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余秋雨的局限
余秋雨从个人气质来说属于情感型的，他抒情有一种自发的倾向，而作为一个戏剧理论家，他所受的学术熏陶，又使他习惯于超越时问和空间，作理性的概括。当然，在理性的修养方面，他不如周国平，但是才情方面他要比周国平高得多。但是要把诗情、智性和历史的信息和谐地结合成在一个升华了意象和深化了的话语中，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整篇完全被动地写历史而窒息了诗情的，在学者散文中是并不罕见的，远的如周作人后期的散文，近的如潘旭澜的《太平杂说》。这种遗憾在余秋雨比较少见进入纷纭的历史资料，而不为史料所役，能用自由的想象和深邃的理性去驾驭，须要真正的大才气，几乎写每一篇比较大的散文，余秋雨的才气，就受到一番考验完全失败的比较罕见，但是局部陷入被动则不难发现，例如在《十万进士》中，有些介绍历史背景的文字，就暴露了余秋雨自己也都引以为戒的“滞塞”。许多作家，写大文化历史大散文时，最忌的就是“滞塞”，梁衡写辛弃疾的《把栏杆拍遍》之所以不大成功，就是因为客观的史料压倒了主体的情感。
就是情感、智性、历史三位一体，比较统一的作品，要达到和某种文化历史诗性平衡也很难，余秋雨艺术的成就也是不平衡的。他好用一种统一的意象来囊括一个名胜古迹的众多不同时代、不同流派和历史文化。他追求不但在外部意象上，而且在内在的意蕴上，用一根思想的线索把纷纭的信息贯穿起来有时，难免显得有点勉强，例如用“女性文明”和“回头一笑”，来笼括海南上千年的历史文化，是并不十分自然的。这也许就是他自己常常引以为戒的“搓捏”，也就是牵强。
诗情和智性在历史中统一，三者的结合部、临界点是非常惊险的。这三者之中，他最不能离开的是诗情，因为这是在他心灵里现成的。但是过分发达的情感因素，不免有失去控制的时候，这叫他的审美追求就窒息了他的审智追求，就不但有一种滥情的苗头，而且派生出一种“滥智”的败笔。比如，出于对家乡的偏爱，他竟然把同乡张岱的《夜航船》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相提并论，这就不是个体的诗性逻辑所能解释的了而历史资料是无限的，绝对不是现成的，对于每一个人物和景物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他的文化意象成熟度，要达到话语深化的自由度，更是一种艰难的攀登正是因为这样，他不能像朱大可先生他们期望的那样，放弃诗情，做一个以无情为特点的现代（派）散文家。
中国现代散文，从五四以来，主要靠三个要素，一是抒情（诗性），一是幽默，一是叙事（戏剧性的和冲淡的）。据周作人说，其渊源主要是中国的明人小品，据郁达夫说还有英国的幽默散文。长期以来我们的散文就是在这三种要素和两种渊源中发展，此外就是鲁迅的社会思想批评杂文，基本上是审智的，并不完全是审美的值得注意的是，在5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上，诗性的抒情和智性的概括是分裂的。正是因为这样，我国现代艺术散文的思想容量非常有限，新时期以来，当代散文艺术比小说和诗歌相对贫弱是不争的事实。
余氏的散文，在这历史的难题面前应运而生他在当代散文史上的功绩，就是从审美的此岸架设了一座通向审智的桥梁，但是这座桥是座断桥，他不可能放弃审美，去追随罗兰·巴尔特写作不动情感的被认为是后现代的散文，他连香港作家也斯先生那样的不动声色也做不到，他更不是南帆，他不可能撇开情趣，更无法把无情的理性变为理趣。因而他只能把现代派的散文，把南帆、也斯和罗兰·巴尔特当作彼岸美好的风景来观看，同时也为在气质上和才华上能达到彼岸的勇士们提供已经达到河心的桥墩。
关于这南帆和余秋雨的距离，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按照传统的写法，以我们福州为例，四面郜是山，是个小盆地，只有南面一个缺口。有一个从苏州长大的作家叫唐敏，后来在上海，后来到了福州。她在一篇散文里讲福州四面是山。福州人习惯了一抬眼就是山，因而福州人是典型的“山里人”，这“山里人”是双关。如果把福州四面的山拆除掉，福州人会感到不舒服。不舒服到什么程度呢？好像自己的衣服给人扒光一样。这是一种抒情的、幽默的写法，一种调侃的写法用南帆式的冷峻的写法怎么写呢？他说，山，我不稀罕，我坐在房问，围着福州的四面的山，探头看我，谛听着我，我习惯了山围绕着我，我不能设想，有朝一日，城市像滑板，山沿着滑板一下滑到海里去、这时我就想，没有了山，太阳和月亮怎么办哪，它往哪躲呢？这就是比较冷峻的写法，也就拒绝抒情的写法。你想想如果抒情，城市和山滑到水里去了，那么要我想呢，首先想，孩子、老婆怎么办？自己呢老命还能保住吗？是吧，但是一个冷峻的作家他是无所谓的，说这个太阳月亮没地方躲了，他觉得没法想象，这是冷峻的散文家，是很酷的。或者是以酷取胜的。
再举个例子，南帆写人的躯体，他说人躯体就是人的自我的界限。在这个躯体之内就是我，躯体之外就不是我。没错吧，所以一般的人都认为这个躯体是卑贱的，灵魂是崇高的。但是他认为呢，这个话值得研究、从另一方面讲，躯体是非常庄严的，为什么？因为人都要把自己躯体用衣服给包起来，不给别人看，特别是不给别人摸，从这个意义上说，躯体是自私的。但是人的思想不一样，精神产品写成文章，写成书法，允许别人看的，巴不得给人多看，而且允许别人摸，随便摸。这样的，精神、灵魂是无私的。但是，如果夫妻两个，小两口或者是爱人，那就不一样了，躯体公开化，互相抚摸，原文是“互相进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说，躯体是无私的。一旦人没有感情了，那原来的恋人或者对象，互相之间不在乎摸自己书、电脑、手提袋，但是不能碰身体。一旦去碰身体的时候，就尖叫起来：“不要碰我。”（笑声）如果没有感情了，互相还摸，那就是娼妓，如果说没有感情还允许人家摸，那是按摩师，那是职业性的。
这样的散文，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地，是放逐抒情的，完全是以智取胜，以酷取胜的。而余秋雨就酷不起来。一些对余秋雨酷评的人士实际上是以南帆的酷为准则，要余秋雨像南帆一样酷，其实让余秋雨写作南帆一样酷的散文，那等于是要了他的老命。（大笑声）
但是很可惜，我们中国南帆式的散文家还比较少，就我的观察，现在有一代年轻人正在成长，正在以这种路子前进，我把他命名为“迟到的现代派散文”。但是，目前还不成气候，也就是不成流派。那余秋雨的历史地位在哪里呢？就在于他帮助我们突破了那个抒情的围墙，已走到了河当中搭了几个桥梁的桥墩，往后看他走了很大一段路，往前看他还没达到南帆，所以说从前面回过头来说你是滥情，从后面看是很深沉的智慧。
按：上面是2004年的讲话记录，当时南帆的作品还没有充分引起关注、到了2007年，南帆有了新的发展。南帆和余秋雨的差异，就特别明显了。以下是我的一个短篇评论。
读南帆，知余秋雨：——读南帆《辛亥年的枪声》想到关于余秋雨的争论
余秋雨的出现，引发了散文界一场大争论，除了所谓文史知识的“硬伤”以外，关键在余秋雨的所谓“滥情”。持这种说法的人士相当广泛，显然，有不够公平之处。如果把余秋雨的散文当作“滥情”的标本，则许多名家很难逃“滥情”的恶谥。问题可能并不在余秋雨，而在读者。不是说，一千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余秋雨。
一般的读者，厌倦了流行的、老套的自然景观诗化的赞叹，一见到余秋雨的情智交融，自然而然感到耳目一新。而另一个层次的读者，受过西方现代和当代文学熏陶，他们的文学趣味重在智性，在文学中追寻人生哲理的阐释，在他们看来是最高境界，因而，对于抒情持某种拒斥的立场。对于余秋雨散文中的抒情成分，自然十分厌恶。两种读者事实上是代表着两个时代，两个流派，文学鉴赏经验和趣味相去甚远，争论起来，有如聋子的对话：
批判余秋雨滥情的人士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很少举出超越滥情之作，就是勉强举，也只是顺便提提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毕竟时代距离遥远，又不是典型的散文。站在两派之间的读者多少有点摸不着头脑。超越审美的、审智的散文在当代世界文学领域中比比皆是，如罗兰·巴特《埃菲尔铁塔》说的就是一个道理：“伟大的无用，”但可惜的是，论争的另一方，并不熟悉，甚至也并不认同其艺术成就。如果能举出我国当代散文，对话的有效性就可能提高。当时，在参与论争的时候，笔者就举出南帆的散文，以他为代表的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超越抒情，冷峻地审智，以突破话语的遮蔽为务。但，七八年前，南帆的散文还不具有经典性，此论并未引起注意。可喜的是，事到今天，南帆的散文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获得了《人民文学》的大奖以后，又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有了南帆这样的成就，再来看余秋雨的评价，就不难把问题的要害弄清楚。
南帆不像余秋雨那样关注自然风物，就是写也很少赞美。能与自然景观挂上钩的，可能就是那篇《记忆四川》，他也正面写到了三峡，也有些“雄奇险峻，滩多水浊，朝辞白帝，轻舟逐流，涛声澎湃”的词句，但是，他似乎并不怎么为之激动，他关注的是：“李白遇到的那些猿猴还在不在？”等到出了三峡，两岸平阔了，“江心的船似乎缓慢地停住了”。这时，如果要让余秋雨来写可能要大大激动一番了。可是南帆却这样说：“这时，不用说也明白，四川已经把我们吐出来了。”就是日后翻阅日记，在回忆中，也并未被美好的山河所激动，所有的感想，那些文字中，实在读不出什么，仅仅是一个证明，“证明我的确到过四川”。从这里，可以想象出欣赏南帆这种“酷”、这种冷峻的读者，读余秋雨那样的诗化主导的思考，是个什么感觉？
南帆在另外一方面也和余秋雨很相近，也喜欢写人文景砚，但是，在余秋雨那里人文历史的价值是神圣的，充满了诗意的，而在南帆这里，历史固然有神圣的一面，但是，他却冷峻地怀疑神圣中有被歪曲了的，被遮蔽了的他以彻底的权力话语解构和建构的精神，来对待一切历史的成说。他在《戊戌年的铡刀》中，并不像一些追随余秋雨的、年纪并不轻的散文家那样，把全部热情用在烈士的大义凛然上。也许在他看来，文章如果这样写，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思想了，他显然受到福柯的影响，用了一些笔墨考证豫斩那样酷刑。当然，他才智发挥得最淋漓的地方，却在写六君子中的林旭。为什么要选中这个人，因为是他的同乡？也许，更重要的是，林旭和林琴南有过联系如果林旭不是二十三岁就牺牲了，而是活到七十岁，那就是他的明友林琴南的年纪。英雄林旭会不会变成五四时期另外一个林琴南呢？他还指出，陈独秀也只比林旭小四岁，鲁迅只比林旭小六岁，他的笔墨不在抒情，而在睿智的深思：谁会成为现代知识分子，而不是古代的士人，是不是必然的呢？是不是也有偶然的因素呢？林琴南如果不是因为新娶了一个娇妻，贪恋闺房之乐，而是随着林旭一起上北京，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变法烈士呢？南帆得出的结论是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迷宫，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林琴南的一个学生林长民，在今人的心目中，他的重要性只是福州美女林徽因的父亲，然而，事实上，他的最大功绩却是第一个在报刊上发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屈辱的消息：“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时在五月二日，五四运动之所以在五月四日爆发，和他的这篇文章的关系是很大的，比他是林徽因的父亲不知重要多少，但是，至今却湮没无闻。读者可以想象，如果是余秋雨，他可能把这样的事情当作一个遗憾来作高强度地抒情，而南帆却由此而上升到对形而上学的思考：“我的叙述如此频繁地使用‘历史’一词。然而，许多时候这仅仅是一个大而又空洞的大字眼，一旦抵达就会如同烟雾一般消散。”从把散文当作抒情艺术的人士来看，南帆好像不像是在写散文了。然而他的确是在写散文，不过，他不是在写传统式的、余秋雨式的审美散文，而是写另外一种散文，在这种散文里，不是把审美情感放在第一位，而是尽可能把审美感情收敛起来，使之与智性的审视结合起来。他是在运用他的学理来感觉历史。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接着说：“其实，我看不见历吏在哪里，我只看见一个个福州乡亲神气活现，快意人生。有些时候，机遇找了上来，画外音地成全了他们，另一些时候，他们舍命搏杀，历史却默不作声地绕开了。多少人参得透玄机？”相信欣赏过余秋雨的读者，再来读南帆，而且真正读懂了他的追求，就不难发现，南帆和余秋雨的思想和艺术的距离，不是地理的，而是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