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昌基地地处荒凉的大山沟，孩子们从小就没有好的教育条件，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再加上全基地只有一所中学，孩子们上中学就没有任何挑选的余地。而这惟一的一所中学由于种种原因，教育质量又一直上不去——西昌卫星基地从组建起，到他去为止，10年来没一个孩子考上大学！在后来的10年时间里，也同样没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也就是说在长达整整20年的时间里，西昌卫星基地竟然没有一个军人的孩子考上大学！而这些军人中，有一部分还是大学生、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作为一名高级工程师的他，当然无法接受。孩子若是考不上大学，别说有所作为，在这原始般的山沟里连一般的生活恐怕都有困难。他身为一名知识分子，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成为没有大学文凭的“文盲”！
但有什么办法呢？孩子在百里之外上学，接送孩子的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行走，每周能保证顺顺当当地去，再安安全全地回，就算谢天谢地了！他当然也很想帮助帮助孩子的学习，可孩子一个星期才见一次面，见面时他不是在加班设计程序，就是在熬夜调试设备。因为西昌要准备发射卫星，他是设计程序的主要干将，成千上万条指令都要等着他去设计编写，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他去解决处理，时间比什么都紧，他又哪里顾得上去管孩子的学习！
此外，家庭沉重的生活负担，是他遇到的第三个难题。他是独子，母亲去世后，父亲来部队和他生活在一起，全家就有了6口人。而他每月的工资只有100多块钱，这100多块钱的工资要养活6口人，对他来说无疑是一道难解的题。而且，他父亲还患了癌症！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家庭负担，他还得学习，还得工作，还得为了发射任务而拼命加班加点，他内心承受着何等重大的压力，可想而知。好在他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苦惯了，累惯了，无论如何的苦，不管怎样的累，只需四个字便可全部化解：默默忍受。他整天上班下班，寡言少语，埋头干活，谈不上有任何一点点业余爱好。除了他的工作，他对这个世界似乎没有什么兴趣，也顾不上和不敢有什么兴趣。他把自己对生活需求的欲望，强压到了最低甚至负数的位置——不吃糖，不饮茶，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一双袜子烂了，也舍不得再买一双。倘若偶尔得到一点小小的实惠，就像山里的孩子偶尔得到一块奶糖，含在嘴里久久舍不得咽进肚里。
然而，他尽管很穷，却穷得有骨气，穷得有精神，穷得从来不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贫穷！他不会唱歌，更搞不清后来流行一世的“卡拉OK”是什么东西，但几十年来他的心里一直都在默默唱着两句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他很有自知之明，明白人和人就是不一样这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道理，更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捞取什么和享受什么的，而压根儿就是来吃苦和创造的。他也知道金钱不是万能的，而离了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但他总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比金钱更重要或者说与金钱同等重要的东西。他知道金钱永远不属于他，他也永远不属于金钱，而惟有吃苦与创造，才是历史赋予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当他一旦明白这一点后，内心的一切便都获得了平衡与平静。于是我们看到，在他紧张的工作之余，他的生活便呈现出一种淡漠尘世、超然物外的“悠然南山下”式的情景——
每到星期天，只要不加班，他便提着口袋和菜筐，和住在大山沟里的所有发射卫星的军官们一样，到十几里之外的一个小镇去买菜。部队有时派一辆大卡车去，他就爬大卡车去；有时连大卡车也没有，他就自己走路去。走路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从小就走路，早就习惯了。而且走路又自由，又安全，不光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还能在路上思考好多问题。因为全家6口人要吃一个星期，回来时各种东西便买了一大筐（当然尽是便宜的），少说也有几十斤。所以有车时，他尽量坐车；没车时，他就背着一大菜筐走路；如果有时觉得实在累了，便在公路边截住一辆老乡的毛驴车，然后给老乡递上一支烟，说上几句话，就可以免费搭乘毛驴车回家。坐毛驴车与坐小卧车当然是两种感觉，可毕竟省力、省时又省钱。他坐在晃晃悠悠的毛驴车上，尽管上校军官服与毛驴车反差太大，让人看起来很不协调，甚至多少有点滑稽——尤其是当毛驴车上载着鸡鸭鹅或者小猪崽的时候。但他不管这些那些，始终平平静静，不惊不诧，没有任何感觉。每次只要往毛驴车上一坐，便先点燃一支廉价的香烟，然后一边用眼睛欣赏着山里的自然景色，一边用脑袋想着自己的事情。等发射场离他越来越近时，他的一个不知什么样的程序，便已在脑子里编好了。
为了尽可能减少家庭开支，同时也为了节省出一些时间，他还发扬了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自己动手，在后山脚下开垦了一块种菜的“自留地”。于是，上班时，他穿着白大褂在机房调试发射卫星的程序；下班后，便挑上粪桶或者扛上锄头，去伺候自己的“自留地”。辣椒、茄子、韭菜、蒜苗，他样样都种。尽管一个上校军官、一个高级工程师挑大粪种“自留地”。在有的人看来总有点“那个”，但他不管这个那个，只要能解决他的实际困难，比什么“面子”都重要。何况，在西昌发射基地，营、团甚至师级干部挑大粪种菜地的大有人在，他一个埋头干活儿的技术干部，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当然，随着岁月在大山沟里一年一年地过去，他生命的年轮开始以倒时制在作着计算，他内心难免不产生种种顾虑。当年同他一起从地方部门到西昌发射基地的16名同志，大部分都因各种原因先后离开了部队，剩下的几个人也在做着准备离开部队的打算，惟有他，似乎顾不上或者说还没有勇气来考虑这个问题。他对此虽然有些想法，却感到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问题，沉重得令他简直不知到底应不应该考虑和如何来考虑。要是提出走，他觉得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张口，因为西昌的卫星还没上天，自己在计算机软件方面，是专家，是脊梁，是骨干，是每天只要一到机房就难以离开一旦离开就不行的那种人。再说各级领导对自己也很关心。若是不走，继续留在部队，三个孩子假如都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万一有一天部队不需要自己了，一声令下，叫转业重新回地方去，又怎么办？因为部队就是部队，不是养老院！
但最令他一想起就揪心和难受的，还是他那跛脚的儿子。
人生的路本来就难走，儿子成了残废，将来怎么去闯荡社会？他为此常常深感不安。他曾多次找过中医，想用廉价的药方为儿子治愈那仅仅短了4公分的左脚。可中医无效。他又找到西医，西医说办法是有，那就是趁孩子小，用做手术的办法强行把孩子的腿拉长4公分！
可如今多年过去了，孩子腿上那短短的4公分依然还是没有拉长。因为他打听过了，要做手术拉长那短短的4公分，大约需要4000块钱！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挂在天边的梦！多年来，他连维持全家基本的生活都有困难，哪里可能拿得出4000块钱？即便他就是想去挣点钱，但长年闷在大山沟里编程序，连一个可能的机会也没有啊！
因此，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常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等通信卫星上天后，一定要到成都或重庆去找上一家医院，为孩子做个手术。哪怕就是借上4000块钱，也要把儿子腿上那4公分拉长！
14.死去的与活着的
生活中有专门为人看病的医生，发射场上也有专门给火箭检查身体的专家。发射团的谢梦锦，就是一位专门给火箭检查身体的专家。可他自己的身体早就出了问题，却一点也不知道。
谢梦锦是上海人。或许父辈的日子过得太苦，当他还躺在母亲的子宫时，父亲便为他想好了一个吉祥的名字——谢梦锦——锦上添花，锦绣前程！可他刚刚坠地时，小拳紧握，两腿乱蹬，第一声啼哭便惊心动魄——邻居们听了，都说他是在拼命地又叫又喊：苦啊苦啊！
他说过，他是在妈妈的童话里长大的。他的童年，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梦。即使很多年过去之后，他也无法忘记上海外滩那块浅浅的草地：夕阳下，晚风里，妈妈领着他放风筝，惠特曼的诗句像块绵绵的软糖，从妈妈的嘴里缓缓流进他的心窝——走呀，向着那无始无终的地方走去；不要观看任何地方任何东西；只要看你可以到达而且可以超越的东西；不要想到任何时候；只想到你可以到达而且可以超越的时间；他三岁的小腿踩着摇晃的人生，好奇的双眼在天空任意放飞。
不要上下观望其他道路；只注意伸展在你面前等待你的那一条；不要注意任何人任何神的存在；只注意你同样可以到达的境界。
旗帜样的风筝牵着他不停地往前走呀走，他每个步点踩着的，仿佛步步都是生命欢乐的窝。那时，天空在他眼里还是一个好玩的氢气球，直到后来他和他的战友们在戈壁滩上将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托举上天时，他才热乎乎地感到，他的生命其实早已属于那片天空。
为了那片天空，当不少人正忙着用“打、砸、抢”的方式闹“革命”时，他却坚定地走出了上海船舶学校的大门，跨进了大漠深处的火箭发射场。那个时代的青年，谁的心里不是一个梦幻缤纷的世界！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他刻苦学习技术，拼命强健体魄，青春和梦幻，始终与千里大漠苦苦相依。但大漠没有女人，爱的艺术已被遗忘，他30岁已经出了头，还顾不上找老婆。
后来，他又从戈壁来到西昌，分在了他熟悉的发射团。闲暇时，他最喜欢站在发射架上看地，而他最爱向人说起的，是那个许多中国人都曾经历过的夜晚：电视里中日或中美女排正打得难分难解，突然间转播信号却突然中断，随之一行字幕赫然推出：卫星租用时间已到！他说他看了后在精神上就像犯了一场大病，肚子里也总有气，鼓鼓的。于是，为了通信卫星能早日上天，他恨不得把一天当作两天用，一人分成两半使。
可远在上海的父亲偏偏在这个时候患了食道癌！他是发射团的主任工程师，是负责测试检查火箭的指挥员，那段时间里他根本无法离开发射场。等他忙完回到上海后，一切都已经晚了。
那是个阴冷的傍晚，他一到家门口，便愣住了：妻子靠在冰凉的石库门上，臂缠黑纱，泪水涟涟，痴呆的双眼正焦急地望着远方；女儿趴在桌上睡着，手中的铅笔折成了两节，眼角还挂着泪痕；白发苍苍的母亲躺在床上，嘴里发出带痰的喘息；窗前的供桌上，是父亲那气息可闻的骨灰盒。他一下扔掉手中的提包，扑通一声便跪在了父亲的灵前……
爱，重要的是在一起。可他匆匆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后，又要忙着离开家门。十年来，妻子带着一个女儿和婆婆公公在一起，又要伺候两位老人，还要哺养孩子，每晚都要忙到12点，第二天5点还要起床赶到几十里之外去上班。一个娇小体弱的上海女人，年年岁岁，日日月月，早出晚归，忙里忙外，日子过得该有多苦！可早已习惯了的妻子已懒得再说什么，只是在他离家的那个夜晚，第一次没去送他。后来他曾这样说过，没办法，军人就是军人，即使满嘴含着黄连，也只有将它嚼碎咽进肚里。
回到部队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喉头开始隐隐作疼，有时连吃饭喝水都有一种阻塞感。这种现象到底持续多长时间了，他也说不清楚。渐渐地，他连饭也不怎么咽得下去了，还常常通夜失眠。于是他开始狠劲儿抽烟，开始用手指恶狠狠地抠着喉咙拼命地往外吐。直到后来病情恶化，情况实在不妙，他才利用在上海开会的一个机会，在妻子的强烈逼迫下走进了医院。
经检查，他被确诊为食道癌！而且，早已到了晚期，连手术的机会也失去了！
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二十年的匆匆忙忙，二十年的苦苦拼搏，现在终于结束了，他，也总算歇了下来——尽管结束在医院里，歇脚在病床上。他用二十年的时间转了一个大圈走完了一生的旅程，最终又回到了他人生之初的上海。但他生命的小船再也撑不动了，再也撑不动了！
其实，病魔早就向他伸出了黑手，可多年来，为了卫星，他忙惯了，累惯了，也苦惯了，因而忙、累、苦，也就成了习惯，成了自然。而他对自己的身体，从来就不在乎，也顾不上去在乎。更何况，他是一个善于把浓浓的苦难化作淡淡梦境的人，一个向来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是发射团的主任工程师，是测试检查火箭的专家，火箭上的每一根导线、每一块元件、每一个插头、每一颗螺栓，他都必须组织和参与成百上千次的测试和检查。倘若留有一丝隐患，则上天后的火箭随时都会毁于一旦！
当然，假如他换一种活法；假如他改变一下习惯；假如他不是长年在山沟而是一直在上海；假如他不是整天忙于检查火箭而是哪怕抽上一个小时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假如所有的假如都不是假如，那么他生命的乐章会不会另起一段？然而，命运拒绝假如。谢梦锦就是谢梦锦。他早就说过，世界是大家的，人人有份。我拼命工作，只不过是要尽到我自己的那份责任——是的，责任这东西，足以压垮整整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