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有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坏蛋，谋杀了白己的父母，被送往法庭审判。这个坏蛋却要求宽大处理，理由是，他是个孤儿。这是典型的诡辩冈为他的大前提（孤儿），是不能成立的。原因，通常孤儿都是孩子以外的原因造成的，而这个坏蛋，却是自己成为孤儿的原因按雄辩的思路，应该首先惩办他成为孤儿的凶手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这个罪化的理由，表面上还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当然，这不是雄辩，而是狡辩。
一切诡辩在形式上都有狡辩的某种色彩，按照雄辩的逻辑，任何一个命题反过来讲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失败乃成功之母”有没有道理？有啊。“失败非成功之母”有没有道理？有啊。“成功乃失败之母”有没有道理？也是有啊一切的观念在一定条件下，走向反面，这是辩证法。“知足常乐”有没有道理？有啊。“知足不常乐”有没有道理？有啊“愚公要移山”，有道理，讲的是毅力。“愚公就不该移山”有没有道理？愚公太愚了！因为山在面前挡路，就要把山挖掉，这多累呀！你把房子搬到山的那边去不就行了吗？所以说，交流、雄辩，不仅是口语的技巧，同时是思维的技巧一雄辩之道，就是不管怎么讲，正面、反面，都是我有道理。你的道理是我的道理，我的道理还是我的道理。（大笑声）
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道理，当然也就没有绝对的雄辩。就是上面所举的例子，非常经典其中是不是也包含着某种不讲道理的道理。貌似雄辩，实质上诡辩。此话怎讲？那个普鲁泰哥拉的官司。其中有个漏洞，就是二审判决，属于第一场官司还是第二场官司？大法官说，这是第二场。如果我是那个小伙子，我说这是第一场的二审。如果是第一场的二审，那么还是第一场官司输了。大法官就不但不够雄辩，而且还可能有点诡辩。讫辩的特点，就是大前提是虚假的。就是庄子的故事，也有这种漏洞：
庄子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是否快乐呢？
惠子说，你既然承认我不是你，就不能知道鱼快乐不快乐。但是，现在你肯定不是鱼，是绝对不可能知道鱼是否快乐的。
弄到最后，按照郭象的注解，庄子的逻辑是：你的大前提是我不是鱼，你从哪里得知我不是鱼呢？这就是诡辩最不好的形式了，就是极端武断。说服本来是要从双方认同的前提出发，庄子弄到这里，恰恰是不从对方认同的前提出发，我觉得我是鱼，就是鱼。你管得着吗？
八、自我调侃缩短心理距离
雄辩固然重要，还不是百分之百的重要。为什么呢？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人又是情感的动物没有感情就变成机器人了。在辩论的时候，如果光是用理性也不成有时，道理上讲通了，感情上还下来呢？那怎么办？那就顶牛了。顶牛就是动感情，上火了，就有理讲不清了。
在许多情况下，聪明人就聪明在是不完全讲理的，不迷信雄辩的。
贾宝玉和林黛玉讲理是没有用的。林黛玉恼火了，贾宝玉怎么办？贾宝玉不理她，不行，她要哭；那贾宝玉跟她雄辩，更不行！她连理都不讲，还讲什么雄辩；那和稀泥，检讨，行不行？也不行，她还是要哭；干脆把她晾在一边，让她去哭，这个办法对你我，是个好办法管它呢，谁让她不讲理的？把眼泪哭干了，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对贾宝玉不行。因为他爱她，她哭了，他心里疼啊！（笑声）不然，就开门见山，把话说明白吧，贾宝玉只好说：“你死了，我当和尚去”这不是很好了吗？该满意了吧？结果是，林黛玉索性大哭起来：“啊，你就这样欺负我啊！啊啊啊……”（大笑声）这完全是不讲理！不讲理才好玩，才可爱啊光讲理的话，就没爱情了。在座的，特别是年轻的姑娘，我这里提供一个历史的经验供大家参考，当你发现你最挑剔谁，最想找谁顶牛，跟谁不讲埋，就说明有一种可贵的情感已经产生了。（大笑声，鼓掌声）
在交流的时候如果发生障碍，要研究一下究竟是理的问题还是情的问题，是不是恼火了、顶牛了、怄气了，这时候你不要再讲理了，要宣泄，宣泄一下，理顺情绪为先。
举个经典的例子1946年审判日本战犯，当时亚洲各国，还有美国、英国也参加进来，组成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日本法西斯战犯还没开始审判，各国的大法官就吵成一团，为谁坐在主席旁边第一个位置争执不休这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有关国家地位和荣誉。当时指定的庭长就是澳大利亚法官这家伙非常不像话，他想使两位英美派法官（特别是英国法官派特里克勋爵）坐在他的旁边，千方百计地把中国往后排。他最初的提议是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强为中心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是有人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是以中、法、苏、英、美为序的。他又提议说，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照五强居中的安排，可以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但是，这样一来，事情更乱，居中央的是中、加两国以及法国的法官，英美法官反而离开他更远了。这样争来争去，都上了火后来中国法官梅汝墩发言说：“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最重的人居中，最轻的人就往旁边坐了”这话引得哄堂大笑。庭长笑道：“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梅汝璈答：“对对对，我认为这是唯一客观的标准纵使我被安排在最边席，我就宣布辞职。让中国政府就派一个比我胖的人来替代我”一讲完这话，大家都笑了而笑是心理最短的距离。最后，采取了梅汝璈的主张，依照日本投降书上受降签字的次序。中国紧随美国之后，排在第二位。
梅汝璈用的是幽默的办法，幽默就是不讲正理，而讲歪理引起了笑，但是可以缩短心理距离，而争论，雄辩虽然讲正理，但是，却可能扩大心理的距离这说明，在发生争论的时候，雄辩固然重要，但是，在雄辩之前理顺情绪更重要，而理顺情绪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幽默精通交流的人，该讲道理的时候我就雄辩；该理顺情绪的时候就幽默。双方对抗了，陷在里面了，都火了，讲什么道理都没用，用幽默来缓解，一下，宣泄一下，大家笑一下笑可以缩短心理距离。
交流要有两手，两手都要硬。但是，我们目前的情况是，讲正理的，雄辩的这一手比较硬，而讲歪理的幽默的这一手比较软。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你讲道理，讲到对方没有话说，但是，对方顶牛了，这个时候越雄辩越坏，幽默就大有用武之地。
举一个我们大学里的例子90年代福建师大学牛宿舍比较紧，部分学生住在校外公寓。条件比较差一点，每逢礼拜六扫地。某寝室的室长对八个室员平均分配面积，突然有四个人罢工不干什么道理呀？道理很清楚，我们住在上铺，每天上上下下，消耗的能量比较多，他们四人住在下铺，消耗能量比较少。分配大扫除面积应该给予补偿、室长就问，那你们说说怎么照顾？他们就说，住下铺的扫地板，住上铺的扫天花板一这个室长很有水平，知道跟这样不讲理的同学，本可以压他们一下，扫天花板？不是太便宜了？偷懒，是劳动观念的问题，我去辅导员那里汇报，等等，他知道这时威胁、雄辩都没有用，会导致对抗，成见，后遗症很大。他用幽默的办法，就说，对对对，你们这个办法很好但是以后走路怎么办？是不是扫地板的走地板，扫天花板的，你们自己考虑吧！大家一笑，心理距离缩短了，情绪对抗就缓和了。实际上，走天花板是不可能的，用这种办法来拒绝，没有直接说出来，我对你的批评、进攻是让你自己悟到，让你在会心的笑中接受我的观念。笑，幽默的笑，缓解了对抗性，矛盾才迎刃而解。
我们的演讲比赛，有个通病，就是演讲稿，写得太漂亮，太有诗意了，太美化了，几乎弄成朗诵表演，用一套书面语言，夹着许多套话、大话、空话、鬼话，没有几句是人话，不是缩短心理距离，而是扩大心理距离。
在交流的时候，人都希望自己聪明一点，形象高大一点。因而呢，好多人喜欢美化、诗化自己，让别人仰视他但是这个办法不太好。你越是诗意，人家离你越远。要有幽默感，就要倒过来，不是美化自己，相反，你降低一下自己的姿态嘛！有什么关系呢？
举著名作家贾平凹为例。他在一篇文章《说话》中说他的普通话讲不好，常常自卑，被人瞧不起，他说：“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最早是我补过一次金牙的时候，再是我恋爱的时候，”这就把自己说得很寒碜，很虚荣还有更寒碜的，他说自己说不好普通话，就自我安慰，普通话，就是普通人说的话嘛。毛主席都说不准普通话，我也不说了。但是，我会用家乡话骂人，骂起来很畅快，这就是自我贬抑。不怕把自己说得不堪。不怕丑。把自己说不像话，反而显得挺可爱，让听众觉得，这个大作家，挺平易近人的，胸怀挺坦诚的，和我们一般读者差不多，甚至还不如。
许多人幽默不起来，都怪自己没有幽默细胞。埋怨遗传基因，都是娘老子害的。实际上幽默不起来，原因不完全在遗传，而在于自己没有放不下架子，太执著于诗意地美化自己，不敢贬低自己。
要让自己幽默起来，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诗化、美化自己，而是相反，自我调侃，也就是自己调侃自己，嘲笑自己的缺点和优点，促成听众和自己之间的互动。
台湾一个主持人叫凌峰，他的最大缺点就是光头，显得很苍老，他第一次亮相，是在80年代的一次春节晚会上。主持人介绍他是台湾金马奖获得者，《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制片人。他一上台，带着个礼帽，长相还过得去。但在白我介绍的时候，一下子把帽子脱下来，脑门上非常光啊他说他在祖国大陆拍片，所到之处，由于他的这个长相，男同胞还可以忍受，但是，女同胞却忍无可忍。观众就大笑起来，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后来大概是1992年的一次金话筒晚会上，他和一个广东非常靓丽的小姐同台主持。他一上台，就说，很高兴，我又见到你，很不幸，你又见到了我。为什么不幸？言外之意是说，自己丑啊他接着说，但是，我这样的人，主持晚会，很理想。首先，就是男观众一见了我，就一个个就自命不凡起来，这时，底下的男观众就鼓掌了，也就是他成功地把观众调动起来了。他就指着那些鼓掌的人，说，你看，白命不凡的人都来了这就叫作互动。接下去，他说，女同胞呢，见了我，也挺好，就是和我接近，也很有安全感。底下又是一阵掌声。他就用这种办法来嘲笑自己的长相。这好像是“丑化”自己，但是，这个“丑化”是要打个引号的，因为，让人觉得他胸怀坦荡，台上台下互动，达到心领神会的程度。
中国古代文人的诗文，一般是以追求美化和诗化为主的，自我丑化，绝无仅有。而金圣叹批注《西厢记·拷艳》一折，一连写了十几个“不亦快哉”，不追求美化和诗化，坦然自我“丑”化：看人家放风筝，线断了，不亦快哉！幸灾乐祸向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却堂而皇之地写在文章里。闷热天气，汗出如注，苍蝇纷飞，饭不能食，忽而大雨倾盆，身汗尽收，苍蝇尽去，饭便得吃、他高呼：“不亦快哉！”猫抓了老鼠去，他欢呼：“不亦快哉！”私处有癞疮，以热汤澡之，他也欢呼：“不亦快哉！”这种事情本来似乎与诗意的美化距离很远，甚至有点“丑”的，但他的率性却是真性情，可以说是一种丑中之美。
本来，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是抒情诗的特征。抒情是美化，与幽默调侃搭不上界。若是真性情流露到不怕丑的程度，就有点儿荒谬感，事情一旦荒谬，就有点好笑了，也就有了幽默的性质了，越是荒谬，越是好笑，也就越是有幽默感。例如，他说自己想当和尚，又怕吃不成肉，如果允许当和尚的吃肉，则他就马上用快刀把头发剃个干净幽默中的自我调侃，把自己说得有点不堪，是一种以“丑”为美关键是分寸感，不能太温，又不能太火，不管多煞风景的事，不能有伤大雅，不能给人品质恶劣的感觉。金圣叹写道，早上起来，听城中一个人死了，大家都不免叹息。他就不但不感到悲哀，而是感到“不亦快哉！”幸灾乐祸，如果是针对心地善良的人，就太恶毒了，但是，他事先问明了此人乃“城中第一绝有心计人”，他的坦荡就能引起读者会心的微笑了。
金圣叹的可敬之处是把这种分寸感把握到十分惊险的程度：“身非圣人，安能无过。夜来不觉私作一事，早起怦怦，实不白安，忽然想到佛家有布萨之法，不自覆藏，便成忏悔。因明对生熟众客，快然白陈其失，不亦快哉！”这里所说的“私作一事”，我不得不作注解，显然是指手淫。身为封建士大夫，居然坦率到自我暴露的程度，把自己的私事，主动、公开地披露，并觉得由此而得到解放，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这种自我暴露，可以说是化“丑”为美了。也许正是这一点激起了后世文人的激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