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贺龙率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前夕，只是稍有耳闻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发生的争执，但不晓得个中原委。由于二、四方面军辗转迂回，于患难中刚刚相逢，故而大家都讳莫如深不愿谈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既然张国焘一古脑儿地把一切都端了出来，任弼时便怀着对党和红军的团结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四方面军与中央之间来往的电文和有关材料进行查阅与研究，并决定找有关当事人交谈了解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以便找出较圆满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消除隔阂，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
疲劳的二方面军在甘孜驻扎休整。张国焘以红军总部的名义派陈昌浩率工作组下到二方面军务部队传达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和中央的新政策。
红六军团政委王震接到几大包宣传材料，打开一看，全是一些批判“毛、周、张、博机会主义路线”的《干部必读》小册子，王震当即作了果断的处理：“不能发，统统烧掉！”
贺龙也收到张国焘派人送来的一堆文件和材料。当他听了王震的报告后，说：“烧得好！去他妈的，这些材料不能下发！”
贺龙马上打电话通知各部队，把已发下去的小册子统统收起来。他说：“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真中央是毛大帅领导，现在在陕北。我们大家都要听党中央的，都要跟着毛大帅走。谁要是不听党中央的，反对毛大帅，他就是天王地老子也不行，他就是八只角的王鱼也要掰下一只角来！”
贺龙拿着一本小册子来到任弼时住处，见任弼时正专心致志地细阅摆放在桌上的一摞摞材料。贺龙把小册子往他面前一放，问：“弼时，这份材料你看过没有？”
任弼时翻了翻小册子，说：“看过了。”
贺龙说：“我已通知下去了，这些东西不能发！”
任弼时说：“是不能发，这样不利于团结嘛！”
贺龙装上一锅旱烟点上，“叭、叭”地抽着，沉思着说：“你是政治局委员，应该找他们谈谈，了解一下情况。一、四方面军会合，本该是皆大欢喜，毛泽东等同志为什么中途与张国焘分手？张为什么成立他的‘中央’？我看这里有不少‘文章’啊！……”
任弼时说：“我已经分别找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傅钟等同志谈过，了解了不少情况。我想再找徐向前谈谈，最后同张国焘交换一下意见。”
贺龙说：“好！大敌当前，团结最重要。”
当天，任弼时来到四方面军指挥部，见到了徐向前。这是他们首次晤面，但彼此大名早已耳闻。见面后互相说了些问妊的话，便言归正题。
任弼时：“向前同志，你认为国焘等同志与中央的分歧在哪里？很想和你聊聊。”
徐向前：“事实越来越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北上的方针是对的。国焘同志主张南下——恕我直言，南下和北上之争，就是为了争夺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
任弼时：“对头对头，就是这个实质问题。”
徐向前：“国焘同志另立中央是错误的，党内有分歧，可以开诚布公地谈，求大同存小异嘛！但是我劝他，他不听，说我只管打仗，无须过问政治。朱老总的话他也听不进去……”
任弼时：“听有些同志说，老毛率一、三军团突然离走，是你下令不许红军打红军，才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向前同志真是立了大功啦！”
徐向前：“当时我心情万分沉痛，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打，不能自相残杀，如果那样，我等将背千古骂名！现在，在国际代表林育英同志的干预下，国焘同志取消了‘中央’。鉴于目前二、四方面军会合，最好不谈往事，以免引起新的争端。”
任弼时：“我拟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
徐向前：“我赞同你的倡议。”
张国焘等待着“包公”的裁决。在他看来，任弼时是最佳“调解人”，从个人感情上讲，任弼时这位“小弟弟”对他是比较敬重的，他相信任弼时通过一番了解和调查，会拿出一个令他颇为满意的结论的。
他等待着。
两天之后；任弼时果然前来登门造访。
张国焘甚是喜悦，便以调侃的口吻道：“呵，‘包大人’大驾光临，卑职有失远迎了，快——里面请！”
他亲自给任弼时沏了一杯茶，接着又递上一支烟。
任弼时接过烟，剥碎填进烟锅里，点上吸着。
张国焘迫不及待地说：“胡子老弟，有何高见，快和盘托出吧，我洗耳恭听。”
任弼时郑重其事地表明他的观点：“通过走访了解，得出以下几点见解与国焘兄商榷：
一，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早有反中央的倾向；
二，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出这种成见的，应该说是何凯丰的文章；
三，一、四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
四，因为北上和南下是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由于四方面军坚持南下，毛泽东等不得不率一、三军团北上；
“最后一点，请国焘兄恕我直言，卓克基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似乎太过份了，这在中共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从中吸取教益。”
张国焘听罢，许久不语。
任弼时说：“国焘兄认为弟所言有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张国焘强颜一笑：“任胡子，我看你这‘包拯’断案有点不公，怎么不指责毛泽东等人搞分裂呢？我们成立中央是被逼上梁山，正是由于毛、周、张、博私率一、三军团北上造成的。”
任弼时磕了磕烟锅，笑着说：“国焘兄，这段公案留得以后再断吧。弟认为，兄既然取消了中央，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就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一点，你做得还是明智的。”
张国焘说：“我建议在甘孜召开党的会议。”
任弼时说：“报告哪个作？有了争论，结论怎么作？我劝国焘兄还是先暂且放一放，等适当的时候大家坐下来好好摆一摆，自会有个公正的了断。”
张国焘本想再表明一下自己的观点，但又不想扫“调解人”的兴，于是说：“希望你多了解一些情况，不要偏袒任何一方。”
任弼时说：“那是当然。不过，我建议国焘兄最好不要再向下面发那谴责毛、周、张、博的材料了，这样不利于大家的和好嘛！”
张国焘默然同意，接着又试探地问：“二、四方面军会合了，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任弼时说：“当然是北上，我们最好能一起走。”
张国焘说：“那么，四方面军要三过草地喽！”
任弼时说：“只要我们的目标能早日实现，不要说三过草地，就是过10次20次也在所不辞啊！”
张国焘说：“过了草地，就要同凶悍的马家军的骑兵作战，二方面军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将会吃大亏……”
任弼时马上点将说：“听说刘伯承总参谋长对打骑兵很有一套，那就请他到二方面军当教官吧，我代表二方面军表示热烈欢迎。”
张国焘思忖了一下，只好说：“由总司令下一道命令就行了。”
5.三过草地，张国焘与陈昌浩发生争执
对于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行动，中央在两军会合前的5月25日即致电明示：“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指出红军西渡黄河向陕、甘、宁发展，二、四方面军“直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张学良部），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很显然，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
对此，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他在主持召开的二、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上，宣布了“向北行动，迅出甘南”的计划。他说：“这个行动计划，从军事上来说，是企图拥有西北的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二、四方面军取道甘南，折而向西居于左翼，进而夺取青海和新疆。从政治上来说，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是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是要拥有陕、甘、宁、新广大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苏联的道路。……”
这个计划的出台，似乎显得天衣无缝，给二、四方面军描绘出一幅无比灿烂的蓝图，使广大指战员精神焕发，勇气倍增。但他们一时还看不透张国焘对此计划隐含的另一层颇深的谋略：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大显身手的好去处；二、四方军北出后西进，与一方面军隔得远远的，不必受中央的控制，将来谁的势力大谁就是红色中国的主宰。
在会上，朱德宣布红军总部作出的北上部署：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二方面军在甘孜稍事休整后，随左纵跟进，分成两个梯队北上。四方面军集结在炉霍地区的九军、四军十二师和独立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四方面军总部为中纵队，由徐向前率领，7月2日出发，经壤塘、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集结在甘孜地区的四军十师和十一师、三十军八十八师、三十二军（此已编入二方面军）及二方面军为左纵队，由朱德率领，7月3日出发，经东谷、西琼寺、阿坎向包座前进；集结在绥靖、崇化地区的五军及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7月中旬出发，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
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并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是朱德和任弼时、贺龙经过一番谋划而做出的巧妙安排：任弼时随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起制约作用。
为了保证几万人的部队顺利通过草地，红军总部派许世友率领骑兵师提前于6月27日出发，为部队侦察道路，筹集粮食。骑兵师30阗多名骑兵，扬鞭催马，翻山越岭，一路经过大小70多次战斗，筹集了两万多头牛羊和一批粮食。
经过十几天的行军，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率领的左路纵队到达阿坎地区，准备过草地。
夏日的阳光依然把布满死亡恐怖的“萨格苏海”点缀得五彩缤纷，令人目迷神摇。
行走在过去走过的路上，向着过去不愿行进的目标行进，张国焘不禁暗自叹发几多感慨。眼前的葛曲河仍然和去年一样水深不及马肚脐，昨天的情景又在眼前浮现。他兴味索然，反觉胸腔里受了挤压般的窒问，脚下汩汩的溪流声和马蹄踏过草丛的寒宰声，在他听来比峡谷骤然袭来的急流狂涛更能刺激他的神经：难道照耀自己命运的星表真的正在陨落吗？
他下意识地回头瞥一眼，只见朱德那黑釉似的脸膛泛着一丝憨淳的微笑，眼睛微眯着，好像在马背上入睡了；任弼时悠然地骑在马上，那只烟斗不管冒烟不冒烟总是叼在嘴上，显出几分青年老成的神韵。
他收回目光，心里冒出某种疑忌的怪念头。
过葛曲河时，设在河岸的兵站正给过路的部队分发缴获来的牛羊和物品，并且还有一批伤病员住在兵站里。朱德向张国焘建议说：“草地是北上最艰苦的一段路程，四方面军的右纵和二方面军的同志在后面，他们会更苦。你看这沿途的野菜都被前边的部队挖光，他们跟上来时连野菜也吃不上了。兵站应当把牛羊和物品多留一些给他们。另外还有这些伤病员，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抬出草地，不能留下不管。”
张国焘从沉闷纷杂的思绪中抽出来，当即向前面的部队发出命令：把驮东西的牦牛全部留下来，必须带的东西自己背上，把分到的羊和牛全退还给沿途兵站，留给二方面军。
随即他把给自己驮帐篷、行李的牦牛令警卫员牵来交给兵站，并声色俱厉地对兵站的人说：“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通知各部队，牛皮、羊皮和肠、肚都不能丢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和每一挂肠子，不能浪费。这关系到后方部队和二方面军同志的生命！”
任弼时分明从他的脸上和举动中看出了什么，马上走过来笑着说：“国焘兄，前后部队应统筹考虑嘛！把东西全部留下来，前面的部队应该分到的也没有了，这不就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吗？”
张国焘强笑了一下，说：“我这个人，就专爱搞极端。”
任弼时风趣地回敬了一句：“这说明国焘兄有‘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气度啊！”
张国焘像被一团牛毛塞在口腔里，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时，朱德派人把兵站站长吴先恩找来了。
朱德问：“吴站长，你们兵站还有多少伤员？”
吴先恩答：“600多人。”
“有多少副担架？”
“100多副。”
“有多少骡马和牦牛？”
“200多头。”
“有没有能坚持行走的伤病员。”
“绝大多数都不能走动了。”
“你们打算怎么办？”
“……”吴先恩支吾着，不知如何回答。因为过草地路越来越难走，怎么把这批伤病员安全地送出草地，正是他最搔头的事情。
朱德进一步询问：“200多头牲口驮的都是什么？”
“全部是枪支。”
“能不能把牲口腾出来驮伤病员？”
“当然可以，但这么多枪支又怎么办呢？”
朱德说：“枪支能背走的，还是尽量背走，背不走就毁掉。”
“毁掉？”吴先恩不禁一怔，“总司令，方面军总部早在鄂豫皖时就立下了规定，枪支是战士的第二生命，丢枪就是丢命，毁枪是要严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