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正当西昌发射场的官兵们大干快干、工程连连取得大的进展之际，“四人帮”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和经济条件的不足，1975年3月之前，西昌发射场的总体建设方案都未正式确定和批准下来；发射时间也一变再变，一推再推。1975年“331”工程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正式批准后，西昌发射场才又掀起了建设的高潮。然而，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突然席卷而来时，眼看着已经透出了点阳光的大凉山峡谷，又一次被锁在了政治的烟雨之中。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张爱萍再度出山，西昌发射基地才结束了苦难徘徊的历史。
此后，为了不光用苦力而且还要用智力铺平通向太空的道路，基地开始了对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从1977年起，从各地招聘的知识人才和从各大专院校挑选出来的大专毕业生，开始穿上绿军装，来到西昌发射场，加入了远征太空的大军的行列。
于是，在美丽的“月亮城”，在荒凉的大凉山峡谷，在通往太空的长征故道上，便留下了这批知识分子用青春、心血乃至生命谱写的一个个凄苦悲怆却又耐人寻味的故事——
10.一座大山和一个女人
在离西昌发射场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彝汉混居、海拔两千多米的大山，当地人称“花果山”。“花果山”上有个卫星跟踪测量站，代号叫27号小分站。一次，一位从北京来的60岁的女摄影记者爬上了这个山头，当她举着照相机对着四周的环境看了看后，气喘吁吁地说了一句话：
“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壮丽也是最凄凉的镜头！”
然而，就在这座山上，惟一的一个年轻女大学生，却默默生活、奋斗了整整六年！
这位年轻的女大学生叫陶学兰。她个子不高，眼睛倒挺大，跨进西昌发射场的第一天，便将自己的一头秀发剪成了齐耳短发，所以，当一副400多度的眼镜架在她那张圆圆的脸上时，本来就显得文静、纯洁而又朴实的她，便又增添了几分娃娃气。她生在北京，也长在北京，但在她刚满12岁那年，命运的小舟却将她从北京载向了一个盛产盐巴的地方——四川自贡。此后，她变成了一个“川妹子”！1977年，她从重庆大学毕业时，西昌基地去学校选中了她。于是，她高高兴兴地穿上了漂亮的绿军装，爬上了这座从未有过女大学生爬过的“花果山”。
然而，上山的当晚，她心中的美感就顿然消失了。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偌大一座山上，就她一个女的，其余全是清一色当兵的和尚！那晚，她躺在吱吱作响的军用木板床上，望着没有窗户的墙壁辗转难眠。刺骨的山风像刀子一样呼呼地刮着，整个小屋和大山仿佛都在同时旋转。远处，松涛阵阵，泉水叮咚，偶尔还传来一声声野狼或者乌鸦的惨叫。她蜷缩在被窝里，浑身惊悸，毛骨悚然。她从小就怕孤独，怕清冷，怕黑暗，可她所怕的东西仿佛在这个夜晚全都一起赶到了她的身边。渐渐地，她产生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感觉：像被人塞进了冰箱里！后来，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奇怪的是，第二天她抹去眼角的泪痕，又微笑着扑向了大山。当时，山上的卫星测量站正值初创阶段，营房的修建，机房的布局，设备的安装，山路的铺垫，还有那挖不完的树根，除不尽的野草，赶不走的风沙和扫不净的羊屎与牛粪，每天都在等着她去一点一点地干。加之山上空气稀薄，荒凉孤寂，该有的几乎什么都没有，不该有的反而倒不少。孤独的大山像一双无情的大手，遮挡住了她与外界的联系，使她常常陷入难言的苦闷之中。
更让她不能忍受的是，整个一座山上，就她一个女的——还是一个穿军装的姑娘。她的周围虽说还有几十个战友，可毕竟一个个都是朝气勃勃、热血沸腾的男人啊！而这几十个男人对她来说，既像一堵堵无法穿越的高墙，又似一轮轮滚烫如火的太阳，她成天生活、工作其间，每时每刻都让她感到很尴尬。虽然有时相互也能碰撞出青春生命中一点点微妙的欢愉，但那毕竟是铁打的军营，她一个女儿身，成天在男人圈里晃来晃去，算怎么回事儿呀？
因此，大山上这种过分的阳盛阴衰的生存结构，给她的生存与生活都造成了极大不便。比如，她心里有了苦闷，想说说只有女人之间才能说的话，却找不到一个女伴；她碰上了只有女人之间才能做的事情，却找不到一个帮手；她每天下班后，很想在太阳快要落山那会儿沿着山路散散步，吹吹风，透透气，却找不到一个同性做伴。若是自己单身行走，又怕脚下忽然钻出一条毒蛇，或者身后猛地蹦出一只狼来。如果找个男兵作陪，男兵当然既幸福又美好，可军营中那无情的纪律和可危的人言，她叉如何承受得了！
如此一来，当美丽的黄昏到来时，当恐怖的夜色降临时，她便将自己锁进小屋，然后伸出自己的指头，在窗户上小心翼翼地捅个小孔，一边悄悄地窥视着神神秘秘的大山，一边偷偷抹着苦涩的泪水，独自咀嚼着孤独的痛苦。尤其令她感到难堪的是，当她青春的信息来临时，她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她可以出早操要出早操，不能出早操也要出早操；可以上班要上班，不能上班也要上班。因为她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总不能跑去找比她大不了几岁的“男首长”请假：“站长，我、我有特殊情况，不能出操！”如果这位“男首长”是个明白人倒好，万一这位“男首长”是个可爱的“大傻瓜”，老老实实地反问一句：“什么特殊情况？”这可如何是好（这不是不可能的）！
但她仍坚持留在了山上（虽然她也有办法下山）。她白天钻研、调试设备，晚上就在灯下读书看资料。心情好时，便上山采回一枝枝最喜爱的墨兰，然后插进一个军用罐头盒里，再送到自己的鼻前，让那醉人的清香将一身的疲劳驱散；心情烦闷时，她便独自跑进深山，向着阳光灿烂白云飘荡的天空又蹦又跳又哭又笑，然后站在高高的山崖上，对着酣睡的山谷反反复复地喊着自己的名字：“陶——学——兰——”“陶——学——兰——”……等山谷传来阵阵回音时，她仿佛才感到了自己的存在。
几年后，她被任命为激光经纬仪室技术总体负责人。也就是说，她一个年轻的女子，将领导众多的男子汉。一个女人要想在男人的庄园里摘取成功的果子，谈何容易！但她是个从不服输的姑娘，如山的困苦，反而铸就了她岩石般的决心：用青春做资本，在山上打牢自己事业的地基。为实现这一理想，她有意躲开了从北京和自贡射来的爱的金箭，就在西昌发射场找了个技术干部作丈夫。刚结婚不到一年，她便将在机关任参谋的丈夫也拽上山头，当了跟踪测量卫星的操作手。
刚当操作手的丈夫缺乏经验，每次一上操作台就心慌意乱，大汗淋淋，还常常抓不住目标。为了练就一套跟踪卫星的过硬本领，除平常工作时间外，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她便领着丈夫爬上观察圆顶，从理论到实际，从图纸到操作，一点点地讲，手把手地教。她下口令，丈夫操作——白天以飞鸟当火箭，夜晚用流星作卫星。那段时间里，她已怀孕九个月，小腿浮肿，脸色菜黄，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还常常呕吐不止，并伴有严重的高山反应。
但她每天还是挺着鼓鼓的肚子，坚持在六七米高的观察圆顶上爬上爬下，爬下爬上。
后来，她丈夫成了技术室的主任，而她是同一室的技术负责人。好比一个艺术团，男人是团长，老婆是导演。这本是好事一桩，可小两口“同台唱戏”，也有难为之处。比如，她本是党支部委员，丈夫当主任后，她的“委员”就得免去。因为一个山头就一个党支部，一个党支部就三个支部委员：她不免去，岂不成了“夫妻党”？再比如，她一旦有了“特殊情况”，也和原来一个样，照样得上班。因为虽说丈夫知道，可有什么用呢？丈夫总不能在军人大会上来个声明：“我老婆这几天有‘特殊情况’，不能上班，请同志们原谅原谅！”
其实，她并不是我们过去在电影或者书本上常见到的那种“铁女人”，甚至连一点点“铁”味都沾不上。相反，她恰恰属于那种无论是性格还是体能都很柔弱的女人。她之所以能在一座孤独的大山上坚持干下去，用她的话说完全是被工作逼迫的结果——因为山上缺少技术人才。如果我们透过她坚强的外表，便可看到，她虽然的确热爱山上的事业——跟踪测量卫星，但同样渴望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孝敬的女儿、称职的母亲；一个普通女人具有的欲念与情感、兴趣与弱点，她同样具有，同样强烈。
——她天生喜欢孩子。女儿生下后，她很想把她留在山上留在身边，甚至还幻想等女儿长到一岁或两岁后，利用节假日或星期天，带着女儿去爬山玩耍：先为女儿采上好多好多的兰花，然后自己平躺在花丛里，让女儿骑在自己的肚子上，接着再教女儿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但山上的生活太苦，连幼儿园都没有，女儿的教育问题怎么办？自己大大小小算个知识分子，总不能让女儿在这儿变成个文盲吧！再说自己已经奉献给了大山，难道还要让孩子也奉献给大山？无奈，女儿生下来后，她只好将女儿送回婆婆家。因此，当大山的寂寞与苦闷向她袭来时，她最想念的就是女儿。每天下班回家，她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上看女儿的照片，有时一看就是半小时。
——她长年同跟踪卫星的机器设备打交道，枯燥的数学公式和逻辑线路把她的脑袋都快塞破了。她很想抽空躺在沙发上，给妈妈织件毛衣，为女儿做条裙子，再给自己的小家钩块桌布；或者学学服装剪裁、美容常识；或者翻翻菜谱，提高一点烹调技术，改善一下饮食结构；或者偷偷去一趟舞厅，哪怕装模作样也学它几步，“蹦嚓”几下（因为她连什么叫“快三步”、“慢四步”都搞不清楚）。但她的台历上每天总是写着：今晚加班！
——她大学毕业已经多年了，在实际工作中，她已成了新来的大学生们的老师。可不知什么时候部队又掀起了一股“文凭热”，她不得不为文凭的问题而发愁。因为她是“工农兵学员”；而“工农兵学员”文凭听说要作废，就像被搁凉了的炸鱼片，必须“回炉”再“烤”一下，文凭才算有效。部队不少“工农兵学员”都回学校去“烤”过了，她也很想找个学校去“烤”一下，以便再弄张能算数的文凭，不然到评职称的时候就傻了。可卫星又急着要发射，山上的工作又实在是离不开她。
的确，多年来她想了很多很多。遗憾的是，这一个个美妙的想法还来不及变成现实，转瞬间她的青春便已随风飘去，残酷的皱纹也早早爬上了额头。作为一个军人，她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智慧，为那座叫“花果山”的大山建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卫星观测站，应该说已尽到了自己的那份责任。她的人生是美好的，青春也是壮丽的。
然而，作为一个女人呢？
11.同步卫星与百岁奶奶
这位叫陈丽姗的女大学生也在卫星跟踪测量站工作，不同的是她所在的测量站在距西昌千里之外的宜宾。
人们知道“陈丽姗”这个名字，是10年之后她成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的事情。而在此之前的陈丽姗，若用“默默无闻”四个字来概括，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陈丽姗的外表实在过于平淡。她穿军装时，如果有人向你先介绍她的身份，你有可能承认她是个大学生；她要穿便衣时，你要见了她，准会认定是个农村妇女。她从小到大，与这个世界相处，只有别人欺负她的时候，从来没有她欺负别人的可能。她给人的感觉，仿佛天生就是一个弱者，一个过去受苦受难今后同样受苦受难的人！
也许，都因为她是个孤儿。陈丽姗在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世，母亲改了嫁，她只好被奶奶收留了下来。跟着没钱的奶奶过日子，当然就很苦。为了能生存下去，她从小就学会了干各种家务活儿。家里没粮了，就跟着奶奶出去捡菜叶吃，甚至，还跟着奶奶出去要过饭！自然，奶奶是她惟一的依靠，她也成了奶奶惟一的心肝。可奶奶穷，只能在过年时给她买上一块她最喜欢吃的麦芽糖。奶奶疼爱她的另一方式，是常常为她梳小辫儿。当一天艰辛的劳作结束之后，奶奶便和她坐在自家的小院里，为她慢慢地梳着小辫儿。每当这时，奶奶就会告诉她，要好好劳动，好好念书，长大了才能过上好日子。而这时的她常常在心里想的是：等长大后，我一定要攒好多好多的钱，让奶奶每顿都能吃得饱饱的。
靠着爸爸的抚恤金，后来她终于跨进了大学的校门。而且，上大学不久，她便入了党。当她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奶奶后，奶奶高兴得不得了，为她买了一大包麦芽糖，专门从百里之外跑到学校去向她表示庆贺！因为在奶奶看来，孙女进了大学门，就是进了幸福门；人了党，就找到了依靠，今后就能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