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凯丰与陈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窗，感情甚密，有一番旧雨情谊。但由于他写的那篇《列宁论“联邦”》的文章遭到张国焘的斥责，同时也受到陈昌浩的嘲讽而不服气，所以今天终于寻了个机会来雪那“一箭之仇”。
博古接上茬抨击道：“就是么就是么，有意见心平气和地讨论，何必动那么大的肝火？骂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陈昌浩余怒未息：“动不动就扣大帽子，岂有此理！是不是想整人？”
杨尚昆忙解释道；“洛甫同志的文章并没有什么恶意嘛，也没有指名道姓，无非是想统一大家的思想，贯彻党的北上方针。”
陈昌浩争辩道：“北上就谈北上嘛，何必又端出一个南下方针来批判？这不是人为地制造纠纷，挑起矛盾吗？！”
何凯丰马上反驳道：“就是有人喜欢谈南下，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想掩盖也掩盖不住的！”
博古又开火道：“有人就是不听中央的指挥，想与中央分庭抗礼！”
陈昌浩跳了起来，指着博古的鼻尖，“你会指挥个狗卵子？队伍都快丢光个狗卵子了！”
博古气得脸色一阵发青，一阵发白：“你……你又骂人……”
陈昌浩吼道：“骂你个狗卵子怎么着，你敢一枪把老子崩了！”
“……”
“……”
唇枪舌剑。剑拔弩张。讨论会变成了吵骂会。
这些人中，除杨尚昆以外，皆是当年“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员。
张闻天极力劝解，费了好大功夫才将“战火”平息。他说：“你们都不要争了，不要吵了，我才疏学浅，水平有限，文章写得不好，但我没有什么不良动机。昌浩同志既然有意见，我看就不要登载了……”
没等他说完，陈昌浩怒气冲；中地走了。
杨尚昆陪着张闻天一道去毛泽东那儿通报此事，想听一听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听了事情的经过，不禁哈哈大笑。然后点上一支烟，一边吸着一边风趣地说：“你这个洛甫呵，真是个优秀的书生。你现在写这种文章，别说人家不买你的账，我也不买你的账哩！”
张闻天感到有点委屈：“旨在统一思想，更好地贯彻北上方针，这……这有什么错？”
毛泽东说：“问题就在这里。你若高扯起‘南下吃大米’的旗帜，他们会向你三呼万岁，就不会骂你‘狗卵子’了”。
张闻天艰难地笑了笑。
毛泽东又说：“事之难易，不在大小，务在知时。时机不备，徒劳无益。”
毛泽东深知时机的重要。
杨尚昆不无忧愤地说：“松潘失利，皆因张某等人怠慢所致，反被他找了借口，说他的主张正确。”
毛泽东笑了笑说：“古人有言，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不仅仅是权力之争，而是事关红军命运和革命前途的大问题。北进松潘的路被敌堵死，但我们也决不能南下，西进川康。敌人判断我们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而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
张闻天点点头，深感毛泽东眼界的开阔、思路的清晰和想象力的活跃！而且有一种内在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下意识的感知力。于是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说：“看来，还要开会，统一认识啊！自会师以来，我们大部分时间全用在开会上了……”
毛泽东说：“忍耐、斗争、等待，不可操之过急。绘画大师们最懂得，调和——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手段。”
善良、诚挚、谦和、宽厚的张闻天，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没有坚持发表他这篇关于北上与南下之争的著述。
3.沙窝会议——张国焘视赴“鸿门宴”
张闻天的文章虽未发表，但因此引起争吵的消息不胫而走。张国焘最初的反应只能是七窍生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当着前敌总指挥部人员的面，把那几位“吃洋面包的博士们”痛骂得淋漓尽致。
冷静下来之后，他深感自己的意志得不到伸展，中央有急于控制四方面军的意图。他认为，自两河口会议以来，何凯丰、博古、洛甫等人先后粉墨登场，对他和四方面军进行无端地挑剔、中伤甚至诽谤，老谋深算的毛泽东虽然不像这些留俄派们拿着教条主义的“拉拉棒”任意抽打人，但总是摇着鹅毛扇在幕后操纵……既然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事端，我张国焘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进而他想：看来毛儿盖是最后一站了，要么随他们北上，要么与他们分道扬镳！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接到通知后，便与陈昌浩一道带上10余名卫兵，由毛儿盖去沙窝参加会议。
会场设在一所破旧的喇嘛寺里。这里驻扎的是四方面军的第十一师，会议在十一师师部举行。开会前，中央保卫局已派了不少警卫控制了会场周围，戒备相当森严，以至于张国焘和陈昌浩进入会场时，执勤官极为严肃而认真地要他们接受必要的检查（禁止身上携带武器）。
陈昌浩当即骂执勤官个“狗卵子”，执勤官毫不畏惧，强迫他必须通过检查。
张国焘见状，大为光火，即向个一师师部的人员下令道：“集合部队，撤出庙院！”
部队马上集合起来。
这时，参加会议的毛泽东走过来，见此情景，笑着对张国焘说：“特立兄，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呀？”
张国焘冷冷地说：“既然中央机关自卫得如此严密，就用不着他们替会议的安全操心了！”
毛泽东勉强地笑了笑，迈步走进会场。
会场里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只有一些干草，大家席地而坐。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何凯丰、傅钟（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邓发等人。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首先作《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的报告。这个决议案是中央委托张闻天起草的，今天在会上宣读，提交会议讨论通过。
与会者每人都发了一份决议草案。此决议草案在对遵义会议后的路线方针和军事领导给予充分的肯定，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正确性之后，强调指出：
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性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的作战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领土，它的存在，足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
张国焘留心地看着，嘴角微微挑起，挂出一丝笑意：说得比唱得还好听！简直是自欺欺人之谈！是在为错误的政治路线和所谓的“北上方针”作辩护！
他继续往下看，眉头蹙紧了，笑意在嘴角上消失：
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
必须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这是完成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军面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开展对一切反对中央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
……
他看不下去了！
他无论如何也强迫不住自己再看下去了！
他感到自己的意志、理念和每一条思维神经都在承受着从未有过的虐待！
他真恨不得将决议草案撕个粉碎，像雪片一样覆盖住会场——但他的顽强的抑制力使他终于没有发作。他环顾四周，审视大家的神情，突然发现，除毛泽东在那儿抽烟，显得若无其事地将目光投向窗外——好像窗外有一片十分诱人的风景。其他诸君皆是脸孔严肃，正襟危坐，没有谁像他张国焘那样一边听一边对照草案审阅。
他心里蓦然一惊，马上意识到与会的衮衮诸公不仅看过此草案，也许还认真讨论斟酌一番——看来这是毛泽东等人事先准备好的、欲以多数的绝对优势，强迫他接受此决议的一场戏，他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只能是孤掌难鸣。
他已敏感地觉察到了会场的气氛不同寻常，俨如沉闷的云层上酝酿着风雨雷电。
张闻天宣讲完决议草案，扶了扶眼镜作个环视，然后郑重地说：“请大家讨论讨论，谈谈意见。”
毛泽东首先发言。
毛泽东一向总是等到最后感到了一定的“火候”才发言，这次一反常规，他作了一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他客观而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敌我形势，阐述了红军只有北上陕甘，建立新苏区所将会展现出来的光明前途。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当前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具体表现在对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抱怀疑态度，对创造新苏区没有信心。这种有害的倾向，是执行目前战略方针的最大危险。
听得出，毛泽东不点名地点了张国焘和他的支持者的名！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张国焘被毛泽东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他对这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而且毫不留情面的“攻击”是不能接受的。他要“反击”！
但是，没等他开口，朱德、博古、何凯丰、邓发等抢先相继发言，赞同张闻天所作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
会场上果真呈现出“风雨雷电”般的阵势。
张国焘极力地忍耐着，坐在那里看上去像块石头似的纹丝不动。终于在博古点烟欲作第二次发言的空档里，他抓住了一个开口讲话的机会。
“我说几句——”他的声音由于过度压抑显得有点僵硬。
会场立刻肃静下来。
张国焘说：“《水浒》里有句行话，叫‘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毋庸讳言，两军会合后发生了一些歧见，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为了中国革命胜利这个奋斗目标，我想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难事。我们在这里举行会议，就是为了获致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
他停顿了一下，调整一下坐姿，将微向前倾的身子朝后仰了仰，继续说：“我深表惋惜的是，大家在抚边相会时，就应该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说清楚，因而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一些不应有的分歧。譬如凯丰同志著文批判西北联邦政府，说是反对列宁主义；洛甫同志著文说我西进川康是右倾逃跑主义，犯了路线错误；更有人说张某人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说张某人是老牌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又有人说张某人自恃资格老，野心勃勃，瞧不起现在所有的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取代中央；还有人说总政委的职务完全抹煞了军委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等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简直把我张国焘描绘得比曹操有过之而无不及！简直就是一张大奸白脸！……”
他的这番生动而形象的“自我画像”，引起大家一阵哄笑。
没等他再说下去，毛泽东插话道：“这种流言很多哩！譬如有人说姓毛的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有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
张国焘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不指名地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但他表面上一点也没有失去控制。他冷厉地瞟张闻天一眼，接过毛泽东的话尾说：“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或者是我们执行错了，再者就是时移势易，我们还抱着教条不愿改变。今天，我们在这里反省中央的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决不能舍弃党。因此，我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这番确有水平的话，无疑是在争取犯过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的同情，好让这样的同志“反戈一击”。
张国焘继续说：“现在，我们似乎不宜贸然地肯定中央的路线是对还是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今天之所以退到人烟稀少的古西番蛮夷之地，说明我们的苏维埃运动遭受到严重挫折，究其原因，既不能说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如何厉害，也不能只认为是我们军事上的错误。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是倒果为因。”
他的这番话显然没有赢得与会者的同情。
博古当即反驳道：“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国焘同志如此巧妙委婉的言辩，说到底还是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苏维埃运动虽遭受到挫折，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如果持这种看法，是实足的悲观主义的论调！”
何凯丰也马上接上火：“政治路线问题，已经在遵义作过结论，当时我的思想不通（何曾站在李德和博古一边，反对毛泽东，并四处游说，争取支持者，但毫无收效），经过这半年来的实践，我认为遵义会议所作的结论是对的，现在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毛泽东插话道：“中央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也不能只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即使有问题，也只有待时机成熟后再予解决。目前，最紧迫的是军事问题。”
大家几乎是众口一词，肯定遵义会议以来的政治路线和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
因为会前陈昌浩看过这个决议草案，基本上同意，没有更多的反对意见，所以这时也不便为张国焘多申辩什么，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当听到有人提出要对张国焘展开斗争时，这才不得不为自己的上级说几句辩解的话：“我以共产党员的人格担保，张国焘同志绝没有反党反中央的意思。张国焘同志虽然对中央的路线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决没有任何恶意。”
但这种辩解显然显得苍白无力，不合时宜。
大家的批评火力十足，措词也越来越激烈。
张国焘的处境很不妙。他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看来这是毛泽东精心策划、专门为我摆下的“鸿门宴”！
于是，他话锋一转，说：“为了加强中央的领导作用，我建议中央应遴选一些新同志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张闻天打断他的话：“增加政治局委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决定，怎么能随随便便增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