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懋功会师后，他除了对一、四方面军实力的悬殊做到了“心中有数”以外，便就对权力的驾驭上暗自与毛、周、朱等人作了一着“知己知彼”的揣度：
毛泽东城府很深，一肚子农民式的精明，但他确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在红军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威望——他的不被共产国际和中央几任当权者承认以致反对的游击战略和技术，确实使红军受益匪浅！所以，遵义会议又请他出山。看来这个人很不好斗啊！
哦，周恩来，这可是一位有着高超斗争艺术的政治老手，且具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性格，是不可多得的能排难息争解决纠纷和照顾全局的角色。尽管周具备了作为统帅的诸多品质，但缺乏独立决断能力，缺乏森然无情的权术和无毒不丈夫的手段——无情未必真豪杰和无毒不丈夫，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东西。
对于朱德，实在是太熟悉了！此公颇有将帅风范，德高望重。南昌暴动失败后，身边只剩下28个人，而“朱毛”名字的合称似乎就是中央红军的大脑和意志的体现。尽管如此，他仍像一位农民式的老军人一样处在不被重视的地位。譬如他既是红军总司令，又是中革军委主席，可是在“最高三人团”时的决策圈内就没有他。
至于博古、张闻天等吃“洋面包”长大的布尔什维克们，张国焘从来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如此比来比去，强烈的自信心和权力欲使他足以认为，他的驾驭全局统领千军万马的帅才，丝毫不比毛、周、朱逊色，甚至还要高出一筹——这且不说他眼下手里拥有8万兵马可作为争夺交椅的“资本”，但凭他在屡次路线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练达与娴熟已见端倪。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当我们拭去岁月的尘埃，审视历史上的一些风云人物时，我们不难察觉：谋取权力，并不是贬义词。因为大人物们有了权力才能有所作为——他们几乎人人都十分自信地认为自己具有经天纬地安邦治国之才，都想用自己的巨手推动历史巨轮前进，而不是开历史倒车（至少在当时看来是这样）。为了这个目标，许多权势达到绝巅的领袖人物，而不惜用各种手段来清除政敌！戴高乐在这一点上是直言不讳的，他说：“政治家应该懂得何时要装聋作哑，何时要诚恳坦白……只有在采用了千条良计并作出种种庄严承诺之后，他才会被委以全部权力。”他还说：“每个实干家都具有强烈的私心、自尊心、冷酷无情和狡诈的本领。如果他们能以此作为达到伟大目的手段的话，所有这些都可以得到谅解，甚至还会被看作是优秀品质。”由此看来，不择手段地清除政敌之“恶”与自己权柄在握之后实现伟大目的之“善”，便统一在作为领袖人物的身上。
此时此刻，张国焘何止不是这般想的呢？他到了鄂豫皖借肃反之名除掉那么多的“政敌”，不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吗？
他更深谙，在一切服从于战争的时期，操握了军事领导权，也就等于操握了党权和政权。
他决定去芦花。
为此，他与陈昌浩密谈小酌了一番。“现在，我们是要与他们争一争了！”陈昌浩说。
他要陈昌浩延宕行动，见机行事，尔后他策马启程。
芦花山地的初秋绚丽多彩，令人心荡神摇。丛林小路上落叶缤纷，收割青稞后的田野里蒲公英铺遍了地面，成群的山雀不时像一片灰云似的落进田间，捕啄飞动的蚱蠓和收割后的余粒。
在这沐浴着温馨的秋阳里，给人一种超尘出世的舒泰、安逸的幽静感。如果没有敌机偶然临空，人们简直忘了日益迫近的战争就在不远处进行。
离芦花镇不远有一座庙院，叫黑水寺。看上去很古老了，显得特别苍凉。上百年的风吹雨打，门窗已经糟朽，墙壁斑驳陆离，看上去像老人脸上布满的黑斑。两株高大的古柏，树冠虬蟠，啸傲长天，显得很有气派。左路军的一、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张国焘到达芦花，没有马上到中央机关驻地去见毛、周、朱等人，而是让黄超向他们报告了一下，便在黑水寺附近的村舍里住了下来。那里驻扎着徐向前的前锋部队。
张国焘住下后，自然要到黑水寺看望一下兄弟部队。望着两株高大的古柏，他笑笑，似乎就想到了两位大将——林彪和彭德怀。他俩率领的一、三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两只铁拳。
在左路军指挥部里，他只见到了林彪和杨尚昆。此时彭德怀、聂荣臻正与徐向前在维谷河畔。
在此之前，张国焘与林彪几乎没有任何交往，但他知道这位年仅28岁的军团长是个很会领兵打仗的帅手。
一见面，张国焘分外亲热地握着林彪那双像纤弱女子一样的手——他简直不敢相信竟是这样一双纤弱之手对千军万马的操握是如此挥洒自如！
“育容老弟，久闻你大名啦！”
林彪淡淡一笑道：“哪里哪里，张主席过奖了！”
在高大魁梧的张国焘面前，身材瘦小的林彪简直像个娃娃。
接着，张国焘同杨尚昆握手、拥抱，高兴地开玩笑说：“哈哈，表弟，四年前你我可没有约定要在这里相会哟！”
杨尚昆笑着说：“人生何处不相逢嘛！表哥你如今成了一路‘诸侯’，令表弟当刮目相看啊！”
杨尚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认识张国焘，那时张国焘是中共驻第三国际的代表。1931年俩人先后回国，杨尚昆在上海任中央宣传部长，张国焘是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俩人以表哥表弟关系作掩护相往来，过从甚密，感情也不错。故而见面便以表哥表弟戏称，侃侃而谈。
在院内休整的一些官兵听说是张国焘来了，纷纷聚拢过来，以示欢迎，也以此想看看大名鼎鼎的“张主席”是何尊容。杨尚昆见此情景，诚意地邀张国焘给大家讲讲话。周围立即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盛情难却，张国焘也不便推辞，向大家挥挥手，即兴讲话：
“一、三军团的勇士们，你们为中华苏维埃而战，千山万水留下了你们的足迹和你们的荣誉！你们没有快枪重炮却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没有桥梁和船只照样跨过了大大小小的河流，没有棉衣和防寒用具毅然翻过了大雪山，由于敌人的封锁，你们常常忍饥挨饿，还要日行百里急行军！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只有坚强的苏维埃战士，才能够忍受你们所忍受的一切！勇士们，我谨代表红四方面军向你们致敬！……”
这些极富感情色彩和鼓动性的演说，燃起一片爆竹般的掌声和如火一样的战斗激情。
但张国焘瞥见作为他们最高指挥官的林彪只是象征性地冷慢地鼓了两下掌，几乎没有发出声音来，这使他感到有点不悦。不过他晓得，林彪是那种性格沉静、内向而含蓄的人，这种人从不轻易展露自己的心胸，也很少有披肝沥胆的朋友。孤独是他的外在表现，也是工于心计的内在特征。这种孤独，有时让人望而却步，给人一种阴沉感。但这种人往往是有绝对主见的。
在懋功开会时，张国焘就有所了解：遵义会议后，林彪反对过毛泽东，而且是公开地反对过。遵义会议虽然使毛泽东进入了领导核心，但是，代替博古负责中央领导的是张闻天，代替李德在军事上有最后决定权的是周恩来。后来由于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来全权指挥军事，在突破乌江前，中央才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指挥小组。虽然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一个杰作，但是林彪并不满意。他认为这种连打败仗之后近似故弄玄虚地把部队拖来拖去未必高明，他说为什么非要四渡？三渡行不行？会不会有比四渡更好的摆脱敌人的办法？在会理会议前，他写了一封信交给毛泽东，要求毛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毛泽东讥笑林彪道：“你知道什么，你还是个娃娃。”林彪是毛泽东的宠儿，看来并没有因为他写了反对信动摇了毛对他的信任。林彪能打仗，而且善打硬仗、恶仗。
的确如此。林彪在24岁指挥他的一军团时，并不感到吃力。只是觉得比他当团长、军长时更加得心应手。他相信“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也相信“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格言。对于两军交战厮杀，他最关心的是战斗胜利而不是牺牲多少人，对于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已是见惯不惊。在战场上他是纯理性的，静如止水，从不感情冲动，绝不因巨大胜利而趾高气扬，也不因伤亡惨重而痛心如焚。他喜欢大手挥洒，不断地投入兵力，犹如向战争之炉中投入干柴，绝不悲天悯人。蒋介石咒骂他是“战争的魔鬼。”十几年后，号称百万大军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时，他似乎才觉得稍稍伸展了些手脚。他从不侈谈拿破仑，也不十分崇拜斯大林——尽管他曾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成为勃留赫尔元帅的得力干将，被斯大林赞誉为“中国最杰出的统帅”。但他懂得他们不仅是军事家，首先是政治家，自己也必须是这样。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比彭德怀和其他军事家们更懂得什么是政治！
“值得永远信任的只有自己。”——这便是林彪的格言。
然而，历史把他推向荣耀的巅峰之后，又把他卷进罪恶的深渊。他是怎样一步一步迈到万米高空，又刹那间从云端跌落下来粉身碎骨！林彪的结局，画了一个仓皇而惨淡的句号——逃跑；同时也画了一个沉重而巨大的问号——是什么样可怕的外力与自身的思虑，促使他采取了“折戟沉沙”之下策？！
张国焘与林彪的会面收获不大，只喝了半杯清茶便回到自己住处。
他想到了彭德怀。
他觉得与生性腼腆、含蓄、阴沉的林彪相比，彭德怀的性格则粗犷豪放、爽直明快，看上去像一头倔强的牛。在两河口开会时，他已宴请过彭德怀，觉得这个人比较好交。
他派黄超带些礼物去维谷，向彭德怀表示慰问。
黄超遵命，马上赶到了维谷彭德怀住处。
一见面，黄超就让警卫员把礼物送过去，笑容可掬道：“彭军团长，听说前线给养困难，张主席派我特来慰劳，请笑纳。”
彭德怀接过礼物一看，原来是几斤牛肉和几升大米；另外还有一只小木盒，托在手上沉甸甸的，打开一瞧，嗬！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银元，足有200多块。于是说：“黄秘书，你这是干嘛？牛肉和大米我收下，可送这些大洋我怎么好意思收？”
黄超有意压低声音道：“这是张主席特意让送给你的。”
彭德怀哈哈笑道：“是吗？谢谢他了，对我这么关心。”
黄超说：“张主席对你很了解，很赞赏你的军事才能，说你能打仗。”
彭德怀说：“我这个人主要是胆子大，不怕死，仗有打赢的时候，也有打输的时候。”
黄超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噢，听说会理会议毛主席发火啦？”
彭德怀瞥他一眼，笑了笑说：“黄大秘书晓得的还不少呢！”
黄超说：“只不过听说你在会理会上挨了批评，替你抱不平。那是林彪写的信，提出要毛主席让权，与你何干？”
彭德怀说：“呵，那其实也没什么，主要是仗没有打好，大家非常疲劳，有点情绪！”
黄超进一步问：“听说毛主席对林彪批评很厉害，连洛甫总书记也被点了名，是吗？”
彭德怀心里不禁起疑：他打探这些干什么？为何对党内的一些事情这么关心？既然如此，不妨向他道个明白，免得对有些事以讹传讹，不利团结。
于是，彭德怀呷了一口浓茶，嗜好地咀嚼着茶叶说道：“林彪是应该批评的，那时提出改换领导不对嘛！其实，林彪给中央写信，建议我当前敌指挥，我并不晓得。”
黄超脸上挂出一丝讪笑，说：“毛主席的疑心也太重，生怕别人又来夺他的权。”
彭德怀马上严肃地说：“话可不能这么讲，那时大家的心情都有些烦躁，老毛也着急啊，担心党内又出现分裂，闹不团结。老毛虽然批评得重了一点，这叫‘矫枉过正’嘛。”
黄超说：“既然这样，按说你应该在会上声明一下。”
彭德怀说：“这有什么呢，大家在一块争吵，跺脚骂娘是常有的事。再说，事久自然明嘛！”
黄超恭维说：“彭军团长真是气量宽宏啊！如今两军会师，应该在此好好休整休整，把组织和指挥班子配置好。西征以来，人困马乏，中央力主北进，困难确实很大啊！”
彭德怀说：“对于北进，中央是作了慎重考虑的。川西一带，人烟稀少，物资匮乏，不宜部队生存，又无回旋余地，加之老蒋又调重兵围堵过来，我们岂能坐以待毙？再说，张主席也是同意北进的嘛！”
黄超辩解说：“张主席虽同意北进，但认为时机尚早，条件还不成熟。”
彭德怀听出来了：怪不得陈昌浩率右路军行动迟缓，原来他们在打退堂鼓！
黄超见他沉思不语，又讪讪地说：“想必彭军团长知晓，三国时孔明的‘欲北伐必先南征’之策。”
彭德怀笑了笑说：“哦，那是诸葛孔明为了巩固蜀国后方的计划，而我们并无南下建立根据地的意图，因此，南征没有必要。当然喽，如果说南下一举即得，谁不想坐在成都吃大米哩！”
黄超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说：“大军北上，境地险恶，又会遇到马家骑兵袭击，我们没有同骑兵作战的经验，难以制胜。”
彭德怀说：“现在谈起这些，还为时尚早，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会有办法。黄秘书不必杞人忧天嘛！”
交谈收尾时，黄超亮出“底牌”，说：“老彭，临来时张主席特意交代说，你的部队从江西出来，一路冲杀，打得很苦，损失颇重，可从四方面军调过来三个师，归你指挥。”
彭德怀把眉头皱紧了，就觉得有一团破棉絮样的东西塞进了胸膈里：难道红军是哪个人眷养的军队吗？可以不经最高指挥机关研究批准，凭个人意愿随随便便调动——就像牛肉、大米和银元一样的送人吗？只有军阀才这样做！我彭德怀若要当军阀，何苦搞平江暴动，参加红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