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让斯诺感到遗憾的是，他在陕北采访期间没能见到红四方面军的主帅张国焘，所以书中也非常遗憾地缺少毛泽东与张国焘从拥抱到决裂这惊心一幕。
直至今日，人们大都知晓斯诺的名字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其实，最早反映红军长征壮举的外国人并非斯诺。而是一个叫勃沙特的英国传教士。就在斯诺和马海德到达陕北保安时，1936年4月，随红军生活了560天之后的勃沙特终于获得了释放他的消息。
勃沙特，全名叫鲁道夫.艾尔弗雷德.博斯哈德.比亚吉特.勃沙特，这恐怕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名了。他自己也感到这名字不好记，写起来费时费工夫，干脆就叫勃沙特。他与红军“亲密接触”中，大家都叫他“老勃”或“老特”，他很高兴地应诺，感到很亲切。
勃沙特1897年出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因此在他国籍记述上，有说英国的，也有说是瑞士的。1923年秋，26岁的牧师勃沙特被英国基督教会派到中国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他属于信仰笃诚、恪守苦行精神的传教士。他为人谦和有礼，教人乐善好施，同时他对中国儒教文化颇为认同，说中国三教（佛、儒、道）与“西洋教”在很多地方有同工异曲之妙。他为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字——薄（勃）复礼。
1934年秋，中央红军先遣部队红六军团，突破湘江，翻越五岭，进入贵州镇远与黄平一带，与黔军展开激战。此时，青年牧师勃沙特和家人坐着滑竿从安顺地区做完传教活动正走在回来的路上，与红军不期而遇。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确有不少人是积极配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甚至充当间谍，见于此，红军就把这几个洋鬼子扣留下来，去见军团长萧克。恰这时，萧克在黄平一个教堂里正在看找来的一张地图，但地图是法文，没人能看懂。勃沙特懂法文，萧克就让他翻译，然后用中文标注出来。干了大半夜，地图标注好了，从红六军团所处的位置一直到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路线都注明了。萧克对勃沙特说：“你不用怕，我们不是魔鬼，我们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红军队伍。”勃沙特半信半疑，说：“我也是为穷苦人传教的，是为信仰而来。”考虑到勃沙特已熟知地图上的红军路线，还一时不能放他走。于是萧克很婉转地对他说：“薄复礼，不不，还是叫你勃沙特吧，你懂外文，我们很需要你的帮助，希望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行军，一起打仗，一起生活。”勃沙特应诺下来，后来红军缴获的一些英文报纸也由勃沙特翻译成中文，红军将领这才知道不少国内国际上刚刚发生的事情，包括国民党封锁追堵红军的行动和局势。这样以来，勃沙特便成了红六军团的职业翻译官了，萧克更不舍得放他走。
在勃沙特看来，对于信仰的执着与真诚上，红军和他是一样的，只不过信仰的对象不同而已，而且他亲眼看到，红军的确是一支为穷人求解放，不怕流血牺牲，追求远大理想的队伍，这一点又与勃沙特传教的初衷相吻合，所以有开始的相互敌视、猜疑，逐渐淡化和消融。就这样，勃沙特跟随红军在充满紧张、惊险、艰苦鏊战的漫漫征途中，经历了一年半的腥风血雨，他同红军战士一样，几乎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在到达陕北之前，萧克这才答应放他离开部队，继续从事他信仰的职业。萧克设宴为他送行，并风趣地对他说：“勃沙特先生，今天，我们决定为你彻底摘掉‘帝国主义间谍’的帽子，还你自由，不论你走到哪里，我们都是朋友。”
勃沙特几经转辗到了昆明。随红军长征一年半的亲历，一幕幕在他脑海里呈现——他立即着手整理这段难得而又珍贵的经历，仅用3个月，就撰写出一部长达288页并配有多帧照片的回忆录《神灵之手》。一位英国籍的传教士，以局外人的身份被迫或者说不情愿地跟随红六军团长征，之后在很短时间里，便以真实客观的笔触，描述了红军长征所经历的悲壮情景。当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站稳脚跟的时候，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伦敦，就奇迹般地出现了一部记述红军长征的回忆录，英文书名是《TheRestrainingHand》，直译为《抑制的手》，后译为《神灵之手》。这部书一经问世，立即在欧洲引起轰动，仅两个月内连续两次再版，接着又由瑞士一家出版社译成法文再版。当时在欧洲各国的教堂内外出现这样画面：男男女女手捧《神灵之手》，聆听神灵的呼唤，继而虔诚地在胸前划十字，为东方那支受神灵护佑的穷人队伍祈祷祝福！
日光流年，西方传教士参加红军长征的故事和他的回忆录《神灵之手》，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淹埋。今天，很少有人知道这部书和这位传教士。人们大都知道外国人写红军长征的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
20世纪80年代初，在山东博物馆工作的严强，从一位调走的同事手里接过来几本为学英语借用的英文书籍，真是无巧不成书，英文版《神灵之手》就落到了此书翻译者严强的手中。严强和另一位译者席伟不禁万端感叹：这是怎样的机缘巧合啊！我们从人们遗忘的历史尘埃里，意外地得到了这部以如此奇特的身份、奇特的经历、奇特的视角记录红军长征的奇书！
严、席二人把译稿送给时任济南军区副政委左齐审阅、核实。在左齐长征时是红六军团的一位团长，他把译稿阅后又呈送原红六军团政委、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原红六军团军团长、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萧克。两位老将军看后，十分激动，十分感慨：勃沙特以他传教士的特殊视角，客观记录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一个侧面，为西方世界了解长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并传播了西方人与东方人、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之间的友谊，值得尊重，值得怀念。
1987年，当萧克得知已90岁高龄的勃沙特居住在英国曼彻斯特，便致信问候，还赠送勃沙特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画册。
厘清历史尘埃，我们便知，勃沙特的《神灵之手》在伦敦问世一年后，即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发行。此书可谓生逢其时，因为这个时候全世界关注的目光聚焦到中国西北部那片黄土高原。
在朱德总司令的窑洞里，45岁的美国女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是那么专注而细致地端详着像农民老大爷一样的“红军之父”。史沫特莱说：“总司令，我希望你能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听口气像是给总司令下达命令，朱德惊讶地问：“为什么？”史沫特莱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史沫特莱是与斯诺的妻子海伦于1937年3月赴延安访问的。史沫特莱一生中有三四个崇敬的长者，一个是印度的尼赫鲁，一个是鲁迅，再者就是朱德，她对这样被称誉为“红军之父”的总司令已早闻其名，见到其人后，她感觉朱德就像父亲。朱德根据她的要求，每星期抽出两三个晚上同她进行交谈，从自己的出身家世谈起，一直谈到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且首次披露了长征途中与张国焘搞分裂红军分裂党的激烈斗争。几十次交谈，为史沫特莱撰写的《伟大的道路》提供了基本素材。
这部倾注了史沫特莱全部心血的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总司令60岁的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史学的角度看，此书极有价值的一个贡献是最早披露张国焘在长征途中搞分裂的历史。据考证，这是英文著作中第一次公开记述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北上还是南下”两条路线的斗争。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英国牛津病逝，享年58岁。依照她生前遗嘱，遗骨安葬在中国土地上，葬礼要在她生前最为喜爱的《义勇军进行曲》中进行。现在，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山公墓，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朱德书写的金色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4.甘孜会师，张国焘请任弼时当“包公”
1936年7月1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所引起的欢腾，不亚于一年前一、四方面军在懋功的会师。
党中央从陕北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情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者，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红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中旬从湘西突围时，兵力约有两万，到达西康地区时，只剩下一万余人。由于各路红军长期处于被分割堵截的状态，二、六军团已与中央失去了联系，转战到川黔边才得知川康地区有一支庞大的红军队伍。在与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络并向四方面军靠拢时，他们还以为中央就在这里呢（这期间张国焘以第二“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向红二、六军团发过指示电）！但是，很快情况便清楚了：党中央在陕北，张国焘在此另立的“中央”已在两支部队会师之前自行取消了。
7月2日，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即从炉霍赶到甘孜，与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等人相会。
然而，一年前懋功会师后不愉快的情景在张国焘的脑海里留下一块阴影。为避免或减少磨擦，他要他的部队与二、六军团的驻地相隔要远一点，也不要搞彼此联欢的热烈场面。
张国焘以老大哥的身份亲切地称任弼时为“任胡子”，称贺龙为“贺胡子”，调侃道：“哈哈，二方面军就是被你们这两个‘胡子’统治着哩！并且你们二人都抱着一杆旱烟斗，干脆就叫你们‘胡子烟斗部队’吧！”
任弼时端着烟斗抿着胡子道：“弼时虽留胡子，可在国焘兄面前还是小弟弟嘛！”
贺龙也端着烟斗抿着胡子道：“国焘兄是元老，所以，我们的胡子和烟斗不足为凭！”
任弼时32岁，贺龙已到不惑之年。他们自从湘西突围以来，几乎没有刮过胡子，实在太长了，就用剪子剪一把了事。不过因人而异，任、贺二人各留着一嘴漂亮的胡子却也相得益彰，显出几分葱茏的气韵与英武的神采。他们同张国焘虽不是故交，但很早就已相识。1927年，任弼时担任少共中央书记时曾被元老派的张国焘称他为“小弟弟”，在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二人皆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与张国焘是在八一南昌起义时认识的，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张国焘是中央特派员，起义失败后，二人在战火中匆匆分手。
朱德与任弼时、贺龙称得上老相识了，所以一见面，朱德激动地说：“好哇好哇！你们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
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指挥！”
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着和中央会合呢！”
朱德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陕北！”
重逢的欢悦沐浴着一张张布满风尘的面孔。久久地拥抱与相视代替了千言万语。
朱德在两军会师的大会上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荒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
为了慰问这支“胡子烟斗部队”，四方面军把准备好的上百匹骡马和食物赠送给他们。二、六军团的一些战士倒是很乐意接受食物，而对骡马不太感兴趣。张国焘见状，便笑着对他们说：“同志们，到了此地，马是很宝贵的东西了！你有一匹马，就好比讨了一个老婆一样，为什么你们有老婆不晓得要呢？你们没听女干部说过，马比丈夫好！”
笑，憨憨地笑，羞怩地笑，复而放声欢笑，无拘无束地笑，酣畅舒坦地笑……
7月5日，贺龙、任弼时接中央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合编为中国王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二军团、六军团番号不变，罗炳辉的第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编入二方面军建制，二军团第五师改编为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
7月27日，中央又批准二、四方面军成立西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
中央的“动作’如此之快，是张国焘所始料不及的。同二方面军刚会师，他的部队就被挖走了一个军（本来就不属于他的），这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他当时并不晓得，这正是朱德与贺龙、任弼时达成的一个“默契”。后来朱德回忆起这件事说：“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去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张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张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
张国焘不能不有所“表示”了——他找任弼时深谈了一个通宵。从懋功会师到毛儿盖会议的争执，从何凯丰、张闻天的文章到毛泽东等人擅自率一、三军团北上，等等等等，一古脑儿地全倒了出来。最后他说：“任胡子，你今天可要做一个铁面无私的‘包拯’，给一个公道的评断。”
任弼时倒是很爽快：“好吧，小弟我就当一回黑老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