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攻克松潘未遂
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90华里,是一个藏民集居的大村落,约有400多户人家,当地藏人称“毛格阿安”,意思是攻不破的营砦。这里的房屋大都是用石头砌成的平顶楼舍,依山而建,高三四丈许,分层而居,每层四面留有洞孔,酷若碉楼。据史载:早在清高宗乾隆年间,藏人凭巢踞穴,对抗清兵,清廷用兵五载,靡费白银7000万两,用反间计、筑长围、断水道诸办法,将藏兵困毙于勒乌噶尔崖,才将乱事平定。
毛儿盖是红军由南向北绕攻松潘或取道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在红军到达之前,这里由胡宗南的一个团和当地土司索朗的一股地方武装在此盘守。7月初,红一军团和三十军的先头部队翻越海拔4800多米的亚克夏山,一路胼手胝足,含辛茹苦,抵进毛儿盖附近的沙窝。7月9日,先头部队与胡宗南部守敌展开激战,半日即拔除了敌外围据点,继而攻占了毛儿盖。
就在这个时间,蒋介石调兵遣将,控制了经松潘北上所有的大道。当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毛儿盖时,胡宗南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急忙于7月中旬在成都行辕召集薛岳部师长以上将领举行军事会议。
蒋介石在会上说:“现朱、徐两匪各派一部窜至毛儿盖,哈龙冈、羊角塘、班佑一带,企图袭取松潘。据匪之过去行动,均系避实击虚,向西北窜逃,但松潘西北多属软地,类皆不毛,故匪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判断有两条:一条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徐海东部)合股。如其不逞,仍回窜川北。……”
蒋介石作出这样的判断之后,即令薛岳部前敌总部须于8月上旬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布置堵截;令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防;令胡宗南第三路军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樟腊营、黄胜关,并以胡宗南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
蒋介石这次调集了14万嫡系部队分三路6个梯队和4个追击队更番推进,堵截和兜剿红军。并要各路将领迅速各就各战略位置,足资固守。由于川甘地区交通不便,军粮补充困难,蒋介石要行营参谋团组织“铁肩队”2万余人,专门挑送军粮到前线。这些被抓去的老百姓,肩挑粮草,昼夜赶路,累死病死的人无计其数。
待这一切部署完毕,蒋介石仍对松潘这块要地放心不下,遂于7月16日向胡宗南发布手令——
宗南师长弟勋鉴:
松潘部队如向南肃清残匪,须令其逐段筑碉前进,不可长驱直入,并严防徐匪主力向松潘移动。故搜索警戒之正面须广,而前进掩护之配备更须切实讲求,不可草次从事,致偾大局。古人所谓“一蚁溃堤”,端在主官警心惕励,处处顾到,时时严防耳!是即“平时多出汗,战时少流血”之要义,切望吾弟强勉而力行之!无论正面与纵深,每隔三里必须构筑碉堡群一个。但第一群完成,则掩护后续部队向前筑第二群。但不可一日只进三里,筑一个碉堡群。至少每一个团每日须要构筑纵与横各十里之碉堡群。此全在其师、旅、团、营长事前设计与组织分配工作之得当也。叶(羊角)塘以下既受匪瞰制,为何不识极清剿进占筑碉耶?凡现到川北之各部队,应照上述办法,剿匪手本原则,逐次筑碉向南前进,缩小防区,俾得联成一片也。
中正手启
至7月底,胡宗南部已完全控制了经松潘北上的要道隘口,薛岳部也从东南方向推进到平武一线,形成对红军南北夹击的态势。
红一军团主力在距松潘不及百里之羊角塘与胡宗南部廖昂旅相遇。敌因毛儿盖已失,正于羊角塘一带加紧构筑碉堡工事。红军鏖战竟日,攻克未遂,并遭敌机侦察轰炸,不得不撤回沙窝、卡龙一带。
同时,四方面军也按计划要求,由松潘以南的红土坡,小姓沟一线向北发起进攻,给胡部丁德隆旅以打击,将战线推进至二三十里的牦牛沟。
红军在岷江以东的部队也向镇江关以北进攻,与胡部李文第二旅展开激战,毙其第四团团长李友梅。
红三十军虽然迫近了松潘县城,却没有杀进去,李先念疑惑不解:“为什么不冲进去?!”原来张国焘下达了只作佯攻的命令,不愿让自己的部队在强大的守敌面前白白去送死。其实,城内的守敌很少——这一点在1943年国共合作期间,从胡宗南在重庆的一次谈话中得到了证实;“当时我们的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我想到了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他当过我的老师,我想他会照顾我的。……”事实上,胡宗南不需要把被俘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了,当他的援兵一到,红三十军就撤走了。
从7月中旬至下旬,在从西至南的百余里长的弧形战线上,战况甚烈,呈拉锯之势,有时枪声距松潘仅一箭之遥。但由于胡宗南凭借优势火力和坚固工事拼死抵抗,红军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加之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又率部策应,使得先机之利为敌所获。
其间,撇开两军浴血搏杀的战场,而另一个听不到枪声的战场上的场面也异常激烈——这就是张国焘等频催中央“解决组织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的纷争。从而延宕了四方面军的行动,使进攻计划一拖再拖。等到芦花会议后,战机已失。
8月初,红军的攻势已基本停止,在西起腊子山、羊角塘,南至牦牛沟、镇江关一线与胡宗南部形成对峙。红军除三十军一部和三十三军大部沿岷江西岸向东警戒,九军一部位于懋功、抚边一线,主力部队主要集结在毛儿盖、黑水地区,另有部分在理番、卓克基等地。
松潘战役,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首次合成作战,结果没有打好。
原因何在?
严酷的现实不能不引起红军对自身生存的沉重思考:经松潘北上的路已被堵死,红军再一次陷入更加险恶的境地!路,在哪里???……
队伍里那些来自湘赣边、来自鄂豫皖的老战士暗暗地流泪了——他们想家了。尽管家乡的亲人为了他们已付出惨痛的代价,有的全家被杀光,有的全村被活埋,房屋被烧毁,家产被掠尽,甚至连石头都过了刀子……但他们愈来愈想家,想自己那被战火烧过、血雨浇过、强盗蹂躏践踏过的故乡泥土!他们不知道,多灾多难的中国共产党,多灾多难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远征途中,到底蕴藏着多少多灾多难的故事?
2.张闻天著文激怒陈昌浩
血色黄昏。
落日的余辉从热烈而凝重的血海般的云隙里投射下来,给渐渐黯淡的山野涂抹了一层眩目的光晕。
离毛儿盖约十里之遥的沙窝寨(今血洛),群山怀抱,林木葱郁,自成一派天地,看上去颇有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的意境:田间黄熟的青稞已收割完毕,疏疏落落的草地上开放着一簇簇淡紫色和菊黄色的野花;炊烟袅袅,云雀盘翔,白色的羊群与黑黄色的牦牛群在缓缓的萆坡上吃草,显得悠闲自在……
此刻,张国焘和张闻天走出毛儿盖西边的城墙,沿着野草覆盖的小径聊天散步。
“松潘一仗没有打好,部队情绪低沉,议论纷纷啊!原因何在?望总书记不吝赐教。”
张闻天温和地苦笑一下,没有马上作答,心里想: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应该问一问你自己,是你在执行计划中犹豫徘徊,迟疑不决,甚至可以说是故意破坏(一方面军不少指挥员这样谴责说)。但他对张国焘不能这么说。他委婉地从客观上作解释:“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准备不足,粮秣得不到保障,弹药不足,加之胡宗南的部队已大部云集松潘,薛岳又率部策应……”
没等他说完,张国焘便带有一种讥嘲的口吻打断说:“别再过多地粉饰与诿词了,为何不从战略方针与政治路线上寻找原因?!”
张闻天愕然地瞅张国焘一眼,抬手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又从容地架在鼻梁上。对于张国焘突然又从战略方针与政治路线问题上提出质疑,他是非常敏感的。尽管目前他对有些问题也还没有完全弄通弄懂,但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中央必须保持一致,红军必须保持统一。如果否定了党的战略方针与政治路线,大家就会无所适从。他认为,遵义会议以来,部队虽然仍不免有一些损失,但终于度过了一道道险关,击败了敌人一次次围追堵截,按预定计划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这些,不能不说是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他接替博古的工作之后是他一人的成绩,相反他认为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诸同志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出谋划策的结果。
于是,他以探询的口吻问:“国焘同志所指的原因是什么呢?”
张国焘说:“会师以来,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无可非议,于是大家坚持北进。结果怎么样?首战受挫,开局失利。下一步该如何走?难道只有北上才是唯一的方针?为什么不能在川北立足,向川康一带发展?”
很显然,张国焘仍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松潘战役失利反被他找到不宜北上的借口。于是张闻天说:“北上方针在两河口会议决定下来,国焘同志也是同意的嘛。”
张国焘说:“我的意见不被采纳,只好屈从喽!目前,我们的处境更为不妙。我斗胆陈言:眼前的事实是军事失败掩盖着政治路线的失败。为什么不从方针和路线问题上寻求解救的药方呢?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的公式束缚,放弃成见,也许为时不算太晚。”
在张国焘看来,此时很有必要将郁结于胸的“块垒”向面前这位党的总书记倾泄一番了。他相信他的主张能够拯救处于危难境地的红军,能够得到总书记的认同并在党的会议上被采纳。
他继续说:“两年前,我们杀到川北的时候,处境也极为险恶,觉得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和其他政治主张。不久前,我们又提出争取建立川康新根据地的口号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啊,恕我直言,现在你这个负总责的中央总书记变成了汉献帝了!对不起,此话听着有点刺耳,可能认为我是在与中央唱反调。在有些人看来,我张国焘是机会主义,四方面军是军阀部队!什么入川纲领,什么西北联邦政府,什么南取成都西进川康,都是大逆不道!……”
张国焘越说气势越盛,脸上的肌肉抽动起来。
平和、宽容的张闻天,没有插话打断他,不作任何反驳,而是恭敬地听着思考着。他在琢磨张国焘一古脑儿大发泄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更深层的东西。等对方滔滔不绝的陈词接近尾声,他点点眼镜架,温和平静地说:“国焘同志,如你所说,中央的方针和路线确实有问题,也要俟军事情况有了转机时才能讨论。噢,时候不早了,咱们有空再聊吧。”
暮色苍苍,山野已经起雾,周围一片朦胧。东北和东南方向时而响起零星的枪炮声。
张闻天向沙窝驻地走去。
当他的身影很快在暮雾中消逝,张国焘与其交谈时所激起的亢奋情绪,顷刻为之黯然了。他试图勾勒出红军北上或南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画卷,可是,他的思路仿佛被浓重的暮色阻塞着,支离破碎,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
毛儿盖索朗土司一所森严的庭院是他的临时指挥机关,而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住在沙窝寨。
张闻天连夜赶写一篇题为《南下还是北上》的评论文章,交《干部必读》编委会诸同志讨论。
《干部必读》是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后,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编印的内部刊物。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由张闻天、何凯丰、陈昌浩、博古、杨尚昆等人组成了一个编辑委员会。每出版一期,编委会都要对刊登的文章进行编审和讨论。——这是鉴于《前进》报上刊登何凯丰的《列宁论“联邦”》一文后引起张国焘等人的不满和反对而作出的决定。
张闻天通过与张国焘的接触交谈,深感张国焘与中央的方针大相径庭。尤其是松潘战役没有打好,上上下下都有一些怨气。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在下面发牢骚说:还是张主席的主张对,是中央的某些人故意与张主席过不去,故意为难四方面军,云云。部队自懋功北进至毛儿盖、黑水一带,缺粮问题愈加严重,加上疾病瘟疫流行,部队减员很大。仅一军团直属队在半个多月的行军途中,就减员一二百人。作为中央的总负责人,一想起这些,不能不使他忧心如焚:全党全军若不能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不能全力以赴地贯彻中央既定的北上战略方针,红军的处境将不堪设想!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危机感和使命感促使张闻天写下了这篇《南下还是北上》的文章的草稿,交编委会诸同志讨论。
谁知,当他刚一介绍写作的动机和文章的要点,陈昌浩便一下被惹怒了,拍着桌子喝骂道:“你这是什么狗卵子文章?什么狗卵子两条路线斗争?如果你发表这篇狗卵子文章,我就号召四方面军起来反对你这个狗卵子中央!”
在座的编委们不禁被这一通突如其来的凶骂震住了!
这种骂人的粗野骂人的艺术骂人的独具特色的风度,似乎令人既惊诧又羡慕!以致于沉默了好几秒钟后,大家才感到空气还在流动。
陈昌浩是湖北汉阳人,刚29岁,年轻气盛。他有一个习惯,说话一急,爱吐脏字,嘴上总少不了用家乡骂人的粗鲁话骂声“狗卵子”。
“我说‘九头鸟’,你今天发的哪门子火?”何凯丰开口打破僵局,“有不同看法就提嘛,发脾气骂人顶个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