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现在的他，却躺倒在了病床上。一开始，他妻子没有告诉他真情，后来他还是知道了。他天天缠着医生，硬是说自己没病，肯定是哪儿搞错了！当医生安慰他好好养病时，他明白了，然后苦苦哀求妻子，把他送回部队去。他说，就是死，我也要死到发射场！妻子当然不会同意。于是，他每日躺在床上，望着天窗，像一位冻僵的老人，默默回忆着童年的大雪，全身的每块骨头，似乎都在发着痛苦的呻吟。他真想大哭一场，却不能哭，只有晚上捂着被子偷偷抽泣。每一行泪水，仿佛都是一条伤心的河！但到后来，他再也不闹了，也不流泪了，对死亡仿佛报以温柔的向往和默默的等待。当西昌基地的领导和战友们去看他时，他只问有关卫星和发射场的情况，别的什么也不提；甚至当亲人们用真诚的欺骗来宽慰他时，他悲哀的脸上还戴着微笑的面具。
或许，他想到了诗人斯蒂文斯的话：“死亡是美的母亲。”或许，他想到了“黑洞”物理学家的话：“没有死亡的生活，仿佛一幅画没有框架。”或许，他想到了神学家蒂利克的话：“如果一个人不能死，那他还能活吗？”当然，或许他什么也没想，惟一让他感到牵挂的，是卫星，是发射场，是他的母亲、妻子以及年仅几岁的女儿！
那是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缀满星星的夜空像个忧伤的祭坛，喧闹了一天的上海出奇地静。他的眼睛微微睁了一下，像要寻找什么。他的母亲轻轻走进他的身旁，无语，无泪，只默默地望着他，像儿时望着他熟睡在摇篮。妻子也伏下身来，拉住了他的手。可他刚一抬眼见到妻子，又忙愧疚地闭上了眼睛。他当然记得他与妻子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的冬天。那天，当他第一眼看到年轻漂亮的现在的妻子时，一下便感到自己过去的日子尽是一片荒凉。妻子是“右派”的女儿，从小很苦，刚上中学时，便开始天天替父亲写检查。15岁下乡到农场砖瓦场，干了整整7年，才病退回上海当了一名泥瓦工。结婚时，他曾发誓要给她幸福，没想到如今给她的，却是永远的痛。妻子带着女儿和父母一直挤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盼望他能早点转业回去，好分到一间小房。可他为了让民族在太空争得一席位置，至死也未给妻子筑起一个爱的小窝。
这时，刚做完作业的女儿也来到了病房。女儿一见到他，便哭着叫了一声：“爸爸！”然后扑通一声跪在了床前，抓住他的手凄凄地说：“爸爸，我一定好好听话，好好念书……”他全身猛地一阵颤抖！他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他最喜欢的，除了宇宙，就是孩子！可他每次从部队休假回家，女儿从不叫他“爸爸”。他为此很伤心，悄悄对妻子说，女儿对他没感情。现在，他终于听到了女儿那甜甜的“爸爸”声，欣喜得嘴唇发颤。但他连答应女儿的力气也没有了！
其实，女儿对他极有感情。在他生病住院的这段日子里，他不愿让女儿看到人生的残酷，所以总不肯让妻子带着女儿来医院。可女儿每晚都要搂着他的照片才能入睡，而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问：“爸爸呢？”平时，女儿最不愿听到的就是有人说她没有爸爸，只要一听到这话，女儿便总是骄傲地对人说：“等到国庆，我就有爸爸了！”因为十年来他每次回家休假几乎都选在“国庆”。可以后，女儿再也没有“国庆”了。
此刻，也许是女儿的叫声感动了死神，他本已闭上的眼睛又睁了一下，终于看了女儿最后一眼。接着，他的手在床沿摸索着，突然一下举起一张卡片！那是一张纯白色的卡片，没有字迹，没有数码，连一个细小的痕点也没有。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举在空中，像是举着一段空白的人生！
他要让女儿填写什么吗？他要女儿填写什么呢？
他去世后不久的一天，他妻子专门去了发射场。他生前曾对妻子说过：“有空了去发射场看看，到时别忘了把我的魂带上。”于是妻子去了，流着眼泪清理了他的每一件遗物——除了技术资料，妻子只发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惟一的一笔存款：90元钱的国库券！他妻子离开发射场时，留下的话是：“谢梦锦一辈子拼得太苦，现在去了阴间，应该找块地方好好歇歇了。我要专门去苏州为他买上一块墓地。不管几千元，一定要买！”她还谈到了女儿，说女儿现在一天说不上几句话，很想爸爸！不过，也许等她长大了，就什么都淡漠了，什么都忘记了。
这一切，能淡漠，能忘记吗？
15.发射即将来临
1983年8月12日，发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最后决定：1983年底至1984年4月初，在西昌发射同步通信卫星19月8日，国防科工委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递交了关于发射卫星的请示报告。10月9日，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审阅并批准了这一报告。为确保发射成功，西昌基地很快成立了发射现场指挥部。发射指挥长就是西昌基地的司令员王世成。
王世成是西昌基地的第二任司令员，由于几十年来一直拼命奔波于各个发射场，搞得心脏就像一部长年不停的发动机，心血管早就累出了毛病。几位著名的心血管专家几次将他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后，为他诊断的三条病因是：高原缺氧；长期疲劳；睡眠不足。所以他人还未到西昌，专供他使用的氧气瓶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
可他一到西昌，屁股还没坐热，就开始满发射场地跑，搞得小护士只好抱着氧气瓶跟在他的后面一个劲儿地追。
1983年9月13日，“长征3号”火箭和“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从北京安全抵达西昌。王世成代表西昌基地正式办理了接交手续。10月27日，张爱萍从北京飞往成都，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情况汇报。10月28日，张爱萍又亲临发射场检查工作，并反复告诫参试人员说：“一定记住，淹死的，不是不会水的！”
12月底，卫星和火箭相继完成了在技术阵地的测试工作，共排除了卫星方面的故障25个，火箭方面的故障89个。1984年1月1日9时，“长征3号”火箭转到发射阵地。当日下午，指挥部在发射架下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两天后，“长征3号”火箭便高高地屹立在了发射架上。于是，人们关注的目光，开始集中在了发射场。
负责发射系统工作的，是副指挥长侯福。侯福是西昌基地的副司令员。火箭卫星抵达发射场后，他的觉就睡不安稳了。
现在，火箭卫星又转到了发射阵地，患有心脏病的他，把救心丸都随时放在了身上。
在中国走向太空的路上，侯福称得上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兵了。他5岁便随父亲一路要饭闯关东，16岁便当了骑兵。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负伤，左脚成了残废。1958年夏，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不久的他，被送进北京一所秘密学校指挥班学习发射导弹。1959年秋，学业期满后，他一瘸一拐，去了酒泉发射基地，担任了发射团的副参谋长。1966年，为了发展中国的中程导弹，上级决定由他负责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型的竖井发射场。他二话没说，当即便迈动残腿，率部踏上了长白山那千古洪荒的冻土地带。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漫天的红色风暴席卷全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谬论泛滥成灾，正常的科研秩序已被完全打破。可他一走马上任，便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没房子住，他就住进一间猪圈里，顶上用牛毛毡一盖，地上用稻草一铺，四周的墙壁用稀泥一糊，被子一扔，倒下便睡。长白山的冬天，气温低达零下43摄氏度。猪圈四面透风，犹如冰窖，他常常睡到半夜就被冻醒。冻醒后干脆再也不睡，点燃蜡烛看图纸。
一次，一队红卫兵冲进了正在施工的工地，硬要施工的人员去“闹革命”。他闻讯后赶到工地，拨开人群一步跳到车上，大声问道：“谁是红卫兵的头头？”“我就是！”一位小白脸挺胸站了出来。“我是这儿的最高指挥官，”他拍了拍胸脯说，“我现在宣布，从今天起，任何人不得跨越这儿一步！若是有人胆敢违抗，我就打断谁的腿！”说完，“刷”的一声，竞拔出了锃亮的手枪！从此，再也没人敢去工地“闹革命”了。
三年后，一座新型的竖井发射场大功告成。然而，就在1969年深秋的一天，有人却突然跑来通知他：速回戈壁参加“清队学习班”。这一年，美国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发射成功，三名宇航员登上了月球。他却一脚跨进了牛棚。在蹲牛棚期间，他们的伙食常被管理人员贪吃。他为此十分恼火，找到管理员说：“我们要自己成立炊事班！”对方冷冷一笑：“好啊，谁来当班长？”他胸脯一拍：“老子来当！”结果，他真的当了炊事班长。
在这段他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里，他的神经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常常在晚上对着夜空拼命吸烟，仿佛人间的辛酸苦辣，他都要全部吸进肚里。他还成天骂人，骂鸡骂狗，骂天骂地，有时睡到半夜，也会突然坐起，张口就骂。有时闲着无聊，他便提着一个菜篮上街买菜。可等他提着菜篮在街上转了一圈之后，提回来的仍是一个空空的菜篮。也许是他当过骑兵的缘故，他还喜欢靠在墙根一边晒太阳，一边掌鞋。一把锤子，一盒钉子，整天敲得当当响。不管是好鞋还是烂鞋，他都要拿出来敲打几下。
像一名待命的将士，随时作着远征的准备。以致当有人问他小女儿：“你爸在部队是干什么的？”女儿回答说：“掌鞋的！”
直到1974年，他这个所谓的“特务”才终于接到了平反通知书，去山西的一个发射基地担任副部长。等三发导弹一上天，他又于1976年来到了西昌。他对部队的管理一向很严，对西昌发射部队的管理就更严。因此，西昌基地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相当严厉的人，而且脾气大得吓人！一位老干部说：“侯副司令发起脾气来，像一门冲天大炮！”他的老伴说：“文革中，他一发起脾气来，见了石头都要踢两脚；要是骂起人来，连老天也能骂个窟窿。”他女儿说：“我爸发起火来，一拳都能将电话砸烂！”他自己也说：“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脾气厉害。不过，我的脾气是有历史的。”
在朝鲜战场上，一个连长晚到了5分钟，他让这个连长在坑道里站了整整一个通夜；从朝鲜回国不久后的一天，一个地方的干部骂警卫员是“土匪”，他上去一拐子就将那人打翻在地。为此，他挨了个记过处分。他到西昌后发现一个团站因管理不严，翻了车，死了人。他让连以上的干部直挺挺地站在火辣辣的太阳下，进行集体训话。几十个干部除了呼呼的出气声，没人敢吭一声。事后，从团到连，他一家伙就撤掉了好几个。一位团职干部在机关大院采摘黄果兰时，竟连花带枝一起折断。被他碰见后，他先将这个干部狠狠训斥一顿，然后再罚这个干部在太阳下站了一个小时。在选择西昌一级火箭的落点区时，视察的飞机必须贴着云雾缠绕的山顶反复盘旋，因而危险性很大，下属们坚持不让他上飞机。他一下就火了，手中的笔记本一甩，说：怕个尿！死了不就100多斤肉！说着，推开众人，登上飞机，将背包带往自己腰上一系，然后一边趴在舱口察看地形，一边用手抠着脚丫。
然而，厉害只是侯福的外表。一位跟随他多年的秘书说：
“侯副司令很像美国的巴顿将军，带兵严，用兵狠，但爱兵真！”真正熟悉了解他的人也说：“别看侯副司令外表厉害，其实，他是关公脸，菩萨心！”事实的确如此。你若与他聊天，他会亲手递给你一个苹果或者一个橘子，说：“吃，不吃白不吃！”你若与他同在食堂吃饭，或者一起散步，他会笑呵呵地问你：“老家地瓜够吃吗？”
“昨晚又想媳妇了吧？”一次，他老家东北来了人，说家乡收成不好，想请他想法帮忙买几十吨化肥。他说：“我是搞导弹的，又不是造化肥的。你们当领导的是干什么吃的？”可第二天他就到处托人找门路想办法，还是给搞到了化肥。去年的一天，他在发射场处理一个紧急情况，已过中午1点了，一位战士给他送来一碗水饺。正忙得焦头烂额的他一下火了：“吃什么屁水饺？去去去！”第二天，他突然想起了这事，忙给那个连队的指导员打电话说：“请一定转告那个小战士，就说我昨天的态度不好，向他赔礼道歉，请他原谅！”所以，他给官兵们的印象是：既可亲，又可怕！
现在，火箭和卫星全都转到了发射阵地，侯副司令员那本来就缺少笑容的脸上就更显得严峻了。他和参试人员一起，经过约20天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火箭卫星的测试检查，并对出现的49个故障做了妥善处理。
至此，卫星发射前的所有工作全部准备就绪。于是指挥部决定：1月26日晚正式实施发射！
16.远离发射场的女人
1984年1月26日，无疑是西昌发射场所有人员最为关注的一个日子。而以另一种感情和另一种方式关注这个日子的，还有那些远离发射场的女人！她们虽然都不在发射场工作，甚至大多数人连发射场看都没看过一眼，可她们所付出的心血，应该说与西昌基地的官兵们具有同等的分量。