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病中的周恩来做出“禅让”
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随左路军翻山越岭，沿黑水河谷向毛儿盖进发。途经芦花镇时，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因为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迟迟没有跟上来。张国焘随右路军压阵。
此时地里的青稞已经黄熟，等待收割，但这里的农民大都弃田而逃。于是部队利用这个机会加紧抢收，补充粮萆，做好攻打松潘的准备。
松潘县是红军北进甘肃的必经之地。能否拿下松潘是重要关键，而战役的成败取决于四方面军。因为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接下了这个任务。
一到芦花，周恩来、朱德与刚率慰问团回来的总参谋长刘伯承便抓紧拟定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并将此计划电告张国焘。
所不幸的是，在草拟了这个作战计划之后，周恩来就病倒。
自翻过雪山以来，周恩来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咳嗽，痰里带有血脓。这次他病得很重，体温升到40t以上，神智昏迷，不时嗫嚅说胡话。
毛泽东派人将邓颖超从干部休养连接到周恩来身边，但邓颖超的身体也不好，实难照顾危在旦夕的丈夫。
毛泽东忧心如焚，问卫生部的同志：“傅连暲能不能回来？”
卫生部的同志说：“太远了，回不来。”
傅连暲此时正在四方面军办军医培训班。
毛泽东又问：“我们这里还有没有医病比较高明的大夫？”
卫生部的同志答：“一军团那里有个戴医生（是护理林彪的）。”毛泽东说：“给林彪发电报，叫大夫速来！”
当天傍晚，戴医生火速赶到。经诊断，周恩来得的是急性肝炎，又叫阿米巴肝脓肿。
遵照医嘱，警卫员们轮流从附近山上取雪化水，泡毛巾做冷敷给周恩来降温。二天后，体温逐渐下降，但身体虚弱得无法走动。
毛泽东一天来几次看望周恩来，并指定彭德怀的三军团负责此事：部队一旦行动，必须用担架抬着走。
彭德怀决定把仍拖着行军的两门追击炮扔掉（一方面军当时共有8门这样的炮），腾出了40名战士，并把照顾周恩来、王稼祥的任务交给了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
32岁的陈赓，曾任四方面军第个二师师长，四方面军参谋长和红军学校校长等职。他长着一张娃娃脸，脸膛红润，看似腼腆，却很机警、潇洒，风流倜傥。他是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一期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军初战广东军阀时，他在蒋介石手下效力。蒋介石的一师人马被击溃，绝望中蒋介石拔出手枪要自杀，说：“我必须死在这里，我已无脸面见人……”说着正要扣动扳机，突然被陈赓一把夺下，不由分说，背起蒋撤到了安全地带。后来陈赓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被国民党抓住，蒋介石试图诱使他归顺国民党。尽管陈赓嗤之以鼻，蒋介石念他有救命之恩，还是把他放了。
眼下，躺在病榻上的周恩来仍不无幽默地对陈赓说：“你当年救过蒋介石的命，现在你要救我的命了。”
陈赓铮铮有声地说：“周副主席，只要你的病能好，就是用我的命换我也愿意！”
7月9日，毛泽东突然接到一封中共川陕省委致党中央的电报，电报称：鉴于两军会合后“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尚未最后解决，建议加强红军总司令部与增设军委常委，“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
毛泽东和朱德一起看望周恩来时，针对这封电报和慰问团回来后反映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认为这是张国焘施的小计，并以此为借口延迟四方面军北上行动。说到底：张国焘在争权，争红军最高指挥权。
怎么办？
是满足他，还是拒绝他？
毛泽东沉吟着说：“我记得《诗经.大雅》有句话：‘人亦有言，进退维谷。’听彭德怀说，芦花东南有一条小河，就叫维谷河，是黑水河的一条支流。看来我们眼下的处境，真可谓‘进退维谷’了……”
周恩来半躺在病床上。他那微蹙的眉头，过长的胡须，沉郁的目光，紧闭的嘴唇，疲惫的肩胛，无一不流露出深刻的负重之感。他的那种应变若定和临敌不惊的非凡勇气，似乎也极难改变目前严峻的现实了。他把一种内视的目光落在毛泽东身上，连续几日的高烧使他的声音变得迟钝而沙哑：“主席，按我们商定的意见办吧，我把总政委让给他……”
毛泽东沉思不语。想抽烟，蓦然想到周恩来不时的咳嗽，就又把伸进口袋里的手抽出来，双手倒扣在背后，绕屋徘徊。
朱德望着周恩来清癯的面孔，心里油然触动某种深藏的情感：“恩来！你……还是让我……”
“不，你是总司令，红军更需要你……”周恩来无疑想到了中央红军突围长征所付出的血的代价！他声调诚挚而含恳求地说：“我的病情我最清楚……总政委给张国焘，是最妥的方案。”
此时，对于周恩来的理解，莫过于具有忠厚、笃诚、善良长者之风的朱德了。由于他们在德国柏林时的一段机缘，使他更加认识了眼前躺在病榻上的这位患难挚友，是一位真正的忍辱负重的人啊！
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生涯，曾使“多畏多虑”的周恩来常常沉入郁闷难抒的痛楚内省——他为此作了多少违心违愿的事？他替别人承担了多少本不该由他承担的责任？他为什么总是委屈自己的内心？
也许，他深谙权力这把两刃刀，在用之不当时，既伤害革命伤害同志也伤害自己。他甘愿把重大决策的重担，让给比他更具有洞察力和坚定性的人去承担，而他则在从属中去弥补或减少有可能造成的损伤——这在遵义会议前后就充分体现出他的这种品格。然而，这种品格使他内心所承受的压力就特别沉重——从他的身体前倾双手紧扣而微微颤抖的情态中，很少有人探知他忧心如焚！有时在他朗声大笑之后，也很少有人察觉到他因在左右为难中扭曲自己而在内心默默低泣！
自责、违心、隐忍、屈从与献身，构成周恩来一生最大的隐衷与痛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蜀国宰相的誓言不正是周恩来的墓志铭吗？！
对于周恩来的性格，只有一双博大精深的眼睛才看得最清楚——这就是对中国的古典哲学和伦理道德已研究到炉火纯青的毛泽东。
毛泽东认为，周恩来作为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和最信赖的战友，他的崇高之处是没有权力欲，不贪功，不诿过，往往把成就推给别人，而替别人承担责任！像昙花一现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是无法与他相比的。他的诸多优秀品格，温良谦让之风、光明磊落之气度，符合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规范，使他获得持久不衰的声誉与拥戴。同时他以高超的智慧和精明的外交式手法这种绝不炫耀的沉潜明智和斗争艺术，使他在屡次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安然无恙。
同样，周恩来对毛泽东也有着如此深刻的洞察。在他与毛泽东相处的时间里，这种洞察是逐渐透明的。
诚然，周恩来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在青少年时代双脚沾满牛粪，也不像毛泽东那样熟谙农村的习俗，更没有毛泽东那种中国农民的天性。但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是个大智大慧之人，在他那不修边幅的身上，潜在着非凡的精力和意志；他的农民式的甚至有些笨拙的动作里，有种无形的凝重威仪和有力的对别人能施以深刻影响的气质。
不管是在中央苏区时期，还是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上级。别人，甚至比毛泽东地位低的人，是很少叫毛泽东为主席的。一般都是称“毛委员”，或是“老毛”、“毛泽东同志”。而周恩来除了在会议上叫“泽东同志”外，在公开场合，一般都是叫“主席”——这种尊敬有加的称呼似乎给人一种疏远感，也让人觉得很微妙。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敬是由衷的。
许多年之后，周恩来悲痛地承认，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撤销军内职务，到1934年10月红军被迫突围长征，他没有主动去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宁都会议上曾表明，认为毛泽东应继续参与指挥军事，但他的意见被否决了。当毛泽东离开宁都时，他骑马为毛泽东送行了一段，希望毛泽东恢复健康，回到红军来。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自称是“代理政委”，意思指毛泽东可能恢复原职。他偶尔也把文件送给毛泽东：“如有便请阅。”中央红军经过湘江之战即行远征，周恩来曾向张闻天、王稼祥谈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谁能够统帅这支大军走向胜利？
他说，这支匆匆从血战中突围出来的队伍，已经没有后方，没有补充，不管它多么英勇善战，犹如希腊神话里的安泰一旦离开他的母亲大地，那是很容易在颠沛流离中被困难和敌人打败的。1812年强大无比不可一世的拿破仑远征莫斯科，失败得多惨？
他说，要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具备战胜敌人率领这支大军摆脱困境的统帅！这个统帅，须具有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具有审时度势的坚强自信，具有左右大势的非凡的决策能力！——他在敌军和红军中都能保持着一种难以撼动的不可企及的力度！——他能把千万人的思想和意志统一起来，指导革命之舟脱离危险的航程，到达胜利的彼岸！
他说，将帅有五德：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谁能具备这些德能？谁在历次战役中显露出过人的雄才大略？
在周恩来看来，年轻气盛的博古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战斗决策，他也依靠李德。那么李德呢？显然更不行，他虽然有着日尔曼民族的雄心傲气和强烈使命感，有着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到的军事理论和慕尼黑街垒战的战术原则，这些曾鼓励他在中国的广阔土地上建立奇功伟勋——但这好比参加中国象棋赛，派了个国际象棋选手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弄清车、马、炮的关系，就仓促上阵草草收场。不要说李德，就是拿破仑来也不行。
张闻天、王稼祥听得出来，周恩来指的是谁，虽然他没有提到这个人的名字。
不久，在遵义会议上便找到了答案。
——这种极具历史穿透力的互相洞察，就决定了毛泽东与周恩来毕生互为依存的极尽微妙的关系。
遵义会议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以他领导中国革命的雄才大略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直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世界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但斯大林却早已把这种独立性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也正是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这对“黄金搭档”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着这种伙伴关系，一直保持到他们与世长辞。
理查德.尼克松在他撰写的《领袖们》一文中这样写道：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在极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的历史。……在这三个人中，赢得了大陆战争的还是毛和周。在这两人中，周的眼光更具有持久的力量。简言之，周也是我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他深刻地懂得权力的奥妙。所有这三个人都去世了，但是，周留下来的影响却在现代中国日益占居优势。
“周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人物，是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是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调解人。一个才具上下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这些错综复杂的角色，就会以思想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终。但是周能够担当任何一种角色，或者把各种角色同时担当起来而不给人以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的印象。对他来说，扮演这些角色并不是玩世不恭地伺机换上假面具，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精明的人的不同的侧面，这个侧面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的政治生活如此漫长和政治经验如此丰富多彩。……”
此刻，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又摇回到周恩来的病榻前。
毛泽东绕屋徘徊了数圈后，突然止住，在周恩来苍白憔悴的脸上关注地望了一眼，然后说：“那就由恩来做个‘禅让’。恐怕这也很难达到他的满足……”
朱德说：“此事要开常委会通过一下。”
毛泽东说：“催他来芦花开会！”
7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致电张国焘：“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延迟，致无后继部队跟进。”切盼四方面军“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望张国焘等速来芦花集中指挥。
2.张国焘送彭德怀二百块大洋
山风萧萧，清新湿润，空气里散发着腐叶朽木的微醺和野花草蔓的香味。条条溪流穿过岩石如刀的崖壁，淙淙有声地敲出蛮夷洪荒的原始韵致。
黎明时分，晨露打湿的茅草刷刷分开，一支30多人的队伍向芦花方向开来。驮骡上的布袋和竹筐里装载着丰厚的食品和物资。
张国焘骑在马上，似睡非睡的样子，其实此刻他的精神特别葱茏，脸上泛出光洁的润泽。
接到毛、周、朱的电报，他逐字逐句地咀嚼了电文的内容后认为：两军聚首，万事待理，现在是到了与他们“摊牌”的时候了！——似乎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使他更加强烈地关切着自己所统帅的四方面军，不，整个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了！
“夺取政权，是革命者的目的。”——这是张国焘一直奉诺的列宁的一句名言，也是他的信条，至少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都知晓。
这并没有错。
就个人的气质、素质而言，张国焘是个权力欲、统治欲、领袖欲极强的人。在他经历的党内屡次路线斗争和严酷的权力角逐中，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权力，就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权力本身就意味着：不清除别人就被别人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