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锺书笔下，不仅是恋爱，甚至是人生都是一个道理，这里不仅有钱锺书的恋爱观，而且有钱锺书的人生观，人生哲理。其实钱锺书在小说许多方面都流露出来这种思考。例如，方鸿渐他们一行，经过一系列艰难困惑，终于到达三闾大学。方本来急于了解学校是个什么样子，但是，转而一想，反正自己不存奢望。“适才火铺屋后那个破门倒是好象征。好像是个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了，原来什么也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撇下一切希望吧，你们这些进来的人。”一切美好的期盼，包括爱情、婚姻，只有在争取期盼的过程中的意义，取到了，进入以后，就发现没有什么了不得，甚至大失所望。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人生哲学的透彻通达。把一切希望、向往、甚至理想，看得很透，目标很不实在，过程就是一切，这可能是钱锺书式的哲理。许多五四作家都有自己的社会观，但是没有自己特殊的人生哲学。在钱锺书的作品中，没有社会革命、社会改革的见解，但是有人生哲学。他俯视大干世界的芸芸众生，看透了他们的无奈、可怜、可笑，空虚、无谓的自我折磨，不管有多么诗意的、浪漫的伪装，他都洞若观火。他不把人生的可笑的原因，推到社会的、客观方面去，他笑的是人本身。
这一点，是有西方文化哲学的根据的，今天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可在当时，主流话语是阶级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只有阶级的爱，阶级的恨，一切分歧都是由于阶级立场不同。在阶级论取得了话语霸权的形势下，他的主要理念，我前面把它概括为“个人性”，这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当时强调个人性的理念，有另外一个头衔，那就是个人主义。更加客气的说法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到了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抨击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的文章中，叫作“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也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到了50年代中期，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到了反右派运动以后，周扬在那总结性文献《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说：“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到了1958年初，《人民日报》有社论，标题赫然：“搞臭个人主义。”你们想想看，钱锺书的这种个人性理念，可能得到广泛认同吗？从解放战争烽火连天的年代起，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的理想，就是和个人主义针锋相对的，叫作集体主义。把阶级、人民、民族前途放在一切之上，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和爱情都无条件奉献给革命，是最大的光荣。钱锺书这样的人性观，小说美学，只能是无人问津。其实无人问津，倒是钱锺书的幸运，有人问津，肯定会把钱锺书推上批判的祭坛。
但是历史实践证明了，阶级论的局限，集体主义的局限，将扼杀个人性绝对化，造成了历史的倒退。过了40多年，我们才体悟到人的个人性，或者个人主义文化哲学的深邃。他被接受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呢？可能的。方鸿渐家里的老式自鸣钟不过晚了5个钟头，而我们精神的时钟，却晚了50年啊！（鼓掌声）
他终于被接受，终于让我们感到亲近了。但最早被接受的，只是他的幽默，而他的文化哲学，他的小说美学并没有一下子被充分认同，比起梁实秋、林语堂，曲折得多。就是我这样一个人，也有一点跟不上形势。记得钱锺书的《围城》已经拍成了电视，在一段时间我对《围城》还是有所保留，甚至在香港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围城》为什么没有进入经典之列？为什么呢？在小说美学方面，以这样的文化哲学为基础的小说，和我习惯了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小说，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淡化社会环境，淡化客观条件，强调人生的困惑，人类生存的困境，探究人类生存的悲剧根源在人本身。像卡夫卡那样，情节人物大都是没有具体时代，没有具体地点的我们把这样的小说大致归入现代主义之列。五年以后，现实粉碎了我的论断，《围城》已列入经典我也欣然接受了现实对我的批判。就我这样一个还不算太笨的人，也许还是有一点才气的人，认识到钱锺书的深刻，还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这说明什么呢？钱锺书的深邃。
在这里我可以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了，为什么《围城》要到几十年后才能被人们所接受、欣赏，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思想太超前，从艺术的创作角度来讲，超前了我们现代文学差不多四五十年。直到80年代中后期，在创作上，才由最前卫的作家，有所衔接。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当张辛欣还未引起文坛充分重视的时候，她在《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就提出，男女主人公相爱不能成功，原因全在于女主人公太男性化了“上帝把我造成女人，而社会生活要求我像男人一样！我常常宁愿隐去女性的特点，为了生存，为了向前闯，不知不觉，我变成了这样！”这是女主人公的自白，然而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并不完全是社会逼迫她男性化，而是她的“天性中不肯轻易低头的血性冒上来”，不可控制地拒男主人公于千里之外。这是违反她本人的感情倾向的，她已爱这个男主人公爱到“心里放不下的程度”，但这并没有使她在她所追求的戏剧艺术上对男主人公有丝毫的让步、丝毫的温柔从50年代到80年代，作家的探索恰成鲜明对照，原来是女性以男性化（在政治化劳动化的基础上）发出光辉而到了80年代男性化的女性却陷入了四顾茫然的失落感之中：“我们彼此相隔的，不是重重山水，不是大海大洋，只是我自己！”
使得人们彼此相隔的原因，不是社会，不是自然，“只是我自己”，钱锺书在《围城》里早就提出来了，而我们要理解，却花了50年的工夫。历史真是无情，当年《围城》问世，如石沉大海，赵树理、巴金、茅盾风靡一时，如今历史轮回，巴金、茅盾、赵树理，除了对历史研究有兴味的少数学者，这些作家，失去了白发的爱好者，而《围城》则相反，遍及整个社会的庞大的粉丝团，正在日益扩大。这里当然有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性原因，同时也应该说，有一点偶然的因素。钱锺书很幸运，《围城》拍成影视，由大牌的导演和演员共同演绎，几乎全部主要演员在演了《围城》之后一举成名：陈道明，葛优、吕丽萍，特别是葛优脸上的那种特有的面无表情的冷幽默，恰恰符合了钱锺书的酷幽默的风格。
当然，钱锺书也不是没有局限，有些博士论文，对于这个局限，从政治立场上，从意识形态上考量，批评钱锺书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刻，没有表现出一点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责任感二这个要求可能不是没有道理？但，我又想，如果这样要求的话，就不能光是要求钱锺书一个人，同时也要求同时的作家，如张爱玲而张爱玲是经不起这样的要求的，因为她在抗战期间，大节有亏，和汉奸政权在感情上有一种缠绵。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论述，现在念一下：
张爱玲固然没有直接去当汉奸，但是她的最初的小说大都是发表在汉奸文化系统的“兴亚建国系”的报刊上，并且为这些报刊所捧红，同时，她本人又与当时的汉奸文人柳雨生等交往甚欢。柳雨生则因为敌伪作宣传，抗战胜利后被正式判刑。张爱玲发表文章的杂志，大都是这些汉奸文人的同人刊物。最不堪提及的是张爱玲与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次长胡兰成同居，过了一段“小夫人”的生活。抗战胜利后胡兰成隐娃埋名，匿居温州，张爱玲曾经去看过他。据胡兰成后来写的回忆录《今生今世》中说：“我出亡至今将近两年，都是她（指张爱玲）寄钱来、”另外，报纸上曾经报道张爱玲参加过日本帝国主义者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虽然张爱玲在抗战后声明实际上没有去参加，但是名列此大会者皆汉奸文人，当时她的政治态度，可见一斑。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已经得到海峡两岸中国学者的一致公认但是张爱玲在民族危难关头大节有亏，这也是无可回避的事实作为历史的研究，首先应该尊重事实，不管张爱玲的历史污点多么令人遗憾，但是，在当前的读书界，白发的读者，还是相当多，肯定多于茅盾啊，赵树理啊和张爱玲相比，钱锺书在民族立场上，要坚定得多，同样拥有大量白发的读者群，比当时民族大义自觉性很强的作家，有更多的读者。这一点，很值得我们考虑。我认为那些博士生们并没有抓住钱锺书的要害。他真正的思想局限，是他的男性立场。这一点，早在9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90年代我在香港的报纸上这样写过：
最近在移到香港出版的《今天》1993年第2期上看到了一篇论文：《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作者倪文尖经过相当细致的分析后得出结论，在钱锺书的《围城》中，作者不自觉地流露了某种男性沙文主义。在整个情节构架中，以一个男性为中心，在他的周围设置了四个女性。第一个女性鲍小姐是主动以肉体引诱了方鸿渐。第二个女性苏文纨则是单相思，不过是方鸿渐并不认真的情绪宣泄的工具，同时又是引出第三个女性唐晓芙的“结构性工具”、至于第四个女性孙柔嘉，则既无鲍小姐之肉欲引诱，又无苏文纨世俗的社会地位的优势，更无唐小姐的天真纯情，而是以她善于装傻，满脑子鬼主意取得了对男人的控制。因而倪文尖先生认为，《围城》并不完全像作者所说的那样表现为一种人生的困境，没有实现愿望的要努力实现（城外的人要攻进去）。而实现了愿望的又要冲出来（城里的人要突围），而在全部情节和叙述的视点背后都在显示：一个男人被女人“围”进城的故事。
倪文尖先生用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策略，对《围城》作了叙述学的分析，无疑是很独到的。他比之那些满足于用女权主义、叙述学的术语来自炫，来吓唬老百姓，来输出文化自卑感的同行们，是有才气的。不管怎么说，倪先生多少有一点自己的发现，多少进入了一些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的朋友们无法达到的某种深度。
但是，倪先生在根本上还是没有摆脱当前引进西方文论过程中令人烦恼的生搬硬套的倾向。倪文尖说，作者在方鸿渐周围安排了四个女人去包围他，是男性沙文主义，那么在同一本书中，换一个角度看，在苏小姐周围不是也可以说安排了方鸿渐、赵辛楣，还有跑龙套式的曹元朗和董斜川吗？对鲍小姐用侧面有限视角写她的放纵，被倪文尖先生斥为剥夺了鲍小姐的“话语权”，那么用侧面有限视角写了一见女人就色迷迷的李梅亭，这难道也是男性沙文主义的视角吗？如果要讲男女平等，为什么不可以说钱锺书的潜意识中还有女性沙文主义的积淀呢？至于说，所有女性都被作者男性眼光加以审视，成为男性性感受的对象，这就更片面了，既然是写男女关系的，不从男性视角观女性，难道可以设想，从绝对中性的视角表现，会更有艺术感染力吗？再说，连物理学上都没有“绝对中性”的仪器，小说中难道可以想象“绝对中性的视角吗”？
其实，当时我的这篇文章写得有点浮躁，没有抓住要害。其实，钱锺书，最大的局限，就是他反复提示的，结婚以后对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还有杨绛女士特别提醒的，结婚了以后，发现对象并不是“意中人”。这句具有纲领性的话语，就是中性的命题。但是，小说中的形象，却不是中性的。在小说的主轴线上，读者只看到孙柔嘉从一个会装傻的弱者，结婚以后变成了一个泼妇，却没有看到方鸿渐结婚以后变成了一个男性沙文主义者。根本原因在于，小说从头到尾都是以方鸿渐的视角展开的。如果小说从孙柔嘉的视角来展开，则可以预期，变得不可理喻的将不是孙柔嘉，而是方鸿渐。表面上，结婚以后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中性的，实际上这个变坏了的人是女人，不包括男人。
不过如果要这样要求作者，那就相当可怕。为什么？因为那就意味着，要强迫钱锺书作变性手术。（笑声鼓掌声）
我的独白太长了，接下来把时间留给在座的同学，我们来对话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