍在原处，成堆的箱子少了一只。他呆呆地站着，身心迟钝得发不出急，生不出气。柔嘉走了，可是这房里还留下她的怒容，她的哭声，她的说话，在空气里没有消失，他望见桌上一张片子，走近一看，是陆太太的。忽然怒起，撕为粉碎，狠声道：“好，你倒自由得很，撇下我就走！滚你妈的蛋，替我滚，你们全替我滚！”这简短一怒把余劲都使尽了，软弱得要傻哭个不歇。和衣倒在床上，觉得房屋旋转，想不得了。
……
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当、当”响了六下。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她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器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这里的无奈的反讽来自于强烈的荒谬感：一是，恶语相加，大打出手，激烈的全武行，完全没有必要；二是，妥协是实实在在的意向，可笑可悲的是，时间的错位那架晚了五个小时的时钟响了，把这样的错位喜剧化了。在五个小时以前妥协的真诚，时钟响的时候，追悔莫及：两个人都有同样的愿望，但是时问的错位，空间的错位，像两条本来趋向于交会的流星，错过了交叉点，从此一去不复返，时间空间的错位导致心灵的错失，构成悲剧，而不是社会原因造成悲剧、这一点在新文学中，是空前的，甚至可以说是超前的。
这样的荒谬，完全是人的话语、情绪白作孽，根本不用到社会现实中去找寻根源。
难得的是，最后的挂钟响起把抒情转化为无奈的反讽。这里既是主题的完成，又是人物的点睛之笔。这个女性形象的精彩，就完全不是什么“水淋淋的眼睛”，“锐利得能透视灵魂的目光”可比的，理解了孙柔嘉的形象，再回过头来，对照钱锺书批评过的，大都会的魔女，毁灭、颠倒男人等等，就更能理解，为什么钱锺书会瞧不起新文学中那些俗套女性，甚至要代表她们向作家索命了。
五四新文学把爱情从属于社会环境，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注定了爱情从属于社会革命。钱锺书所写的爱情既与社会没有直接的矛盾，和革命纪律也没有关系，只与人的个人性和二人性有关系。他只是把人的个人性弱点拿来展示其喜剧性。这样的爱情悲剧，不要说40年代的中国没有，就是到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还是没有出现。直到了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了类似的立意：爱情的障碍，不来自社会，而是来自于自身，男人和女人天生就不可能完全情投意合，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存在隔膜的。哪怕是相爱的人，哪怕是沟通愿望很强烈的人，哪怕是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人，由于人的根性的弱点，不但人们之间的矛盾难以克服，而且连对话都是很难沟通的。
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有当代话语理论，有德里达的学说为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