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演说经典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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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换眼看幽默和雄辩:“他圆其说”和“逻辑错位”(6)

梁实秋先生就模仿这种“不亦快哉”的笔法,在《来台以后十二大快事》中,一连写了十二个“不亦快哉”。梁先生毕竟是绅士,并不模仿金圣叹的自我暴露,而是继承他的自我调侃其中有写到地上满是甘蔗渣的,不过梁实秋先生不是暴露世人的不知环境卫生,而是转而作自我嘲讽:烈日之下,口干舌燥,遂于路旁小摊之上,随手购得甘蔗一支,随嚼随吐,既可立解口渴,又可为扫地者创造就业机会。“不亦快哉!”林语堂也有《不亦快哉》之作,不过不如梁实秋的潇洒:自此“不亦快哉”之风,遂风行海内,绵延不绝。李敖作《不交女朋友不亦快哉》、《不讨老婆不亦快哉》,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以玩世的姿态写他的愤世之情:

得天下之蠢才而骂之,不亦快哉!

仇家不分生死,不辨大小,不论首从,从国民党的老蒋,到民进党的小政客、小瘪三,都聚而歼之,不亦快哉!

在浴盆里泡热水,不用手而用脚趾开水龙头,不亦快哉!

逗小狗玩,它咬你一口,你按住它,也咬它一口,不亦快哉!

以快速放领袖万岁歌,以慢速放蒋经国演讲电影,看了笑不可仰,不亦快哉!

看淫书入迷,看债主入土,看丑八怪入选,看通缉犯入境,不亦快哉!

拆穿柏杨,指其忘恩负义,且为“丑陋的中国人”,不亦快哉!

李敖虽然不满柏杨,但是其幽默和柏杨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不怕丑加不怕赖,故意把自己写得很不堪(看淫书)、很顽劣(以快速和慢速放影碟)、很任性(和小狗咬来咬去)、很散漫(用脚趾开水龙头),然而就是在这种率性和顽皮中,显示了他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原则性和坚定性,以自己的藐视世俗的姿态而自豪他的幽默好在亦庄亦谐,以极谐反衬极庄。人说李敖演讲很强,但是,李敖还是怕场面不够火爆。他在北大演讲,说他演讲最怕碰到三种人:一种就是下决心不鼓掌的人;第二种,演讲过程中老上厕所的人;第三种人,是上了厕所不回来的人,他一说,底下就给他鼓掌了。这是幽默中的自我贬低、把自己说得挺可怜,人家不爱听,借上厕所为名,溜号。不怕丑,不怕人家说你演讲很“菜”。就笑了,人家就更觉得你可爱了。

上个世纪末有四川文艺出版社两编辑,发起《不亦快哉》征文,海内不乏名家响应,然而大多缺乏自我调侃之胸襟,且又无导致荒诞的气魄,惨不忍睹者有之,令人哭笑不得者有之,只有贾平凹先生的散文集《长舌男》中之《笑口常开》可谓得金圣叹之神髓,摘其一如下:

入厕所大便完毕,发现未带手纸,见旁边有被揩过的一片脏纸,应急欲用,却进来一个蹲坑,只好等着那人便后,先走。但那人也是没有手纸,为难半天,也发现那片脏纸。如此相持许久,均心照不宣,后同时欲先下手为强,偏又进来一人,背一篓,拄一铁条,为拣废纸者,铁条一点,扎去脏纸入篓走了。两人对视,不禁乐而开笑。

自我调侃之要诀乃尽写自我之尴尬,越是把自己写得傻乎乎,越是显得心胸开阔坦荡,天真无邪之可爱,也就越是可笑。

如果说抒情以情为美,以智为美,而幽默则以“以傻为美”,“以痴为美”有志于在幽默谈吐方面自我磨砺的人,一定要明白,幽默最根本的性质是宽容、超脱地看人,看己。对人世间的纷争当然不是无原则地忍让,也不是以宗教的眼光把生活看得很虚无、不是鲁迅所反对的把刽子手的凶残化为大家的一笑,而是以更为宏观的历史眼光,从时间上、空间上拉开距离,再看眼前琐事,就觉得大抵是被狭隘的、一时的情绪束缚了,不值得过分执著,过分拘泥,这样就可能达到某种哲学家的高度用历史的、哲学的眼光驱除胸中的俗气,在想象中,站在时间的远距离上回顾眼前的冲突,就不难变得宽容,变得博大,也就易于把褊狭、意气用事的情绪淡化乃至净化,在精神上达到比较纯洁的境界,这无疑是自我磨炼的必要基础。

没有这种境界,或者对这种境界绝对无知,最多也只能成为半吊子的滑稽家伙、活宝,永远也养不成自然的幽默气质。

我再举一个我家里的例子:还是十几年前,女儿在念小学,那个时候是要考试才能进重点巾学,考不进重点初中这个事情就非常严重,一个是念大学就没希望,一个是我这个面子也完了。其实我女儿的成绩不错,每次考试的成绩都九十二三分,往往不过几十四,我觉得蛮好的。我在念四五年级的时候考八十几分就满意了,就觉得没有必要考那么高的分数,要那么高分数干什么?又不能当糖果吃(笑声)但是我太太不满意,数落女儿:“不考一百分,九十几分点可以。”本来我就有一种雄辩的冲动,但是,在家里,和女人辩论,无非是两个结果:第一,是赢了。这没有什么光荣,但有一个后遗症,那就是马上就没有现成饭吃。第二,是输了,自尊心受到打击所以每逢太太骂孩子,我总忍着不知怎么,谴责的对象由单数的“你”,变成了复数的“你们”。

长期忍无可忍了,有一次终于爆发了,孩子考了九十二分,她又开始“你们”起来的唠叨。我说:“好吧,孩子成绩是不大好,那我们研究一下这个原因吧。”她说:“对,我们该认真研究一下原因了,”她说什么原因?我说:“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老师教不好。”太太还是比较善良的,不能说教师不好,人家邻居的孩子也有考一百分,九十九的呀我说:“那第二个就是我的孩子脑袋笨”她说:“是吗?”我说:“脑袋笨也有两种可能的原因第一种就是阁下的遗传不好,比较笨”她说:“不可能,我是很聪明的”我说:“这是事实剩下就是第二种可能了,我比较笨,”她说:“那还差不多”我说:“既然这样你就不要怪孩子了。孩子的父亲是谁给她选的?想当年你如花似玉,背后跟着一个连队,鄙人是最后一名,你满院子拣瓜,拣的眼花,拣到最后,拣了个傻瓜!(鼓掌声、大笑声)你不怪你自己还要怪她!”她就像花一样开始微笑了。(更大的笑声、鼓掌声)

在这个过程中,我表面上,是用了讲雄辩的技巧第一,雄辩就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拿出来,有利于我的,她笨,是她不好;不利于我的,“我笨”,也是她不好第二,实际上我的“雄辩”里面包含着一点诡辩,由于诡辩带来一点幽默,为什么?因为我把可能性简化了,省略了好多的可能性,大前提里面有虚假的成分孩子学不好的第二个原因,是父母遗传不好,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她不用功或者方法不对,这个就省略了。第三,说这个孩子头脑笨有两种可能性,不是父亲笨就是母亲笨,不是这样简单的,同样的父母生下来的孩子有的笨有的聪明。我家里就是个证明,因为我大姐的头脑就跟我成反比,她念小学四年级就念了四年,念到我到四年级和她同一个教室遗传密码是很复杂的,我把它简单化了,我就把她骗过去了。用雄辩的形式和诡辩的前提,同时也用了一点幽默幽默在哪里?首先,把她美化一番,说她当年如花似玉,后面跟着一个连队,她马上面带笑容如花一般;其次,把自己“丑化”了一番,也就是自我调侃了一番我头脑很笨,从最后一名变成第一名。借助把自己说得很差劲,把她引导到当年如何被我迷住的记忆中去,就把她解放了。(大笑声、掌声)

九、悲天悯人的高尚境界

这就说明我们在人际交流的时候得有一点机敏,该跟你讲原则的时候讲原则,跟你辩到底,当原则讲不下去了的时候,那就不要死心眼,来点幽默。讲一个古典的例子:在私塾里面,老师打瞌睡了,醒来以后学生就调侃他:“老师你刚才干吗了?”老师说:“我刚才去见孔子了。”学生也不去揭穿他,也伏在桌子上呼呼大睡。老师大吼:“干吗?”学生说:“我们也去见孔子了。”老师说:“见孔子,孔子跟你讲什么话?”学生说:“孔子说,‘他刚才没见你’。”一般老师讨厌学生上课打瞌睡,我学过点幽默学,我对学生上课打瞌睡一般不会批评,我比较同情他们我自己也有过上课打瞌睡的经历。我有一次大概是在80年代初期,天气比较热,上课上到三四节,那个时候也没有电风扇,就有学生打瞌睡了,很放肆,还发出鼾声来。装作看不见、听不见是不可能了,这个时候只好来点幽默。我说:“哎,各位同学,现在有位同学发出来美妙的音乐,你们知道我现在怎么想吗?”学生笑了,说都不知道,我说:“我觉得这是这个同学对我的最大信任。”学生问:“为什么?”我说:“他敢于在我面前打瞌睡,他是对我人格的信任。因为他拿准了我也不会给他小鞋穿,不会扣他的分数。而且他这一打瞌睡就使我想起了我美好的青年时代。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每逢周四就在教室楼上课,楼底下是幼儿园,每逢上课上到一定时候,幼儿园的学生就唱歌,歌声越是悠扬我眼皮越是沉重,起初我是坐在第二排,为了尊重先生只好就睁大眼睛,后来眼睛都睁不起来,太沉重了。我就想,如果睁大眼睛,让他觉得我是个好学生,那从本质上来说,是欺骗,我还不如小睡片刻。(笑声)睡这么10分钟,到第11分钟我就神采奕奕地、目光炯炯地瞪着老师,对老师就可以坦诚相对了”学生就开始活跃起来,但是这位打瞌睡发出呼噜声的学生还是没有醒,我就说:“我们再来讲个故事好不好?”学生说:“好极了。”突然想起来了淮海战役,在战争打得正起劲的时候,毛主席召开军事会议。毛主席讲话正起劲的时候,底下的将军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有一位将军就发出了豪迈的鼾声,所有的人都紧张得不得了。毛主席不动声色,等到讲完了轮到别人讲话,毛主席非常静雅地走到他身边说:“嘘……讲话轻一点,那边有同志睡着了,”于是大家哄堂大笑,一下把那个同志就给惊醒了。我这么一讲他们就笑起来,他们一笑起来,那个同学醒了。我说:“这个同学已经清醒了,让我们热烈庆祝这个同学像那位将军一样清醒了,大家鼓掌。”

幽默不仅是一种方法,更主要的是一种心态。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境界,把人世间的不如意,看成是人生本身的局限,看到人家的一些毛病和缺点,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自己和那些有毛病的人差不多。那些你瞧不起的人的心理缺陷,你自己其实也未能免俗。有了这样的觉悟,人的心胸就变得博大。

契诃夫成名以后,家中不断有慕名而来的崇拜者。有一天,来了三个上流社会的妇女,她们一进来就力图表现出很有政治水平的样子提出问题:

“安东·巴甫洛夫维奇(按:对契诃夫的尊称),您以为战争将来会怎样呢?”

契诃夫咳嗽了两声,想了一会儿(按:做出很笨的样子),随后温和而认真地说:“大概是和平。”

这是故意文不对题,人家本来问的是,战争的结局,是哪一方胜利,但是,契诃夫却回避了她们的问题,讲了一句毫无意思的笨话,但却不露声色,很放松,做出很认真的样子。

她们又问:“当然啦,可是哪一方面胜利呢?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

“我认为是强的一方胜利,”这又是一句傻话,说了等于没说,不提供任何新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