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觉得，不管是余杰，还是余开伟强迫余秋雨忏悔，都没有什么意思，只有媒体在炒作中得利。但是，后来一想，这里有个理论问题。就是余杰和余开伟有没有权利要求他人忏悔。这个是一个学术问题。我认为他们没有权利。“忏悔”这个命题，出之于两个地方，一个是《圣经》，一个出于我们儒家文化经典。从基督教文化来说，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就是“原罪”，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先是夏娃吃了智慧果，亚当听了他老婆的话也去吃了智慧果，后来被上帝发现了。亚当一吓，果子就撑在喉结里了。这个喉结在英语里叫什么？叫“Adam's Apple”，亚当的苹果。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的话，所以被驱逐出这个伊甸园。从基督教文化来说，每个人都有“原罪”，都应该忏悔。因而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强迫别人忏悔。《圣经》里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兄弟啊，你不要因为看到别人眼睛中有刺，就忘掉了自己眼睛中的梁木二”就是说不要以为看到别人有错误、有罪，就忘掉了你自己罪过更大。所以说，忏悔是不可以强迫的，这是第一。第二，忏悔是完全自愿的。向谁忏悔呢？向上帝忏悔。不是向余杰忏悔，因为余杰不是上帝，是吧？（众答：是。）这是不用证明的，是吧？（众答：是。）那么，上帝不在场，只能向上帝的代表忏悔，代表是谁呢？神父。如果到过巴黎圣母院的话，你可以看到坐在神龛里的穿白衣服的神父，随时随地接受人们的忏悔，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金发女郎跪在他面前。神父有权利听忏悔，同时有义务保密，保护人的隐私，忏悔是不公开的，而余杰却强迫人家公开忏悔，这从基督教文化来说，是野蛮的。对不对？（众答：对呀。）第三，天国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忏悔的，包括临死，最后只剩下一口气。一辈子都不听上帝的话，到临死了，剩下一秒钟，还来得及忏悔，上帝还可能给你进天堂的门票，请你吃糖果。强迫人忏悔是违背上帝意志的。
从我们儒家文化来说呢，儒家要求君子要自我反省，自审。“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反省自己在道德上没有忽略掉的缺陷，这完全是自由的，是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是一种自觉，一种真诚的精神的升华，如果是被人强迫的，就失去本意了，就可笑了。可惜余杰在振振有词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可笑。（众笑声）
强迫人忏悔是文明的倒退。“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可以任意勒令某某人交代罪行、请罪，有时还是跪着请罪，是极端野蛮的，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贬损。余杰这一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年龄还很小，但留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胎记，那就是以为自己最高尚，别人最卑污。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后来四川一位作家发现，余杰的这篇文章完全套用他在《四川文学》上发表的文章，整个结构都是一样的，用的材料也是一样的、余杰从此沉默，他不再谈忏悔的事情，我就非常同情他、可怜他了，强迫忏悔者本人，就应该忏悔，这是明明白白的真理，但是，我反对强迫余杰忏悔。我的耐心是充分的，因为他还年轻，距离最后一口气，最后一秒钟还远着呢！（大笑声、鼓掌声）这是第三。
如果严格说讲忏悔的话，该忏悔的人还多了去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现代作家，除了鲁迅全部被打倒，当代作家呢，通通被横扫了——但是，有一个例外，那时有一句谚语，叫作：“放眼望文坛，举国一浩然。”只剩下一个“浩然”，你们知道这个人吗？他是北京的作家，他有一本长篇小说《艳阳天》出版在“文革”前夕，应该说还是很有点文学价值的。“文革”开始以后，他就顺从了“四人帮”创作原则——叫作英雄形象“高、大、全”的原则，写了一本《金光大道》。他是被江青看重的。那时，他那个红法，大大超过了余秋雨一整个文坛都是牛鬼蛇神；整个中国，就剩下浩然成了作家的样板。到“文革”结束以后呢，按照余杰和余开伟的逻辑，就有人问：“浩然，你为什么不忏悔？”浩然说：“我就是不忏悔，我写作的一切我从来不忏悔，我做了美好的回忆。”这么一来大家就都傻了，都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也没有人去纠缠他了。浩然一句话，就把一些道德义士变成了哑巴。
这就很值得研究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很简单，浩然的名气没有余秋雨大从传媒来说，浩然炒起来，炒不热，炒不成一个文化事件。余秋雨则是一个文化明星，名气大，一炒就是一个文化大事件，新闻效应很大，商业效应可观。这样，余秋雨就成了一块大肥肉，参与炒作，多多少少总会沾一点油水。骂名人成名快，炒余秋雨实际上是炒自己，抬高自己的道德形象。表面上很是冠冕堂皇的文学批评，实质上，有些卑污的东西。（掌声）
从余秋雨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批评，一种是严肃的学术批评，那是非常严肃的批评和解剖，这样的批评，一般是在学术刊物上的。可惜的是，这样的批评极少。第二种，虽然同样是文学批评，但是，大都是在报刊上的，可以叫作传媒批评，一些市民报纸，或者说大众报纸，巴不得每一天有事件，没有怪事，就制造风波，夸大其词，把小事炒大。炒作的目的是吸引眼球，达到经济的目的，这就叫作“眼球经济”。最能引起广泛关注的，莫过于名人，尤其是明星，所以报刊上充斥着体育界、娱乐界明星的绯闻、逸事。从传媒界来说，有票房价值。一般的作家、学者即使有些新鲜事，就是炒，也炒不出广告效应来。因为，名声仅仅限于文学界、学术界。浩然那么顽固，为什么没有道德义士去谴责他，强迫他忏悔？因为名声不够大，一般读者对浩然没有多少感觉。而余秋雨却不同，我在一开始就说，他不是一般作家，他是一个文化明星，同样一件事，发生在余明星身上就值得大炒特炒。这样余秋雨的一切就成了新闻热点了。你看余秋雨又娶了一个老婆，很漂亮，是个很有名的演员。你们知道吗？叫马兰。歌星影星的隐私是炒作的好料。哪一个和哪一个恋爱了，哪一个在咖啡馆里吻了谁一下了，哪一个婚变了，哪一个怀孕了，都三个月啦……从学理上看有什么学术价值呢？没有价值，但是余秋雨和马兰结婚就有眼球经济价值。非常漂亮的黄梅戏女演员又看中了余秋雨，结成了秦晋之好。很能让一些人感到欣慰，感到有趣，感到羡慕，而且可惜的是，只是羡慕而已的。（大笑声）这就是传媒的价值之所在啊！还有一件事，据说余秋雨，因为他宣扬深圳文化，深圳送他一套别墅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炒起来再说，后来证明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报纸的吸引眼球的总量，就是广告的总量，却大于那些埘他有成见的人士做文章的稿费的总量。这个公式，是并不太复杂的啊！（大笑声）
当代传媒学有一种理论，就是文学作品和文学作品引起的事件相比，事件比之作品更有价值。这叫作“文学的事件化，或者新闻化”。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引用一下青年学者管宁的话：
……而在消费社会，大众传媒具有的话语权力……当一部作品与一系列的事件、报道和评论联系起来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时，人们的关注点通常被种种与作品相关的新闻报道所吸引，而对作品却往往不甚了然，这就是炒作机制的根源。炒作性的批评话语是专制性的，尤其是恶性炒作，是不讲理的，传媒杀人是不眨眼的、杀人是不见血的，吃人是不吐骨头的，（掌声）是不为被炒杀了作家负责的。传媒是不管余秋雨死活的。（掌声）你死了，它炒作一次，它感到可惜的是，这是最后一次了。（掌声）巴不得你再活过来一次，因为，它又可以炒作一次。（掌声热烈）这是传媒的生存之道。这种生存之道和文学的生存之道是矛盾的。不要被传媒炒作弄昏了头。
不能忽略的是，余秋雨的所谓忏悔问题，其中有个体制问题。当时的权力话语体制中，只有一个声音是合法的，神圣的，余秋雨那时才20岁，“文革”结束的时候才30岁。当然，他当时如果能先觉先知，超越唯一神圣话语体制，用另外一种话语讲话，像林昭、张志新那样，那当然是最英雄的，但是，如果余秋雨不是英雄，就没有资格创造文化散文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全国作家，没有像林昭、张志新那样崇高，还能不能有颜面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让一个小伙子来负责是不是太苛刻、太凶残了？换个角度思考，当时领导余秋雨的，比余秋雨地位高得多的，有些人现在还在领导岗位上，有的还很开明，为什么余杰不站出来，要他们忏悔？为什么没有人向领导余秋雨的人提出：“你为什么不忏悔？”这就是传媒批评的怯懦和凶残，这就是传媒道德批评的不道德。（掌声）那些权力人士，当时他们讲了什么话，压制了、损害、摧残了什么人——肯定比余秋雨严重——没有一个人去追究。不去追究当权者现时的道德水准，却热衷于追究一个小青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才24岁——要他来负责，这不是太不像话了吗？（掌声）当然，我们并不主张这样做，因为，那脱离了历史语境，脱离了体制来追求个人的责任，是荒谬的。这里不仅仅是传媒的体制问题，而且还有我们“文化性格”当中阴暗的东西，对文人是非常苛刻的，但是对决定文人命运的权力却非常宽容，甚至于麻木，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余开伟和余杰的对余秋雨的声讨、逼迫，我觉得，表面上是场闹剧，实质上，是一场悲剧。
当然，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对他的攻击也不是说一点道理没有。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余秋雨对待批评的态度，一直是不明智的。应该说，他基本上是拒绝一切批评，包括善意的、建设性的，他不是避重就轻，就是强词夺理地反击，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就是倒打一耙。我这样说有根据的他的书畅销以后，出现了许多盗版。看来他很恼火，他在《霜冷长河》出版前夜，就写了一篇致渎者的公开信，把对他的批评一棍子打成是盗版商的“合谋”。我是非常喜欢余秋雨的散文的，那一年鲁迅文学奖散文奖，没有给他，我还写了文章，说，不是余秋雨需要鲁迅文学奖，而是鲁迅文学奖需要余秋雨。但，对他这种倒打一耙的做法十分不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文化人格上有弱点。他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能想象自己任何一根羽毛有污斑。其实在那“十年浩劫”期间，污泥浊水飞溅，任何人身上都免不了沾上污泥，承认这一段历史，只能显胸怀坦荡。余秋雨却一直诡辩。反而让人觉得他，怎么说呢？用什么词语呢？虚伪，好像太严重了，虚假，对，虚假！在这方面，他做人有点让人觉得，他宁可要虚假的干净。其实是自我欺骗，其结果是自我折磨。（掌声）
表面上，他和那些死揪住他不放的人针锋相对，但是，实质上，二者在预设的前提上，几乎是一致的。攻击他的人的前提是，你是文化人，你就应该道德上绝对完美，你的学问就不应该有任何错误。一旦发现了错误，哪怕是鸡毛蒜皮的错误，就是十恶不赦的罪状、余秋雨在明摆着的错误面前，死不认账，其潜意识里，也是一样，我是文化大家、大师，我的一切都是纯洁无瑕，冰清玉洁的，一切错误发生我身上，都不可想象，但有污点，哪怕是用诡辩的手段，也得把它说成是清白。其实，人就是人嘛，连孔夫子，孙中山、毛泽东都有错误，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何况你余秋雨！何况余秋雨的那些个错误，还是历史的错误。历史的错误，就是历史的局限性，不管怎么说，主要是要由历史来负责的，你余秋雨，就是要负责任啊，你也没有资格啊！（掌声）
三、是“硬伤”还是“软伤”
这并不是说，余秋雨只有历史的局限，就没有个人的错误了。有的，那就是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硬伤”问题。
余秋雨的散文基于一种文化历史的批判，塑造着一种文化性格，他把诗性的激情和文化历史的智性深思结合了起来，他以这种创造，开辟了文化散文的一代新风，在当代散文的发展上，功不可没。可是他的文化历史资料却有好多无可争议的错误，在学术上叫“硬伤”。“硬伤”的意思不外两点：第一，是局部性的，细小的，但是又是要害的；第二，这种错误是绝对的、无可争议的，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经过全国多少批评家，起码几十位，好多年的努力，2003年到达高潮，金文明先生出版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辩》，据他说，硬伤高达120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